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万三：领风气之先、竞以求富为务的“海洋商人”
2010-07-15 06:09阅读：
第五节
沈万三：领风气之先、竞以求富为务的“海洋商人”
今天，我们翻开明朝作家冯梦龙所编撰的小说《三言二拍》之《喻世恒言》，开篇就可以读到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在实地上行商，步步不着，极贫极苦；到了海上，却意外得到了一笔大钱，变成巨富。这个人叫做文若虚，是苏州人，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他因此自恃才能，不十分去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挥霍一空，不得已，只好去学着经商，可是却接二连三倒霉。做什么什么不成，百做百不着。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连合伙人也受连累，故此得了一个绰号，叫做“倒运汉”。陆地上实在混不下去了，没有办法，他只好跟着几个走海泛货的邻居出了海。临行之前，随手在街上买了一筐橘子，叫做“洞庭红”。结果到了“吉零国”，却意外卖了一个大价钱。
归程途中，遇到风暴，到了一个荒岛上，捡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龟壳。他本不知，这却是一个鼍龙壳。鼍龙万岁，蜕下此壳成龙。此壳有二十四肋，按天上二十四气，每肋中间节内有大珠一颗。如此一共有二十四颗夜明珠，竟然卖了一个天文数字的大价钱，从此富贵一方，作者最后诗云：“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顽铁生辉。莫与痴人说梦，思量海外寻龟。”
故事当然是故事，可这个故事，却从侧面反映了一个社会西现实：明初之时，海禁大开，南方许多人，已经在开始从事海上活动，进行海外贸易，而且经营之巨，获利之丰，令人难以想象。
而且，在真实的历史记载上，虽然没有这么一个叫做“文若虚”的人，可是，有一个人，却比他更有传奇色彩，从海上贸易起家，财富也积累得更加多，他的发迹故事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这个人，就是沈万三。
沈万三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他不像陶朱公、吕不韦等人，有明确的活动年代和生平事迹，其不多见于官方史料，而更多的是流传在民间故事中。这一方面说明了商人已经在封建王朝中的衰落，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沈万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私商”，用今天的称呼，就是“民营企业家”。
关于沈万三的名字，本身就存在着争议。孔迩《云焦馆记谈》、蒋一葵《长安客话》等资料，认为他财富多得数不清楚，堆积如山，故名“万山”，而明杨循吉《蓬轩别记》等资料，则认为沈万三排行第三
，所以呼之为“万三”。
其实，根据《明小纪》记道：“沈仲荣名富，吴县人，以行三，故呼为沈万三，一名万三秀。”
“秀”字，是元明间称人的一种特殊称呼。汤沐《公馀日录》记道：“明初闾里称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者故家右族，颖出之人；郎则微裔末流，群小之辈。称秀则曰某几秀，称郎则曰某几郎。”高士奇《天禄识馀》卷下曾注“秀”道：“洪武初，每县分人为哥、畸、郎、官、秀五等，家给户田一纸，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巨富者谓之万户、三秀，如沈万三秀乃秀之三者。”
所以，从这里看出来，沈万三未必排行第三，而是古代汉语中不可数清的“三”的意思。民间相传，沈万三有兄沈万二，后移居嘉定；有弟沈万四，名贵，字仲华。大概都是误会了了“三”的意思，才以讹传讹。
据“挑灯集异”所载：“明初沈万三微时，见渔翁持青蛙百余，将事锉剞，以镪买之，纵于池中。嗣后喧鸣达旦，贴耳不能寐，晨往驱之，见蛙俱环踞一瓦盆，异之，将归以为浣手器。万三妻偶遗一银钗于盆中，银钗盈满，不可数计，以钱银试之亦如是，由是财雄天下。”
原来如此，所以能够成为赫赫有名的一代巨商，是因为得到了这么一个“聚宝盆”。
这个故事，今天看来，显然不可相信。也许，正是人们对沈万三富可敌国的财富，实在难以理解，才编了这么一个故事吧！
据《留青日札》卷三十五记载，沈家祖上，“本湖州南浔人”，至其父亲一辈沈某，“始徙苏之长洲东蔡村”。
当他们一家人徙居苏州时，还是卑微小户，《留青日札》记道：“初居东蔡村时，人以圩菜之地归之，沈某躬率子弟服劳，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是致富不赀。”依靠一家两代老小，辛勤耕耘，逐渐摆脱贫困，积累资财。
当时，正值天下大乱，苏州一带的地主纷纷出逃，许多田地都没有了主人，沈家父子便一边寻找没主的田地，一边低价买下许多良田，成为一方地主。又将这些田地，通过租给一些流浪、逃荒谋生的人们，渐渐发展了起来。《碧里杂存》称“赀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杨循吉《蓬轩吴记》称“其田数千顷”；《梅圃馀谈》称“苏州府属田亩三之二属沈氏”。
有了这么万顷田地，作为强力的支持，沈万三在父亲去世后，独立经营家业，更是如鱼得水。
首先，他开始从纯粹的农业经营，变为资本经营，开始放高利贷，进行资本运作。《碧里杂存》有记载：
“太祖尝于月朔召秀，以洪武钱一文与之曰：‘为我生利，只以一月为期，初二起，三十日止，每日取一对。’秀忻然拜命，出而筹之，始知当该钱五万三千六百八十七万九百十二文。圣祖缘此利息，只以三分为率，年月虽多，不得过一本一利，著于律令者，以此也。……”
