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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德功为上,义节如山,诚以取利

2010-08-11 12:09阅读:
第一节
晋商文化:德功为上,义节如山,诚以取利
纵览整部中华商业文化史,我们会发现,不管是早期的“盐文化”时期,还是后来的“丝绸文化”时期,以至于进入更晚的“茶文化”时期,晋商,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
晋商,作为一个特定的称呼,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并不能算早。
可是,当我们放弃这个称呼的特定意义,而从一个更广泛的时空上去看,就会发现,晋商,其实早在他们创造出500年称雄中国商界的辉煌之前,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活跃在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从河东盐池的存在推断,晋商,很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比殷商更早的商人之一。
正如殷商文化主要是商朝的文化一样,晋文化,尤其是古晋文化,比商更早,主要是夏文化,或者比这个还要早。因为根据考古发现,整个中华文明的开拓者炎黄部族,就生活在河东——主要是围绕盐池而分布——在今天的山西夏县,还留有当年黄帝的妻子教导当地人民养蚕治丝的遗迹。尧定都在平阳,舜在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据说他当时就开展了部族从山西到河南一带的最早的以有易无的交换活动。
作为“夏虚”的所在地,晋人从夏文化中继承的东西可谓多矣。其中最能被称为“特质”的,就是一个“德”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德”,这个字本身就是典型的农耕文化产物。它不像后来出现的“道”,那么冷冰冰的,充满纯粹的理性精神。“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充满感情的字眼。想一想,什么东西是有“德”的?天是有“德”的,因为天上有太阳,可以辉照万物。“万物生长靠太阳”,没有太阳,我们人类也就无从谈起。大地是有“德”的。大地能够承载万物,能够孕育出许多生命,给我们提供粮食和经济作物。我们生活在大地,而不是海洋里,就因为大地给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存条件。还有,水是有“德”的,离开了黄河的灌溉,我们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就谈不上其他。而一旦黄河暴怒,则我们就要遭殃。另外,风也有“德”的。舜为什么要歌颂《南风》,因为南风吹来,盐池里的水就蒸发,我们就有了盐。有了盐,我们的生理需要就能够满足,生命就能维持……
看,一个简简单单的“德”字,多么朴素,可是又蕴涵了多么丰富的内容。因此,在炎黄、尧舜时代,
评价一个人,有没有资格担负起管理天下的重任,唯一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这个人是否有“德”。有“德”者,就像太阳,像大地,像黄河,像南风一样,可以为天下人带来幸福与吉祥;没有“德”的人,就不配来治理天下,因为他只会给人们带来灾难,破坏人们的生活。
从德——夏文化,到道——商文化,再到礼——周文化,这个脉络,我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其中,道——商文化被老子加以改造,成为道家思想;礼——周文化被孔子加以改造,成为儒家思想。至于德——夏文化,虽然缺乏老子、孔子那样的大思想家加以改造,不过,却很好地在晋人的身上保留了下来,并且潜移默化,成为流淌在血脉中的一种精神。第一个受益者,就是晋商的始祖:猗顿。
猗顿,本来是陶朱公的学生,从陶朱公那里离开后,就来到了晋地。在这个地方,他先是饲养“五畜”,后来又转而经营盐业,再后来,开始经营珠宝,最终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商人,与老师齐名。他在成功以后,仿效老师的做法,将自己的钱财捐赠出大部分,用来帮助贫困的人们,并且热衷于社会事业,为国家和人民排忧解难。因此,他又被后世的人们,尊敬为“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
