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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全运会最火爆的苏炳添基本上能拿到30万奖金。苏炳添拿30万和他的贡献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东京奥运会他曾跑出9秒83的成绩震惊世界田坛，虽然最终没拿上奖牌，成绩也在10秒以内。而男子百米作为一个特殊项目绝不是非要奖牌才能证明其价值，苏神的广告收入要超过大多数奥运冠军。而苏炳添与全红婵毕竟有浓重的奥运效应，与一般全运会金牌运动员收入还是大不一样的。
而普通全运会冠军的奖金至今没有确切数字，最近可参照的只有第十一届全运会，部分省市对金牌获得者奖励金额为：江西25万、福建30万、山东25万、云南23万、贵州20万、重庆20万、广东约30万元，上海约23万元、北京约25万元、甘肃25万元、湖南30万元。这毕竟是12年前的数字了，现在肯定大幅度提高了，因为我们普通人的收入比起12年前也有大幅度提高。前几年我和北京男排的几个主力一起坐飞机观看国安的亚冠比赛，他们刚刚拿了全运会冠军，我斗胆问了一位主力的奖金，他说80万，再加平时与女友的积蓄也使他在婚前可以买到南四环的房子（当时房价远没有现在高）。
运动员的青春饭很重要，尤其不是热门项目，能有大笔收入的也就是全运会的金牌，他们多拿也是应该的。只要照章纳税为共同富裕做出贡献就是好事。
当然今天的富足也是前辈人努力的积淀，说起62年前的第一届全运会，其奖金让当代人难以相信，奖金多少呢？基本是零。
1959年时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也是三年困难的第一年，全运会就节缩一切开支，各省市也没有奖金的预算。
（第一届全运会周总理与姜玉民）
像第一届全运会姜玉民获得女子100米、200米、400米冠军，之后再也无人有这个记录，而且她的100米成绩位列当年世界第6名。当时的姜玉民也如同今天的苏神一样大红大紫，囊括三项冠军实在了不起，连周恩来总理在她最后一项400米比赛前都对她说：“我来掐表。”如此优异成绩，姜玉民只是受到了表扬，没有任何奖金。
（50年代国脚张宏根与妻子国家体操运动员孙孝贞）
首届全运会还有为国家队比赛牺牲地方队利益的，而且无条件服从。北京足球队获得了1957、1958连续甲级联赛冠军，1959年获得全运会冠军是大概率，因为是国家红队从匈牙利留学归来都留在北京队，由于要去东欧参加比赛，打全运会只能由青年队取代。当时头号球星张宏根很遗憾没能参加全运会，但他的女友后来的妻子孙孝贞作为体操裁判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谈起那个全运会的奖励，她说：“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奖金的。无论是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都如此，我们至今没觉得亏，当时国家有困难，和老百姓同甘苦是义不容辞的。”
（第一届全运会北京足球队获得季军，后排右2为队长关仁卿）
第一届全运会北京足球队队长关仁卿是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抽调上来的，那一届有很多像钟南山和他一样的运动员来自大学。虽然北京队获得季军，但没有奖金，唯一的福利是吃饭、运动服不交钱。不过运动服离队时要交回，如果请求留作纪念，也可不交。这就是全部额外的好处。他笑着回忆：“那时觉得挺正常的，什么都没有想，只想给北京、清华争光，劲儿滿满的。”关仁卿打完全运会又回清华大学读书，后来成为水电方面的大专家。
（第一届全运会北京代表队男旗手李隆）
北京篮球运动员李隆如今是篮球文史专家，第一届全运会他还担任北京运动队旗手，他的记忆更清晰，他说当时他是青年队的，工资才30多元，大一些的球员基本都四五十元，虽然获得亚军也没有任何物质奖励，而且因为全运会期间提供伙食，所以从工资里还要扣除20元。
（后排右一为黄频捷）
北京篮球运动员黄频捷18岁参加了第二届全运会并获得冠军，他回忆冠军也没有奖金只有荣誉。到第三届全运会他已经是国家队队长了，获得全运会亚军也是0奖金。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他1987年带领头年还降级的北京女篮获得第6，那时开始有奖金了，也就一二百元。
老一辈运动员看到新一代运动员因成绩好得到高额奖金也替他们高兴，毕竟有了与贡献相配的报偿。而对没有奖金的年代没觉得亏，因为就是和国家一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追忆那个年代的体育人其精神可嘉，但也正如小平同志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运动员的青春饭很重要，尤其不是热门项目，能有大笔收入的也就是全运会的金牌，他们多拿也是应该的。只要照章纳税为共同富裕做出贡献就是好事。
当然今天的富足也是前辈人努力的积淀，说起62年前的第一届全运会，其奖金让当代人难以相信，奖金多少呢？基本是零。
1959年时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也是三年困难的第一年，全运会就节缩一切开支，各省市也没有奖金的预算。
（第一届全运会周总理与姜玉民）
像第一届全运会姜玉民获得女子100米、200米、400米冠军，之后再也无人有这个记录，而且她的100米成绩位列当年世界第6名。当时的姜玉民也如同今天的苏神一样大红大紫，囊括三项冠军实在了不起，连周恩来总理在她最后一项400米比赛前都对她说：“我来掐表。”如此优异成绩，姜玉民只是受到了表扬，没有任何奖金。
（50年代国脚张宏根与妻子国家体操运动员孙孝贞）
首届全运会还有为国家队比赛牺牲地方队利益的，而且无条件服从。北京足球队获得了1957、1958连续甲级联赛冠军，1959年获得全运会冠军是大概率，因为是国家红队从匈牙利留学归来都留在北京队，由于要去东欧参加比赛，打全运会只能由青年队取代。当时头号球星张宏根很遗憾没能参加全运会，但他的女友后来的妻子孙孝贞作为体操裁判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谈起那个全运会的奖励，她说：“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奖金的。无论是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都如此，我们至今没觉得亏，当时国家有困难，和老百姓同甘苦是义不容辞的。”
（第一届全运会北京足球队获得季军，后排右2为队长关仁卿）
第一届全运会北京足球队队长关仁卿是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抽调上来的，那一届有很多像钟南山和他一样的运动员来自大学。虽然北京队获得季军，但没有奖金，唯一的福利是吃饭、运动服不交钱。不过运动服离队时要交回，如果请求留作纪念，也可不交。这就是全部额外的好处。他笑着回忆：“那时觉得挺正常的，什么都没有想，只想给北京、清华争光，劲儿滿满的。”关仁卿打完全运会又回清华大学读书，后来成为水电方面的大专家。
（第一届全运会北京代表队男旗手李隆）
北京篮球运动员李隆如今是篮球文史专家，第一届全运会他还担任北京运动队旗手，他的记忆更清晰，他说当时他是青年队的，工资才30多元，大一些的球员基本都四五十元，虽然获得亚军也没有任何物质奖励，而且因为全运会期间提供伙食，所以从工资里还要扣除20元。
（后排右一为黄频捷）
北京篮球运动员黄频捷18岁参加了第二届全运会并获得冠军，他回忆冠军也没有奖金只有荣誉。到第三届全运会他已经是国家队队长了，获得全运会亚军也是0奖金。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他1987年带领头年还降级的北京女篮获得第6，那时开始有奖金了，也就一二百元。
老一辈运动员看到新一代运动员因成绩好得到高额奖金也替他们高兴，毕竟有了与贡献相配的报偿。而对没有奖金的年代没觉得亏，因为就是和国家一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追忆那个年代的体育人其精神可嘉，但也正如小平同志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