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我曾为一句话而感到震惊。
还依稀记得在初中时的历史课上，老师站在前排同学座位旁的过道上，滔滔不绝地讲着历史事件，讲着讲着突然说出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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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我曾为一句话而感到震惊。
还依稀记得在初中时的历史课上，老师站在前排同学座位旁的过道上，滔滔不绝地讲着历史事件，讲着讲着突然说出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学习的动力会不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我感到有点儿震惊，就把这句话写在了笔记本上。
为什么会感觉震惊？
平日，大家都说要努力学习，考取好名次，上一所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
读书好的人可以当一个科学家，或成为一个作家，或可以赚很多钱，或可以在人前滔滔不绝，有着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
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句话不同于以上对读书的看法。
这是周总理在少年时期，目睹了中国人在外国租界受洋人欺凌却无处说理的场景，深刻体会到其伯父说的“中华不振”的含义，而后立下的读书之志。
不难想象，少年时期周总理因目睹了那样屈辱的场景而树立了远大的志向。
当今为什么而读书？
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已经不再弱小，那么我们还需要立什么样的志向？又为什么而读书呢？
从世界发展的角度来看，近代以来，人类的知识量空前增加，人类需要掌握的知识也越来越多。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今天的舒适生活和科技进步息息相关，用科技造福人类社会也逐渐成为学习目标的一部分。
但是，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可根据人类意志而被加以利用。如果科技不能受到合理制约与引领，那么其无序发展与过度发展对于人类而言便是一种灾难性的存在。
知识越来越多，查找知识的方法越来越便捷。对于普通人而言，人们可以很快获取信息，却也容易因此迷失在繁杂的信息当中，随波漂流，失去志向。
有的人甚至因知识增加而增长了攀比心理和傲慢心理。梁启超先生将这种问题总结为“智育日进，而德育日退”，并认为政治、社会的败坏源于重功利而轻道德。
因此，现代人读书学习，一方面，为了拓宽知识面，发展科学技术，同时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素养的人。
另一方面，就是要着力解决知识可能带来的负面问题，要正确看待知识，合理引导科技发展方向，而不是被科技所奴役，使科学技术最终主宰了现代人的生活。
那么在知识的海洋当中，如何引导科技的发展方向呢？
道德像一座灯塔，指引着对科学技术利用的方向。“立德”，这也是读书的志向所在。
明代杰出的思想家王阳明曾因触怒宦官被贬至贵州龙场，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环境艰苦，言语不通。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没有气馁，而是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讲学不辍。他告诉大家“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引导老百姓立大志。
他说，志向若没有立定，就好像没有舵木的船和没有衔环的马，随水漂流，任意奔走，不知道最终抵达何处。
而一个人如果立志做圣人，就可以成为圣人，立志做贤人，就可成为贤人了。读书志在圣贤，便可以实现立德树人，以道德承载知识，把道德作为知识的根基。
读什么书能够志在圣贤？
明确了读书之志，那么读什么样的书可以帮我们接近圣贤呢？
其实，中国古人一直以圣贤书作为教材，注重培养人的品德。古代的经、史、子、集等经典之作大多教人们至善的品性，如“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大学》开篇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树立明德至善的崇高目标，接下来告诉我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学次第，这是初学圣贤经典者的入德之门。
如果说《大学》告诉人们学习的方法，那么《中庸》则从理论角度详细阐明通过内心“至诚”达至“中庸之道”的极高道德境界。
《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说上天所赋予的是人自然、固有的本性，统率自然本性的规律即是“道”。而人们在明了这样的规律之后，修习践行“道”，以恢复自然本性即是“教”。
《论语》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善言善行。从第一篇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以看出，古人读书是一种享受，把所学之理运用在生活当中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孔子通过他的教学思想深刻启迪后人要好学深思，身体力行追寻圣贤之道。
