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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主事、工部郎中、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山东运河道、直隶永定河道。王念孙平生笃守经训，个性正直，好古精审，剖析入微。提出就古音以求古意的原则，建立义通说；归纳《诗经》、《楚辞》的声韵系统，定古韵为二十二部。注意以形音义互相推求，多有创见。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古韵谱》等。散馆后，任工部水司主事、给事中，专心研究治河方略，了解古今利弊，撰写《导河议》上、下两篇。后历官陕西道、山西道、京畿道、监察御史、给事中、永定河道、山东运河道等。职中，以秉公持正著称。历10年完成《广雅疏证》上、下两册32卷。曾奉旨编纂《河源纪略》一书，还著有《读书杂志》82卷、《释大》1卷、《王石臞先生遗文》4卷等。
王念孙之父王安国曾延请戴震为王念孙授读，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尽得其传。年二十余，与李敦贾田祖晨夕过从，饮酒歌诗，质疑问难，又常与刘台拱、任大椿、程瑶田书札往来，研讨古学，翁方纲赠以楹联云：“识过铉锴两徐而上，学居后先二郑之间。”可谓颇得其实，可见王念孙青年时所诣已如此高深。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年二十三，得江永《古韵标准》读之，始知顾氏所分十部，犹有罅漏，旋里后取三百五篇，并参改《楚辞》、《淮南子》、《易林》等书用韵，反复寻绎，始知江氏之书，仍未尽善，遂以已意重加编次，分古韵为二十一部。同时，对古书中文字的假借、声音的通转，都深有体会。罢官之后，每日以著述自娱，著有《读书杂志》，对于古义晦涩、誊抄误写及后人点校妄自更改之处，皆一一更正。其中一字之考证，博及万卷之书，其精于校雠由此可见一斑。《清史稿》称颂高邮王氏一门：“清经术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与长洲惠氏相埒云。”
作为徽派朴学的嫡系真传大师，王念孙运用就古声以求古义、从假借字以求本字和以意参逆而不墨守的方法和态度，从事训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由于中国古代文字学重形不重音，王念孙针对这一局限，用了十年的时间，采取为《广雅》作注的形式，援引经传，旁采众说，详加考证，就古声以求古义，改正原书错字、漏字、衍字等讹误甚多，遂写成《广雅疏证》，该书颇具创见，对中国古代训诂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自言：“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其子王引之“大人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
王念孙除精通训诂外，对于校勘，最擅专门，对文字谬讹、句读错乱、音训异同一一加以考辨，用力甚勤，且多创见。对《淮南子. 内篇》订正字句错误九百余条，用归纳法从这些误例中得出古书“致误之由”，凡得六十二例。这六十二例，总结出古书误例的规律性，是王念孙校勘古书字句错误的经验总结，被后人用作校勘其他古书的通例，具有广泛意义和深远影响。其子王引之“述所闻于父”而撰成的《经义述闻》一书，也有不少校勘内容，书末卷三十一、三十二所载“通说”五十三条，更为精粹所在。又有《经传释词》一书，专为解释经传中的语词而作，自“九经”、“三传”以及周秦两汉之书，凡有虚词的文句，都一一搜讨，诠释虚词凡一百六十个。做到“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为后来研究虚词开辟了一条门径，影响极大。在校勘方面，他还提出三个勇改和三个不改的主张，非常精当，为古籍校勘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于经史之外，王念孙还精熟水利，曾在工部为官期间著《导河议》上下篇及奉圣旨纂《河源纪略》，“议者或误指河源所出，念孙力辨其讹，议乃定，《纪略》中《辨讹》一门，念孙所撰也。”（《清史稿》）
对王念孙的主要评价如下：
清代阮元：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中国语言学家周祖谟：（王念孙）精于考订，援引该洽，博约简取，而又能疏通训诂，触类旁通，独造自得。（《读王念孙〈广雅疏证〉简论》）在清代校勘家里面王念孙是最杰出的人物，他的遗书里有《方言疏证》一卷，其中往往有很精到的见解。（《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王氏在训诂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如果说段玉裁在文字学上坐第一把交椅的话，王念孙则在训诂学上坐第一把交椅。世称“段王之学”；段、王二氏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他们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有许多好东西是值得我们继承下来的。（《中国语言学史》）
