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腿边掠过，那些银色的小生命让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她曾经在缅因州冒着酷寒长时间地观察海鸟，被冻得全身麻木，最后被人背离海边。她经常要用显微镜观察海洋微生物，工作结束之后，哪怕是在深夜，她也要拎起小桶、打着手电，小心翼翼地走过盖满藤壶的礁石，把那些小生灵送回家。她经常在退潮后钻进海边岩洞探访生命的奥秘。甚至在生命垂危之际，她还执著地请求多萝西：“你能否帮助我在八月的月光下、潮水最低之际，找一个仙境般的岩洞？我依旧渴望着再试一次，因为那种记忆太珍贵了。”
[25]
卡森认为，自然界里充满了奇迹，许多奇迹并非发生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而是就在我们的身边。人们之所以不能发现自然的奇妙，除了人过于自大、把自然仅仅当作工具和对象化的自我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之外，还因为许多人的感官已经尘封、麻木，感觉能力已经退化。只有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真诚的爱，忘我地、甚至是无目的地感受自然，不断开发人的感觉潜能，人们才能感悟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奇特的自然美。卡森还指出，不仅要永葆好奇，还要尽可能忘却自我，忘掉社会化强加给我们的种种面具和伪饰。“当我们带着太多人类生存的装饰走进海洋世界的大门，我们的耳朵就会失聪，听不到大海高尚庄严的声音。”
[26]
卡森作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主要在于它们所蕴涵的生态哲学思想。卡森的作品之所以引发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响,更主要的原因是她“质疑了我们这个技术社会对自然的基本态度”
[27],揭示出“隐藏在干预和控制自然的行为之下的危险观念”,
[28]“警告人们缺乏远见的用科技征服自然很可能会毁掉人类生存所有必需的资源,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29]
总之,卡森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原有的自然观,促使他们建立起全新的生态思想。这才是她取得巨大成就、产生深远影响的深层原因。
卡森最重要的生态思想是其生态整体观。著名生态文学研究专家劳伦斯·布伊尔特别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卡森超越了人类中心的自然观，她是从生态整体的宏观的立场出发来审视和表现自然的。在卡森看来，要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必须在“整个共同体的层面、在全球主义的责任义务的层面进行，针对整个环境系统，而不是局部的特殊问题”。
[30]
早在1937年发表的《海底》里,卡森就提出了贯穿她全部作品始终的生态整体论思想:大自然是一个严密的大系统,任何一种生物都与某些特定的其它生物、与其生存的环境有着密切的不可人为阻断的关系。破坏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联系,必将导致一系列关系的损坏甚至整个系统的紊乱。卡森以海底生物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例解释道:“海水接受了来自大地和天空的简单物质,将它们储存起来；春季阳光的照射使海水的能量越积越多,直至唤醒沉睡的植物；植物充满活力的生长为饥饿的浮游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浮游生物又成为鱼群的捕食对象；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将在大海所需要的不可抗拒的法则作用下，再次融解为组成它们的基本物质。单个物体都将消失，只能以某种物质不灭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在不同的化身里重现。”
[31]
在《寂静的春天》里,卡森再次重复了这一核心思想:“地球上的植物是生命大网络的一部分,一种植物与其它植物之间、植物与动物之间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联。……如果我们还打算给后代留下自然界的生命气息,就必须学会尊重这个精美细致但又十分脆弱的自然生命之网,以及网络上的每一个连结。”
[32]
“我们不能只要其中的一些,而用强力压抑、消灭、扭曲、改变另一些,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必将影响和毁坏更多的东西,包括我们所喜好的东西……我们必须明白这些后果。”
[33]“自然界任何东西都不是单独存在的。”比如,“地球的淡水就是一个大的系统,所有在地表流动的水,都含有曾经是地下水的部分。污染了一个地方的地下水,实际上就是污染了所有的水。”“水系统被污染,意味着地球上所有生物都要受到污染。”
[34]
卡森的所有作品都在告诫人类,我们必须学会从整个自然系统及其内在规律看问题，必须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终极尺度来衡量自己，来约束自己的活动。
在自然这个大系统里,人类只是一个部分，是巨大的生命链条中一个环节。正因为如此，像所有生态哲学家一样，卡森坚决反对支配了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她指出，“犹太－基督教教义把人当作自然之中心的观念统治了我们的思想”，于是“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就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
[35]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无知和狂妄,最明显地表现在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叫嚣和行径中。令卡森特别愤慨的是，无论她和其它生态学家如何痛心疾首地呼吁，这种征服自然的行径仍然盛行，而且还愈演愈烈。“我们还在使用‘征服’这个词。我们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我们只是巨大而不可思议的宇宙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今天显得尤为关键，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人类具备了能够改变并摧毁自然的决定着整个星球之命运的能力。然而，既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它的反自然的战争必然也是针对自己的战争。”