虽然这个故事的杜撰成分比较多，不过，当时沈万三已经将高利贷作为自己的敛财方法，毫无疑问。
至于在贸易上的开拓发展，沈万三更比其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孔迩《云蕉馆纪谈》将沈万三写作“沈万山”，有这样一段记述：
“沈万山，苏州吴县人也。家贫无产，以渔为生，常于吴淞、三泖之间撒网捕鱼，冀其所得，以具饔飧。一日饭毕，就水洗碗，碗忽坠水中，山因撩之，不知碗所在。但觉左右前后累累如石弹，遂拾数枚，光泽迥常，乃尽其所有取之，然不知其为何物也。有识者异之，谓曰：‘此乌鸦石也，一枚得钱数万。’山秘不言，乃变为海贾，遍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转辗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
这个故事，似乎比“聚宝盆”晚出，不过，比“聚宝盆”故事更多了几分商业气息。也许，前者是在沈万三早期的经商传奇中，人们杜撰出来的；而后面这个故事，则是在晚期经商中，人们根据他的事迹，创作出来的。这里面，故事本身真假不论，却透露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沈万三已经将他的足迹，从陆地延伸到了海上，他已经从地主摇身一变，成为了“海贾”。
这一角色的转变，不但对他自己非常重要，对中国的商业文化发展也非常地重要，甚至说是一个转折点。
据考证，元代对外贸易有很大发展，通过海陆两路与亚非各国展开国际贸易，《岛夷志略》就记载，当时与中国发生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仅菲律宾以南以西沿海的国家和地区就有九十多个，包括今菲律宾诸岛，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各岛屿，印度半岛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各岛及沿海地区，波斯湾沿岸及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及东岸沿海地区，最远的到达层摇罗(今坦桑尼亚给巴尔岛)。
当时，从事海上贸易的，除政府和蒙古色目人贵族、官僚、僧道外，还有不少江南民间商人，他们都因此致富，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称“嘉定州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此外，还有嘉定朱氏、管氏，澉浦杨氏，杭州张氏等。
至于中国出口的商品，种类很多，主要有生丝、花绸、缎绢、金锦以及麻布、棉布等纺织品，青白花碗、花瓶、瓦盘、瓦罐等，金、银、铁器，真州锡×、温州漆盘、明州席、雨伞、木梳、针等日用手工制品，水银、硫黄等矿产品，檀香、白芷、麝香等药材。其中虽然有的是当时违禁商品，但仍有大宗出口。至于从亚非各国进口的商品，以珍宝、香料、药材为主，如珍珠、象牙、犀角、玳瑁、钻石、铜器、珐琅、×蔻、沉香、檀香、木材、漆器等等……
而沈万三所以能够有力量转向海上贸易，一个重要的因素，大概是得到了一些当地富商的巨额资金注入。《周庄镇志》卷六·杂记就记载有：“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又有杨循吉《苏谈》记载：“元时富人陆道源，皆甲天下……。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产付之”，“其一即沈万三秀也……”
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说明当时的大商人，已经深感面对浩瀚的海洋和方兴未艾的海上贸易，仅仅凭借个人的力量，根本不行；所以才会采取了筹集资金，组建联合资本的做法……
从“家商”到“帮商”，中国商人被迫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依靠这么一支身后资金雄厚、全力支持的队伍，沈万三迅速在海上贸易中纵横驰骋，“竞以求富为务”，经过一番苦心经营，没有用多长时间，就将海外市场差不多整个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时候，他的个人资产，已经多到连自己都数不清楚了。初步估计，其资本规模，也达到了有二十万万之巨，称得上天下首富了。
以个人资产，而能超越皇帝，甚至可以与一个国家的国库相匹敌，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大概只有一个沈万三。
《云蕉馆记谈》有一则这样的记载：
“我太祖既克金陵，欲为建都立地，广其外城，时兵火凋残之际，府库匾乏，难以成事。万三恃其富，欲与太祖对半而筑，……同时兴工，先完三日。”
他居然要和皇帝公开“斗富”，和皇帝同时修建城墙，居然还抢在前面，比皇帝还要提前完工。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不过后来我们知道，沈万三并没有修筑一半城墙，而是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民间传说：从洪武二年直到洪武八年，就在沈万三的负责工程地段，一座城门即将完成，却接二连三倒塌。没有办法，沈万三只好求助于刘伯温。刘告诉他，他家有一只“聚宝盆”，是当年青蛙从水怪处借来报恩的。如今水怪欲讨还此盆，故而捣乱生事。沈万三恍然大悟，将“聚宝盆”埋于城门之下，果然顺利建成了这座大门。从此，这座“正南门”又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聚宝门”。