王念孙之父王安国曾延请戴震为王念孙授读，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尽得其传。年二十余，与李敦贾田祖晨夕过从，饮酒歌诗，质疑问难，又常与刘台拱、任大椿、程瑶田书札往来，研讨古学，翁方纲赠以楹联云：“识过铉锴两徐而上，学居后先二郑之间。”可谓颇得其实，可见王念孙青年时所诣已如此高深。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年二十三，得江永《古韵标准》读之，始知顾氏所分十部，犹有罅漏，旋里后取三百五篇，并参改《楚辞》、《淮南子》、《易林》等书用韵，反复寻绎，始知江氏之书，仍未尽善，遂以已意重加编次，分古韵为二十一部。同时，对古书中文字的假借、声音的通转，都深有体会。罢官之后，每日以著述自娱，著有《读书杂志》，对于古义晦涩、誊抄误写及后人点校妄自更改之处，皆一一更正。其中一字之考证，博及万卷之书，其精于校雠由此可见一斑。《清史稿》称颂高邮王氏一门：“清经术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与长洲惠氏相埒云。”
作为徽派朴学的嫡系真传大师，王念孙运用就古声以求古义、从假借字以求本字和以意参逆而不墨守的方法和态度，从事训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由于中国古代文字学重形不重音，王念孙针对这一局限，用了十年的时间，采取为《广雅》作注的形式，援引经传，旁采众说，详加考证，就古声以求古义，改正原书错字、漏字、衍字等讹误甚多，遂写成《广雅疏证》，该书颇具创见，对中国古代训诂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自言：“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其子王引之“大人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
王念孙除精通训诂外，对于校勘，最擅专门，对文字谬讹、句读错乱、音训异同一一加以考辨，用力甚勤，且多创见。对《淮南子. 内篇》订正字句错误九百余条，用归纳法从这些误例中得出古书“致误之由”，凡得六十二例。这六十二例，总结出古书误例的规律性，是王念孙校勘古书字句错误的经验总结，被后人用作校勘其他古书的通例，具有广泛意义和深远影响。其子王引之“述所闻于父”而撰成的《经义述闻》一书，也有不少校勘内容，书末卷三十一、三十二所载“通说”五十三条，更为精粹所在。又有《经传释词》一书，专为解释经传中的语词而作，自“九经”、“三传”以及周秦两汉之书，凡有虚词的文句，都一一搜讨，诠释虚词凡一百六十个。做到“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为后来研究虚词开辟了一条门径，影响极大。在校勘方面，他还提出三个勇改和三个不改的主张，非常精当，为古籍校勘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于经史之外，王念孙还精熟水利，曾在工部为官期间著《导河议》上下篇及奉圣旨纂《河源纪略》，“议者或误指河源所出，念孙力辨其讹，议乃定，《纪略》中《辨讹》一门，念孙所撰也。”（《清史稿》）
对王念孙的主要评价如下：
清代阮元：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中国语言学家周祖谟：（王念孙）精于考订，援引该洽，博约简取，而又能疏通训诂，触类旁通，独造自得。（《读王念孙〈广雅疏证〉简论》）在清代校勘家里面王念孙是最杰出的人物，他的遗书里有《方言疏证》一卷，其中往往有很精到的见解。（《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王氏在训诂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如果说段玉裁在文字学上坐第一把交椅的话，王念孙则在训诂学上坐第一把交椅。世称“段王之学”；段、王二氏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他们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有许多好东西是值得我们继承下来的。（《中国语言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