今天,我们不知道陶朱公为什么会推荐猗顿到晋地来发展事业;也不知道陶朱公有没有告诉这位学生,自己所受人称道的 “慈善文化”,其实并不仅仅是来自祖师的《道德经》:“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事实上,老子作为周的图书馆管理员,不但广泛地接触了商文化,而且对夏文化也颇多涉猎,上述的“慈”和“俭”观点,包括“德经”的命名,似乎都来自德——夏文化。就让我们姑且做一个大胆猜测吧:陶朱公向弟子讲述了自己的思想渊源,于是,猗顿决心来到晋地,来感受德——夏文化,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一生追求和最高的使命。因此,他一生所为,不过两个字而已:德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猗顿的墓地今天还在诉说着往日的传奇,他的影响所及,在身后千百年里,一直涤荡着每个晋商人的心灵。对“德”的追求,从古到今,如同接力棒一样,一棒一棒地传下来,从未间断。
找到了晋商文化和晋商的特质——“德”,我们再来看一看,是什么样的“理念”,将其提升到这么一个无与伦比的层次上。
在“揭密”这个理念以前,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位山西的大“名人”:关羽。
提起这个名字,可谓大名鼎鼎。不但中国人熟悉,而且在整个大中华文化圈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部分人都是从小说《三国演义》里了解到这么一位“万世人杰”,中国历史上唯一与孔子齐名获得“圣人”名号的。如今,在国内外许多地方,他都是“财神”的化身。
据史料记载,关羽本来出身一个诗书之家,从小就熟读《春秋》,同时,又练就了一身“万人敌”的本领。后来,因为杀了一个土豪,被迫流落江湖,结识了胸怀大志的刘备,和嫉恶如仇的张飞,三人与桃园结为异姓兄弟,从此“不求同年同月日,但求同年同月死”,金兰之契,生死不渝。
以关羽的本领和才华,即使在群星璀璨的三国时代,也是出类拔萃的。他这样的人杰,自然不可能不得到视人才为性命的曹操喜爱。因此,曹操在俘虏了关羽后,千方百计,想要赢得他的忠心,并且将他封为关亭侯。可是,关羽对此毫不动心,“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心只顾念兄弟之义,在得知了刘备的消息后,封金挂印,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只为和兄长团圆。这段故事,惊天地,泣鬼神。因此,关羽的义节之重,又被称为千秋楷模。甚至后来的一些秘密结社,江湖帮会,也都以关羽作为偶像。
关羽的“义节”,是从《春秋》中读来。《春秋》是孔子一生的代表作,虽然述而不作,实则对历史事实多有削删。符合“大义”的,保留;不符合“大义”的,删去。而关羽正是在这部儒家经典的书里,读到了这么一个“义”字,并且终其一生,不曾变节,令人感慨。反倒是他在性格上的一些缺陷,渐渐被人淡忘。
尽管今天也有人提出观点:“三国之败,首罪关羽。”可是,关羽的价值,实在不仅仅在三国,更在于为整个华夏民族留下了一种烛照千古的精神。三国已成烟云,而关羽和他的“义节”却永远留在了中华史册上。
关羽,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成为山西人的自豪。山西人对于这位“武圣人”,可谓情有独钟。因为有着悠久的商业文化的传统,自然而然地,他们就想到了将关羽这位“武圣人”与商业文化作一个对接。随着晋商的脚步走遍大江南北,所到之处,都将“关帝庙”作为一种标志修建起来,顶礼膜拜。于是,久而久之,在晋商——关羽——财神三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联系。很难说是关羽给晋商带来了幸运,还是因为晋商的善于经营,累积财富,而使得关羽成为了声名显赫的“财神”。
不管怎么说,今天,关羽不但和晋商,而且已经和整个中国商人群体,整个中华商业文化密不可分。其中,晋商的传播之功,不容抹杀。
有了“德”的特质,使得晋商在中国商人群体中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而将“义”视为性命,甚至高于自己性命的理念,又使得他们一下子站在了超越商人和商业本身的一个极高的层次上。那么,在这么一个理念的指引下,在这个令人仰视的层次上,他们又会以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去逐利,去经商呢?