《孟子》记载孟子及其弟子关于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集中表达了孟子的仁政主张。比如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告诉梁惠王治国应以仁义，如果从上到下都在谈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
“五经”也汇集了圣贤的智慧。“五经”源自于孔子晚年亲自整理的六部先秦古籍，即《易》《书》《诗》《春秋》《礼》《乐》。
这六部经典著作被后人称为“六经”。其中的《乐》一般认为失传，也有人认为是配《诗经》的乐曲，后来失传了，所以汉代以后“五经”的说法更常见。
《易》阐明天地、阴阳的关系，揭示大自然中不变与变化的规律。《易》在这里指《周易》，《周易》源自卜筮，相传周文王被囚禁的时候推演《易》，后来孔子（一说孔子弟子）作《易传》从而“推天道以明人事”，将自然规律用于阐明人世大道，读之则明了为人处世的方法，使人们在生活中守正顺时，积极进取，防患避祸，并指明人生方向。
《书》即《尚书》，主要记载了夏商周时期圣王贤相的言行，是古代政事记录的典籍，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宫廷文献，相传由孔子选编而成。《尚书》阐明了国无“德”不立，通过呈现其中盛世和乱世治理者的做法，揭示了历史周期兴衰更替的规律，告诫后世“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治国原则。
《诗》也被称为《诗经》，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pìn）牡，展现各地风俗，启发道德教化。《诗经》虽是文学作品，以四言为主，运用赋、比、兴的手法，描写生动，语言朴素优美，富有艺术感染力，内容包括十五国的国风、正声雅乐和祭祀讼诗，但《诗经》绝不止于文学创作，其内容针砭时弊，有着重要的讽喻意义，如有不少篇章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混乱、人民遭受的压迫和痛苦，也蕴含了许多修身治国的名言警句，对于施政理念和社会风气的良性转化有启发意义。孔子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春秋》记载春秋时期二百多年的历史，将褒贬寓于历史事件的记述中。其中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善举，也记载了春秋以来篡君弑父、国家灭亡、诸侯失政等恶行之事。读者读后即能明是非，别善恶。汉代以来《春秋》有“三传”，即《春秋公羊传》《春秋穀（g）梁传》和《春秋左氏传》。其中《春秋左氏传》相传是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著，简称《左传》。后来唐代孔颖达奉敕编撰《五经正义》，选择《左传》作为《春秋》各家解释而作正义。
《礼》原本为《礼》经，在西汉时期被称为《仪礼》，后来在西汉晚期由戴德与戴圣分别将孔子后学对“礼”所作的记汇编成书，分别为戴德的《大戴礼记》和戴圣的《小戴礼记》。《小戴礼记》因郑玄作注，地位日升，简称《礼记》。唐代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选择《小戴礼记》而作正义。《礼记》同《仪礼》及《周礼》三部经典称为“三礼”。
《礼记》主要记载了儒家对于礼的讨论与观点，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以及以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思想和以教化政、大同社会、慎终追远的政治思想。后来“四书”当中的《大学》和《中庸》都出自《礼记》。
中国自古非常强调“礼”对人行为的调节作用，用“礼”规范人的行为从而增强人们的自律意识。“礼”不仅能够规范社会秩序，提高人的修养，相对于在坏事发生之后实施制裁且具有强制力的“法”而言，“礼”还可以防患于未然——通过礼乐教化来化民导俗，使人去恶从善。
除“四书五经”之外，读诸子之书对于提高自身道德水平也是极有帮助的。
比如，老子的《道德经》主张无私、清静、谦让、贵柔、淡泊等因顺自然的德性。在政治上，老子根据阴阳之道和“道法自然”的理念强调“不争而善胜”“圣人不积”，主张无为而治，不生事扰民，反对战争与暴力。
孙子的《孙子兵法》看似纯为用兵之法，实则主张“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告诫统帅“百战百胜”并不是最佳方案，“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作战的最佳选择。
如果说“四书五经”和诸子之书是用来提升人们道德修养的理论，那么历史就是这些经典理论最好的实践证明，因此读历史也是非常必要的。