[36]
人类能力的急剧膨胀，“是我们的不幸，而且很可能还是我们终极的悲剧。因为这种巨大的能力不仅没有受到智慧的调和，而且还以不负责任为其标志。只有很少人意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意识到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就是毁灭人类自己。”
[37]
卡森坚定不移地认为,只有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征服、统治自然的权利，才能真正拯救这个星球和属于它的所有生命。
卡森对人类脱离自然的文明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人在他自己发明的人造世界里走得太远了。他用钢筋混凝土造就了城市，把自己与大地的真实、水的真实和发芽的种子的真实隔离开来。陶醉于对自身力量的良好感觉中的人类，看来正在毁灭自己和世界的实验道路上越走越远。”
[38]
晚年的卡森不断强调真正的文明是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文明，她断言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够既对生命发动残酷的战争而又不摧毁自身、不丧失文明的资格”。
[39]“只关心人与人的关系的文明决不是真正的文明。重要的是人类与所有生命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我们的时代被悲剧性地忽视了，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正在利用技术向自然界开战。是不是任何文明都要这样做？是不是要坚持所谓文明的这种权利？这是值得追问的真问题。默许不必要的破坏自然，无视自然饱受磨难，人类的精神就会沦丧。”
[40]
卡森敏锐地意识到，征服自然与征服人有着密切的联系，破坏自然美与人的精神沦丧有着密切的关系。她指出：“长期栖居在自然的美丽和神秘当中，没有人能够不深入地思考，不追问那些往往是没有答案的问题，不努力获得某些哲学的理解。……我相信，在任何个人或任何社会的精神发展过程中，自然美都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我相信，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毁掉了自然美，只要我们用人造的、手工的东西取代了自然物，我们都会在一些方面阻碍了人类精神的发展。”
[41]
卡森反对人们在对待人和对待其他生物这两个方面持双重标准。她指出，滥杀动物意味着对所有生命的蔑视，很可能进而导致人间的暴力和杀戮。“无论是以人还是动物为牺牲品——我们都无法指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在这两个方面不能有双重标准。在那些以杀戮生物为乐的人群当中，我们不能得到和平。任何炫耀和容忍这种愚蠢的杀戮之乐的行为，都将导致人性的退化。”
[42]
早在1953年，卡森就提出了与当今的生态发展观十分类似的观点：“国家真正的财富是地球的资源——土壤、水、森林、矿藏和野生动植物。既要为当代人的需求而利用它们，又要为后代人的生存确保资源，这就需要在最全面的研究之基础上制定一套周密平衡的、可持续的计划。”
[43]
卡森认为，美国的富裕文化和消费文化是竭泽而渔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她警告道“我们大多数人至今仍然相信我们的国家会永远富裕……这是一个让普通美国人感到舒服的梦。然而，这却是一个荒谬的梦，一个危险的梦。”
[44]
卡森的这一观点不仅与当今世界对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界定一样——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45]；而且还强调了生态平衡与可持续性。这种强调实际上为发展设定了必要的限制，那就是：发展绝非无限的，不能无限度地满足当代人的所有需要，限度就是能够保持生态平衡和能够保证人类的永续存在。卡森的发展观已经超越了可持续发展观，并与当代的生态发展观相吻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卡森的远见和超前。卡森的好朋友和编辑布鲁克斯（《寂静的春天》这个书名就是他建议采用的）对她的发展观有明确的认识，他指出：“实际上，她所质疑的不仅是滥用有毒农药，更是工业化和技术化社会在本质上的对自然界的不负责任。她绝不同意这样一种假设，即毁坏自然是‘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
[46]
美国学者塔拉·彼得森和马科斯·彼得森对卡森的发展观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们指出，卡森“提出了一个经过修正的发展观”，她“并没有要求她的读者拒绝发展，而是多角度、系统地重新界定发展”。她认为发展并非一个“经济学术语”，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及其解决之道。在卡森看来，人类的发展之主要目标不是经济不断增长，不是物质不断丰富，而是人性中善良因素的不断加强，是人格的不断完善；而要实现这样的发展或进步，除了在人类社会内部弘扬正义、公平、良知之外，还必须建立、保持人类与自然平等、和谐、友好的关系，没有这样的友好关系，不仅人的身体健康会受到影响，人的心理健康和人格的完善同样也会受到伤害，“与自然作战不可能使人性得到健康发展”。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恢复与重建，就成了真正的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卡森的这种发展观是有其哲学基础的。卡森认为，“发展的目的应当在理论上修正为：发现自然的真理”，而自然的真理既包括自然界的活动规律，也包括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的本质属性。她坚信，人的本质的自然属性是“与其他生命形式共处，而不是与其作对”，“人从本性上喜好自然物而不是技术构建物”。人的任何社会属性都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都不应当与此相悖逆。
[47]
卡森的生态思想是人类宝贵的财富。研究卡森的思想、记取卡森的忠告，当代人才有可能真正从生态危机的困境走出来，重建生态平衡，与整个地球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一起持续存在下去。
让我们再听听卡森晚年的忠告和呼吁吧：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一个岔路口,究竟是选择另一条艰难的拯救之路,还是继续加速度地在这条看来平坦的超级公路上奔跑,直到灾难性的尽头?