不知道当时沈万三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究竟是为了主动炫耀自己的财富，向朱元璋示威挑战呢，还是因为受到了朱元璋的逼迫，不得不出钱完成南京城的军事防御工程？很令人费解，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他一定不是“忍痛出血”，而是颇为潇洒，反而将这当作一个大手笔的广告宣传，只此一举，名传千古。
从这件事情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沈万三气魄之大，和做事情风格之奇，完全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
而捐助巨资，修完金陵城墙，他并没有就此罢手，又做出了一个更为大胆、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举动。
据《明史卷一百三十·列传第一》中《后妃一》记载：“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日：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之。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戌云南。”
真不知道沈万三是不是真有一个“聚宝盆”，否则，怎么会在帮助朱元璋修筑了城墙后，还有如此巨大财力，居然要替天子犒赏三军？
当然了，以天下首富的沈万三来说，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如果说，修筑城墙只是他的一时意气；那么，这次产生“异想天开”的创意，则纯粹是一次对朱元璋的试探，是一次“政治投资”。
因为，朱元璋这个皇帝，出身穷苦人家，是个典型的草莽之徒。当了皇帝，依旧江湖气息不改。他有一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何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拥被。”这首诗中，反映了典型的小农思想。
沈万三是何等样人，一定从诗中读出了信息：皇帝憎恨商人，大祸就要临头了。怎么办？唯有一赌！赌皇帝如果肯接受自己的捐赠，那么，自己则更可以进一步，与朱元璋谈论自己的“治国方略”：以商兴国，由他本人亲自出马，代替国家实施海上贸易的全面扩张策略，成就一个大帝国！
这一梦想，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和吕不韦当年的想法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吕不韦成功了，奠基了大秦帝国的霸业；沈万三却最终失败了，遭到小农出身的朱元璋顾忌与猜疑，结果，险些丢了性命，还幸亏马皇后求情，一家人才被发配去了云南。
打发了沈万三以后，朱元璋立即对江南的巨商大贾展开了血雨腥风的处置：要么杀，要么抄，要么迁，其做法和同样出身农民的刘邦简直一模一样。刘邦将天下富豪都迁到关中，朱元璋则将江南富豪十四万户，尽迁到家乡凤阳，后来又连续将天下富豪两万多户，迁到金陵。不但在国内全面禁商，在海上，朱元璋也颁布了“禁海令”，一片舢板都不得下海。
结果，连朱元璋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这些措施，不但没有给自己的帝国带来长治久安，反而很快激化了矛盾。他刚刚去世，他的儿子就造了反，重新建立了一个新政权，虽然还是明，却已经迁都北京。
而历史证明，朱棣才是一个真正英明神武的君主，他上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放海上贸易，并且亲自派了身边一个叫做郑和的太监出海，去巡视周围的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距离当年沈万三妄图建议朱元璋展开海上贸易，成就帝国霸业，仅仅几十年而已。
历史不可能逆转，时光也不可能倒流，但如果朱元璋能够超越其小农的狭隘，而接受沈万三的“以商兴国”的方针，全面开展海上贸易和扩张，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事变发生了……
综观沈万三的一生，犹如他的身世、名字等一样扑朔迷离，他的思想也充满了令人费解的东西：他从土地上起家，是靠农耕经济致富的一个典型例子，可是，他又超越了农耕经济，而走向了辽阔的大海，走向了更复杂多变、充满风险的海上贸易。从变异的商业文化来看，他是一个完美的个案：从最初的家商，到成为帮商——他所开拓的龙游商帮，后来成为中国十大商帮。而他，是当之无愧的“龙头”。他又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官商”，结果，他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衰败和死亡。
今天，我们再去看当时的历史背景：海上贸易通道的打开，给中华商业文化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这个时候，中华商业文化能够从这里起步，走向世界，那么，世界商业文化，根本轮不到西方人去书写。而中华文化也将因为这一崭新的商业文化的出现，而呈现出立体的、多方位的支撑。
他，用自己全部的生命与精神，大笔地书写了“竞以求富为务”的龙游商业文化，至今流传；他，给了龙游文化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兼容并蓄的心态和整合经营的策略，更给了其一掷千金的豪迈。
他是一个结束，更是一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