正因如此，经、子和史的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说很像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现实印证了理论，理论以现实为依托。可见，读圣贤书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解决因知识滥用而偏离正道的问题，在当今社会，还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吸收古代文化中的优秀内容，给予古代经典以正确定位，从而树立文化自信。因而，在现代社会，读圣贤经典仍不失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如果说上述经典篇目繁多，不易阅读，那么想要阅读圣贤经典可以从《群书治要》这部书入手。《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令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人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子中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而成的一部资政巨著。这部书博采典籍六十六部，计五十余万言，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编辑成书。可以说《群书治要》汇集了古代经、史、子的精髓，阅读《群书治要》便可以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致脉络，对于学习古代经典和提升道德修养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本书的写作目的本书汇集了我在读博期间阅读《群书治要》及其他古代典籍时的心得感悟。《论语·学而》中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意思是说，能够尽心竭力奉养父母，能够尽心尽力对待上级，和朋友交往言而有信。如果能做到这些，即使一个人没有很高的学识，他也已经落实得很到位了。
学习圣贤经典与学知识有所区别，学习圣贤经典的目标不完全在于学识渊博，更在于读后能够知伦理、明道德以及明理之后的实践与落实。
中国古人治学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次序。既然读书志在圣贤，那么无论是学习“四书五经”还是学习《群书治要》，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将其中的道理落实在生活当中。
人无根不立，缺乏根基的枝叶花果无法繁茂盛开。笃行就像树根，把经典教导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处事待人接物中，让书本上的内容“活”起来，才是学习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因此，本书的写作既不是研究型的学术写作，也没有对概念和知识点进行总结，亦没有运用华丽的辞藻和专业性的术语以提高文章的美感和格调。我还是希望用有限的篇幅传递出最大的价值，希望读者可以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汲取圣人先贤的智慧。
现代社会中，很多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并不深入：
一是认为传统文化离我们的时代很遥远，学起来用处不大；
二是感觉文言文不便于阅读，难以理解；
三是会普遍认为传统文化看起来不像科学技术一样有缜密的逻辑次序。
针对现代人对传统文化了解有限的现状，我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将名家名言直接拿来奉为信条，而是从生活现实角度出发，论证、说明古人提出的很多道理在当今社会仍切实有效。
用今人的思维感悟古人的智慧，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古代的经典，让那些看起来很遥远且神秘的智慧之言，能够在当今生活中发挥作用。
因本书为对日常随笔的筛选与整理之作，思考过程中尚有诸多不足之处，请各位读者多多批评指正。辛丑初秋于北京燕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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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我感到有点儿震惊，就把这句话写在了笔记本上。
为什么会感觉震惊？
平日，大家都说要努力学习，考取好名次，上一所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
读书好的人可以当一个科学家，或成为一个作家，或可以赚很多钱，或可以在人前滔滔不绝，有着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
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句话不同于以上对读书的看法。
这是周总理在少年时期，目睹了中国人在外国租界受洋人欺凌却无处说理的场景，深刻体会到其伯父说的“中华不振”的含义，而后立下的读书之志。
不难想象，少年时期周总理因目睹了那样屈辱的场景而树立了远大的志向。
当今为什么而读书？
从世界发展的角度来看，近代以来，人类的知识量空前增加，人类需要掌握的知识也越来越多。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今天的舒适生活和科技进步息息相关，用科技造福人类社会也逐渐成为学习目标的一部分。
但是，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可根据人类意志而被加以利用。如果科技不能受到合理制约与引领，那么其无序发展与过度发展对于人类而言便是一种灾难性的存在。
知识越来越多，查找知识的方法越来越便捷。对于普通人而言，人们可以很快获取信息，却也容易因此迷失在繁杂的信息当中，随波漂流，失去志向。
有的人甚至因知识增加而增长了攀比心理和傲慢心理。梁启超先生将这种问题总结为“智育日进，而德育日退”，并认为政治、社会的败坏源于重功利而轻道德。