答案就是:诚利。
晋商,因为其推崇“学而优则商”,不愿意走传统“学而优则仕”的路线,被视为“读书无用论”的“典范”。人们因此也想当然认为,晋商一定都是没有“文化”的,实则不然。
事实上,和任何一个行业一样,晋商所以能够历五百年而不衰,靠的并没有什么秘诀,无非一个字:“人”。只有人才,才是对一个企业,一个地域性商帮,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没有人才,再好的传统也无法继承;没有人才,再先进的经营理念,也不可能得到创造性地施行和落实。
人才是一切的根本。正因为如此,晋商才注意一开始就培养自己的人才。例如祁县的一句民谣:“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宝堂皇”。将学而优者不送到浮沉不定的仕途上去,而是投入商海中去。一个个的青年才俊,从书本里走入现实社会,将自己的一个个灵感迸现的思想火花,与生意经营结合,从而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更多的财富,造福一方,也丰富了中华商业文化。
确定了将人才放在第一位的战略地位,则对于人才的考核标准,就成为决定晋商成败的一个关键。
虽然晋商是黄河流域农耕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可是商业文化的传统,却使得这个首屈一指的地域性大商帮,一上来就超越了家族文化的藩篱,而将“吸纳人才,任人唯贤”作为商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人与人之间,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是什么?或者说,素不相识的人,如何能够走到一起,而长久地开展合作?如何能够保证一流的人才,源源不断地来到自己这里?答案只有一个:诚。
以著名的晋商商号之祖“大盛魁”为例,开始的创业人之一王相卿,只不过是一个追随康熙的军队进行随军贸易的商贩。但其在随军过程中,却认识了另外两个人,一个叫做张杰,一个叫做史大学,三个人因为志同道合,于是结为异姓兄弟,效仿“桃园三结义”,开始了合伙经营。
既为兄弟,自然坦诚相待。于是,三人一起艰苦创业,首先创立“吉盛堂”,然后,贸易规模稍微扩大后,成立了“大盛魁”。在开始阶段,“大盛魁”遭遇的挫折简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除夕之夜和大年初一,他们兄弟三人只能分着喝一碗稀粥充饥。十年时间,三人没有一人回过家。后来发达后,遂将年初一定为“喝粥日”,相沿而传二百年。正是依靠着一个“诚”字,三人才一起走过风雨,以诚取利,始终是他们信奉不渝的“经营高招”。因此,二百多年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诚利文化”。
在晋商其他商号,尤其后来发展到票号,东家与经理、掌柜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决定胜败的“关键”。东家只负责出钱,委聘而来的经理则负责一切资金调度,全力促进经营。商场之上,胜负难测,因此,东家与经理之间,除了一个“诚”字,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合作方式。
总之,“诚利”文化,由晋商而生,也给晋商带来了“海内最富”的滚滚财富,成就了称雄商界的资本。
今天,待人以诚,依然是中国这个礼仪之邦一个优秀文化传统。诚,是一种修养,一种气度,更是一种经历过磨难与沧桑后,返朴归真的一种大境界,大学问。诚,不是懦弱,不是无能,不是老实。诚,是一种修炼,是一种能力。诚,不能单纯靠读书,还要靠实践中去得来,去悟“道”。
尤其今天,面对全球竞争的商业文化时代,我们更有必要用“无诚不商”的“诚利文化”,取代传统的“无奸不商”的“小人文化”。这是传统商业文化的一个“蜕变”,也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一种“回归”。
至此,我们对晋商文化的探讨,已经完成。
下面这个,就是对晋商文化的直观图解:

义(节)

德(功) 诚(利)

正是凭借这么一种令无数晋商引以为自豪的商业文化,我们才看到,“大盛魁”如何能够在那么一个险山恶水的环境里,创造出二百年长盛不衰的辉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套商业文化的支撑,晋商中才会涌现出缤纷多彩的四大家族:创立了“三晋源”票号的渠家,在中国近代民族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变过程中,大放异彩,“保晋爱国”,令人称道;创立了“广盛公”商号的乔家,“先有广盛公,后有包头城”,独善其身,广济百姓,“仁周义溥”匾额,赢得了从朝廷到民间的广泛尊敬;“乔家一个院,常家两条街”的常家,虽然是个商人世家,却博得了“书香门第”的雅号,从恰克图贸易中起家,200年不曾衰落,人才辈出,商学互通,商学兼长,“好行其德”“崇文尚义”,流传后世;“多福、多寿、多子”的“三多堂”曹家,“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曹家其实在百多年数代人的经营中,最多的还是钱,连慈禧太后都不得不向他们家借钱,以至于今天还留下了一个纯金的火车头,和“金钟今尚笑西后,无有曹家怎西归”的笑谈。
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们,谈论晋商,谈论晋商文化,更多地肯定的是他们那种“大商人心态”与“大商业文化”,却很少有人去做进一步的思考:如何能够获得这种“大商人”的心态?如何去继承和发扬这种“大商业文化”?也许,经过了我们这么一个别开生面的图示与分析后,大家一定会获得更多的启发和领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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