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
2009-04-03 19:39阅读: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演化为一种文化基因和文化积淀,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原则和行为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师道尊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天地君亲师”,在传统中国社会,“师”享有极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尊师”是仅次于“忠君”、“孝亲”之后的人们必须遵从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义务。“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社会上有许多尊师的格言教化人们自觉维护教师的权威地位。“师道尊严”界定的其实是一种师生关系,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师”、“生”之间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尊卑关系。在这个传统观念的支配下,“师”的形象是面孔严肃,举止凝重,言语严厉的人;而“生”则必须谨言慎行,“执弟子礼”。“师”是权威和中心,而“生”必须服从这一权威和中心,被动地围绕这一权威和中心来运转。具体表现在教学过程中,就是以教师讲授的是非为是非,质疑和讨论一般被当作不恭和忌讳的事情。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这种师生关系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师生关系,从素质教育和现代教育的观点来看,教师和学生的人格地位是平等的,他们在人格上应该相互尊重。表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一个当然的领导者,但仅仅是作为学习者团体的一个平等的成员,教师是这个学习者团体的“平等中的首席”。教师不能外在于学生的学习过程,而必须与学生的学习过程共存;教师是内在于学习过程的领导者,而不是外在的凌架于学习过程之上的专制者。只有确立了这种平等的师生关系,只有教师作为“平等中的首席”融入了学生学习过程中,引导学习者团体的学习过程,学生才能真正受到尊重,其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才能得到保证,也才能激发出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师道尊严”的观念是与我们当前推行的素质教育和现代教育的要求不相容的,只有破除了“师道尊严”的传统观念,才能确立素质教育和现代教育所需要的那种平等的、民主的新型师生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被传统中国社会的读书人认为是共同的出路。“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被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所强化,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一观念强调了两方面的价值内容
:一是做官需要读书。传统中国人非常相信读书的作用,甚至认为读好一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二是读书的目的在于做官。“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传统中国人认为是读书人的当然使命和归宿。而民间社会对读书目的通俗化或者说庸俗化的解释则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传统中国社会的读书人皓首穷经、孜孜苦读的目的是通过科举跻身社会的上层;做官似乎成了读书人的终极目的,而读书则是达到这一终极目的的手段。20世纪初,被西方社会普遍认为是“东方文化的代言人”、中国的“圣人”的辜鸿铭曾说:“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不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乃近日上下皆倡多开学堂,普及教育,为救时之策,但不知将来何以处如此多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为公卿大夫之人耶?且人人欲施教育,而无人肯求学问,势必至将来遍中国皆是教育之员,而无一有学问之人,何堪设想!”。“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虽然和科举制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它并没有随着科举制度的瓦解而灰飞烟灭,应试教育就是这一传统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应试教育和科举教育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一种身份教育,受教育者的目的是通过读书来直接获取一定的社会身份地位,使自己俸禄有靠,生活无虑。而考试则是保证将这一社会身份地位比较公正地在众多的受教育者中授予应该授予的某一部分人的工具。素质教育和现代教育则不同,素质教育和现代教育不以使受教育者直接取得一定的社会身份地位为目的,素质教育和现代教育的目的是让受教育者学会生活,正如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林德曼所说的:“如果教育即生活,那么生活也就是教育。”,生活是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教育的重要的内容和形式,也是重要的教育过程。素质教育和现代教育的目的是让受教育者得到适应当今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素质。如果说科举教育、应试教育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素质教育和现代教育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则是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教育者通过教育来直接获取一定的社会身份地位是不可能的,也是无用的。市场经济社会是全面的平等竞争的社会,教育只能为受教育者参与社会竞争创造条件,而不能直接给予结果。社会成员立足社会、赢得竞争的条件是必须具有较好的个体素质,教育者要使受教育者获得适应生活和完善生活的素养与能力。按素质教育和现代教育的观点看,教育不是受教育者“跳龙门”的手段和工具,而是其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受教育者具有了良好的个体素质,就能赢得和享受这缤纷多姿的生活。
我这里还想说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学习方法的观念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教师和家长常常拿“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这些名言来开导学生,劝告学生要经常复习功课,什么“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等等,说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就是要多读书,反复读、读反复,直至烂熟于心,不厌其烦。当然,读书学习,适当的复习巩固是必要的,但如果把这种方法作为唯一可用的方法推向极端,那就误人不浅了。这种学习方法其实主要是为适应科举考试和应试教育的需要而强化出来的,在科举和应试教育制度之下,考试内容具有固定的范围,甚至还有指定的教材,为求考试取得好成绩,反复熟读指定的仅有的几本书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在实行素质教育和现代教育的今天,在知识信息急剧膨胀的当代社会,反复读那么几本书就不行了,要了解和适应当今社会,必须迅速广泛地涉猎许多新知识、新信息,不能常常在几个旧本本中打转转。现在有些教师给学生布置大量的作业,不厌其烦地让学生反复练习,累得学生莫可奈何,这就更异化为一种折磨人的行为了,哪里还谈得上拓宽学生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创造激情,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呢?另外,传统的中国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关于教育和学习的信条,那就是“开卷有益”。“开卷有益”在古代中国社会,对于指导读书人读书学习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问题是现在有些教师和家长用这句话来要求和约束素质教育和现代教育时代的莘莘学子,那就变成了一道枷锁了。在现代社会,知识和信息的载体是多种多样的,学习的方法和渠道也完全应该多元化,电脑网络、电视广播、报章杂志、社会活动等,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学习途径和形式,“开卷”不是“获益”的唯一方式,但有些教师和家长却拒绝学生接触这些东西,把学生束缚在教科书里面,这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传统文化观念的囿限。
中国传统文化融汇了许多重要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一些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经过千百年时间的演化,已经凝结为一种文化基因和文化积淀,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灵,那些东西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的需要,在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革和急剧转型的今天,反思传统文化中那些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利弊得失,根据市场经济社会的需要,构建新的教育思想和价值方法体系,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2000年6月3日 于湖南教育学院
参加全省中学校长培训班的结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