因此，现代人读书学习，一方面，为了拓宽知识面，发展科学技术，同时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素养的人。
另一方面，就是要着力解决知识可能带来的负面问题，要正确看待知识，合理引导科技发展方向，而不是被科技所奴役，使科学技术最终主宰了现代人的生活。
那么在知识的海洋当中，如何引导科技的发展方向呢？
道德像一座灯塔，指引着对科学技术利用的方向。“立德”，这也是读书的志向所在。
明代杰出的思想家王阳明曾因触怒宦官被贬至贵州龙场，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环境艰苦，言语不通。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没有气馁，而是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讲学不辍。他告诉大家“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引导老百姓立大志。
他说，志向若没有立定，就好像没有舵木的船和没有衔环的马，随水漂流，任意奔走，不知道最终抵达何处。
而一个人如果立志做圣人，就可以成为圣人，立志做贤人，就可成为贤人了。读书志在圣贤，便可以实现立德树人，以道德承载知识，把道德作为知识的根基。
读什么书能够志在圣贤？
明确了读书之志，那么读什么样的书可以帮我们接近圣贤呢？
其实，中国古人一直以圣贤书作为教材，注重培养人的品德。古代的经、史、子、集等经典之作大多教人们至善的品性，如“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大学》开篇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树立明德至善的崇高目标，接下来告诉我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学次第，这是初学圣贤经典者的入德之门。
如果说《大学》告诉人们学习的方法，那么《中庸》则从理论角度详细阐明通过内心“至诚”达至“中庸之道”的极高道德境界。
《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说上天所赋予的是人自然、固有的本性，统率自然本性的规律即是“道”。而人们在明了这样的规律之后，修习践行“道”，以恢复自然本性即是“教”。
《论语》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善言善行。从第一篇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以看出，古人读书是一种享受，把所学之理运用在生活当中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孔子通过他的教学思想深刻启迪后人要好学深思，身体力行追寻圣贤之道。
《孟子》记载孟子及其弟子关于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集中表达了孟子的仁政主张。比如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告诉梁惠王治国应以仁义，如果从上到下都在谈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
“五经”也汇集了圣贤的智慧。“五经”源自于孔子晚年亲自整理的六部先秦古籍，即《易》《书》《诗》《春秋》《礼》《乐》。
这六部经典著作被后人称为“六经”。其中的《乐》一般认为失传，也有人认为是配《诗经》的乐曲，后来失传了，所以汉代以后“五经”的说法更常见。
《易》阐明天地、阴阳的关系，揭示大自然中不变与变化的规律。《易》在这里指《周易》，《周易》源自卜筮，相传周文王被囚禁的时候推演《易》，后来孔子（一说孔子弟子）作《易传》从而“推天道以明人事”，将自然规律用于阐明人世大道，读之则明了为人处世的方法，使人们在生活中守正顺时，积极进取，防患避祸，并指明人生方向。
《书》即《尚书》，主要记载了夏商周时期圣王贤相的言行，是古代政事记录的典籍，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宫廷文献，相传由孔子选编而成。《尚书》阐明了国无“德”不立，通过呈现其中盛世和乱世治理者的做法，揭示了历史周期兴衰更替的规律，告诫后世“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治国原则。
《诗》也被称为《诗经》，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pìn）牡，展现各地风俗，启发道德教化。《诗经》虽是文学作品，以四言为主，运用赋、比、兴的手法，描写生动，语言朴素优美，富有艺术感染力，内容包括十五国的国风、正声雅乐和祭祀讼诗，但《诗经》绝不止于文学创作，其内容针砭时弊，有着重要的讽喻意义，如有不少篇章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混乱、人民遭受的压迫和痛苦，也蕴含了许多修身治国的名言警句，对于施政理念和社会风气的良性转化有启发意义。孔子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春秋》记载春秋时期二百多年的历史，将褒贬寓于历史事件的记述中。其中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善举，也记载了春秋以来篡君弑父、国家灭亡、诸侯失政等恶行之事。读者读后即能明是非，别善恶。汉代以来《春秋》有“三传”，即《春秋公羊传》《春秋穀（g）梁传》和《春秋左氏传》。其中《春秋左氏传》相传是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著，简称《左传》。后来唐代孔颖达奉敕编撰《五经正义》，选择《左传》作为《春秋》各家解释而作正义。
