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顾彬从高行健和莫言的身上，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和残缺呢？他又是怎样批评这两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作家”的呢？
2013年八月号的香港 《明报月刊》上，刊登了顾彬的题为 《莫言高行健与文学危机》 演说词。这是顾彬应香港岭南大学“五四现代文学讲座”之邀而发表的讲演的录音稿（李浩荣记录）。
这篇演说词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高行健的，谈到了他与高行健的交往以及后者选择“流亡”的动机，批评了高行健的“戏剧创作与戏剧理论”，附带谈论了他的长篇小说 《灵山》；顾彬对高行健的整体评价并不高，但对他的“戏剧理论”比较肯定。第二部分，谈的是“当代长篇小说中的女性问题”，认为很多当代小说家，如高行健、苏童、余华、莫言的长篇小说，都有一个毛病，就是缺乏对女性的正常态度，过于凸显女性的生理特征，忽略了对女性心理和人格的塑造； 五四时代的男作家所写的女性有灵魂，让读者同情，而九十年代的男作家写女性，则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第三部分，是关于“诺奖与翻译”的，他说，高行健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与他的译者马悦然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如果没有葛浩文，莫言也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葛浩文是很好的译者，翻译时不是死死板板一字一句的译，而是概括文意、剪裁、整合、再书写，所以莫言的小说翻译成英文时，有了第二个作者；葛浩文了解中国作家，帮助他们写出了他们想写而没写的话来。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当代世界文学。第四部分，顾彬指出莫言的长篇小说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创造出现代性的长篇小说；莫言小说里没有幽默感，却有太多的仇恨，———在他的小说里，没有爱可言，没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