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李梓
“我再也不想看你的书了。”2008年春天，当任职于上海交大的熊丙奇把自己关于教育研究的新书稿寄给陈丹青时，陈丹青这么回答。
2005年，他们俩曾经联合接受采访，并就高校的僵化教育体制进行了一轮激烈的“炮轰”，其谈话精髓，被陈丹青记录在《退步集》里，也被熊丙奇在《体制迷墙》里进行了详细剖析。
倦了，这是许多高校教育研究者以及评论者的感受。在充满了轰炸意味的《退步集》出版两年后，陈丹青在2007年4月出版了《退步集续编》，自问：“一退再退，所谓者何？”比起两年前的“退步”，“再退步”充满了疲倦感以及困惑。作为一名艺术家而非教育理论家，在几年里持续充当批评者和炮手的角色，这种现状让他觉得不对劲，而更糟糕的是，在说了那么多后，他发现，现实一点未改变，因此，他不想再充当这种本不应当由他充当的角色。他对熊丙奇说，你的书里该说的都说了，可是对现实一点用也没有。
“他说得没错，”熊丙奇说，“可是我们还是得继续说点什么。”
负责大学教育新闻的记者们有一种经验：与其他领域的风起云涌相比，教育系统的采访资源更新相当慢，新的愿意在媒体上表达意见的专家，出现得非常缓慢，许多因为突发事件而进入公共批评角色的人物，往往都是暂时的“被迫批评”，比如说“大学衙门化”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公开发表辞职信的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拒招研究生”的浙江大学教授包伟民等。在他们的眼中，对教育问题的评论，始终不是其本职，在事件过后，他们总希望能够回复到正常的秩序中去，或者因为这种异化的现实而抓狂。
而在2004年以《大学有问题》突然闯入这个领域的熊丙奇，迄今为止在大家眼中仍是一个“新人”，但他在不久之后就发现，每次参加各种关于大学问题的研讨会，几乎都是相同的人在说话。比如，2008年5月22日，中国的一些教育研究者在大连参加一个关于大学文化的研讨会，他和杨东平教授又见面了。熊丙奇为这次研讨会准备了发言稿，拟定的主题叫做《大学没文化》，“这个主题肯定不讨人喜欢。”他说。
“我再也不想看你的书了。”2008年春天，当任职于上海交大的熊丙奇把自己关于教育研究的新书稿寄给陈丹青时，陈丹青这么回答。
2005年，他们俩曾经联合接受采访，并就高校的僵化教育体制进行了一轮激烈的“炮轰”，其谈话精髓，被陈丹青记录在《退步集》里，也被熊丙奇在《体制迷墙》里进行了详细剖析。
倦了，这是许多高校教育研究者以及评论者的感受。在充满了轰炸意味的《退步集》出版两年后，陈丹青在2007年4月出版了《退步集续编》，自问：“一退再退，所谓者何？”比起两年前的“退步”，“再退步”充满了疲倦感以及困惑。作为一名艺术家而非教育理论家，在几年里持续充当批评者和炮手的角色，这种现状让他觉得不对劲，而更糟糕的是，在说了那么多后，他发现，现实一点未改变，因此，他不想再充当这种本不应当由他充当的角色。他对熊丙奇说，你的书里该说的都说了，可是对现实一点用也没有。
“他说得没错，”熊丙奇说，“可是我们还是得继续说点什么。”
负责大学教育新闻的记者们有一种经验：与其他领域的风起云涌相比，教育系统的采访资源更新相当慢，新的愿意在媒体上表达意见的专家，出现得非常缓慢，许多因为突发事件而进入公共批评角色的人物，往往都是暂时的“被迫批评”，比如说“大学衙门化”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公开发表辞职信的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拒招研究生”的浙江大学教授包伟民等。在他们的眼中，对教育问题的评论，始终不是其本职，在事件过后，他们总希望能够回复到正常的秩序中去，或者因为这种异化的现实而抓狂。
而在2004年以《大学有问题》突然闯入这个领域的熊丙奇，迄今为止在大家眼中仍是一个“新人”，但他在不久之后就发现，每次参加各种关于大学问题的研讨会，几乎都是相同的人在说话。比如，2008年5月22日，中国的一些教育研究者在大连参加一个关于大学文化的研讨会，他和杨东平教授又见面了。熊丙奇为这次研讨会准备了发言稿，拟定的主题叫做《大学没文化》，“这个主题肯定不讨人喜欢。”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