《礼》原本为《礼》经，在西汉时期被称为《仪礼》，后来在西汉晚期由戴德与戴圣分别将孔子后学对“礼”所作的记汇编成书，分别为戴德的《大戴礼记》和戴圣的《小戴礼记》。《小戴礼记》因郑玄作注，地位日升，简称《礼记》。唐代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选择《小戴礼记》而作正义。《礼记》同《仪礼》及《周礼》三部经典称为“三礼”。
《礼记》主要记载了儒家对于礼的讨论与观点，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以及以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思想和以教化政、大同社会、慎终追远的政治思想。后来“四书”当中的《大学》和《中庸》都出自《礼记》。
中国自古非常强调“礼”对人行为的调节作用，用“礼”规范人的行为从而增强人们的自律意识。“礼”不仅能够规范社会秩序，提高人的修养，相对于在坏事发生之后实施制裁且具有强制力的“法”而言，“礼”还可以防患于未然——通过礼乐教化来化民导俗，使人去恶从善。
除“四书五经”之外，读诸子之书对于提高自身道德水平也是极有帮助的。
比如，老子的《道德经》主张无私、清静、谦让、贵柔、淡泊等因顺自然的德性。在政治上，老子根据阴阳之道和“道法自然”的理念强调“不争而善胜”“圣人不积”，主张无为而治，不生事扰民，反对战争与暴力。
孙子的《孙子兵法》看似纯为用兵之法，实则主张“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告诫统帅“百战百胜”并不是最佳方案，“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作战的最佳选择。
如果说“四书五经”和诸子之书是用来提升人们道德修养的理论，那么历史就是这些经典理论最好的实践证明，因此读历史也是非常必要的。
正因如此，经、子和史的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说很像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现实印证了理论，理论以现实为依托。可见，读圣贤书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解决因知识滥用而偏离正道的问题，在当今社会，还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吸收古代文化中的优秀内容，给予古代经典以正确定位，从而树立文化自信。因而，在现代社会，读圣贤经典仍不失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如果说上述经典篇目繁多，不易阅读，那么想要阅读圣贤经典可以从《群书治要》这部书入手。《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令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人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子中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而成的一部资政巨著。这部书博采典籍六十六部，计五十余万言，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编辑成书。可以说《群书治要》汇集了古代经、史、子的精髓，阅读《群书治要》便可以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致脉络，对于学习古代经典和提升道德修养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本书的写作目的
学习圣贤经典与学知识有所区别，学习圣贤经典的目标不完全在于学识渊博，更在于读后能够知伦理、明道德以及明理之后的实践与落实。
中国古人治学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次序。既然读书志在圣贤，那么无论是学习“四书五经”还是学习《群书治要》，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将其中的道理落实在生活当中。
现代社会中，很多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并不深入：
一是认为传统文化离我们的时代很遥远，学起来用处不大；
二是感觉文言文不便于阅读，难以理解；
三是会普遍认为传统文化看起来不像科学技术一样有缜密的逻辑次序。
针对现代人对传统文化了解有限的现状，我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将名家名言直接拿来奉为信条，而是从生活现实角度出发，论证、说明古人提出的很多道理在当今社会仍切实有效。
用今人的思维感悟古人的智慧，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古代的经典，让那些看起来很遥远且神秘的智慧之言，能够在当今生活中发挥作用。
因本书为对日常随笔的筛选与整理之作，思考过程中尚有诸多不足之处，请各位读者多多批评指正。辛丑初秋于北京燕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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