但愿人类能够随着时间长河的滚滚向前而有所长进。你们这一代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你们这一代必须直面现存的环境问题,而不是无视或逃避它们。你们将勇敢而严肃地承担起你们对自然的重大责任,同时也是光荣的使命。你们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整个人类都要面对挑战——过去从未遇到过的最严峻的挑战。
[48]
1970年，有人开始把卡森称为“现代环境运动之源”，有人更称她为“圣雷切尔”。
[49]
但愿人类真的能够记住这位伟大的“绿色圣徒”的忠告，勇敢而严肃地承担起对自然的重大责任。
[22] Rachel Carson,
The Edge of the Sea,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1966, pp. 11—12.
[23] Rachel Carson,
The Edge of the Se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3, p.1.
[24] Paul Brooks,
The House of Life; Rachel
Carson at Wor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p. 324.
[25] Linda Lear,
Rachel Carson, Witness for
Nature,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97, p. 456.
[26] Paul Brooks,
The House of Life; Rachel
Carson at Wor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p. 219.
[27] Mary A. McCay,
Rachel Carson,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3, p. 80.
[28] Paul Brooks,
The House of Life; Rachel
Carson at Wor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pp.
293-294.
[29] Philip Sterling,
Sea and Earth: The Life
of Rachel Carson,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70, p.
193.
[30]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94;
Craig Waddell,
And No Birds Sing: Rhetorical Analyses of 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85.
[31] Rachel Carson,
Undersea, Atlantic
Monthly, Sept. 1937, p. 325.
[32]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2, p. 64.
[33] Carol B. Gartner,
Rachel Carso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1983, p. 107.
[34]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2, pp. 51, 42.
[35] Rachel Carson, “Of Man and the Stream of
Time” (commencement address, Scripps College, Clarement, Calif.,
1962), Carol B. Gartner,
Rachel Carso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1983, p. 120.
[36] Paul Brooks,
The House of Life; Rachel
Carson at Wor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p. 319.
[37] Linda Lear,
Rachel Carson, Witness for
Nature,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97, p. 407.
[38] Linda Lear,
Rachel Carson, Witness for
Nature,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97, p. 221.
[39] Linda Lear,
Rachel Carson, Witness for
Nature,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97, p. 439.
[40] Paul Brooks,
The House of Life; Rachel
Carson at Wor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p. 316.
[41] Paul Brooks,
The House of Life; Rachel
Carson at Wor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pp.
324-325.
[42] Paul Brooks,
The House of Life; Rachel
Carson at Wor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pp. 8-9.
[43] Paul Brooks,
The House of Life; Rachel
Carson at Wor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p. 155.
[44] Linda Lear,
Rachel Carson, Witness for
Nature,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97, p. 137.
[45]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46] Paul Brooks,
The House of Life; Rachel
Carson at Wor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p. 293.
[47] Tarla Rai Peterson, Markus Peterson,
“Ecology According to Silent Spring’s Vision of Progress”, Craig
Waddell,
And No Birds Sing: Rhetorical Analyses of 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79, 82, 98, 85, 101.
[48] Carol B. Gartner,
Rachel Carso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1983, pp. 100, 121.
[49] Craig Waddell,
And No Birds Sing:
Rhetorical Analyses of 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