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徐体异”和花鸟画的成熟

“黄徐体异”即“黄家富贵，徐熙野逸”，这是一个千百年来画论研究者莫不关注的话题，因为它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绘画艺术风格问题，也是花鸟画成熟的标志。一般认为，一个画种的成熟需要有三个要素，即审美意识的形成、绘画理论的建立和不同风格流派的出现，而不同艺术风格流派的出现又往往标志着这一画种的成熟。黄筌与徐熙正是通过不同的题材和表现方法，在中国绘画史上首次形成了两种艺术风格迥然不同的花鸟画流派，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黄徐体异”标志着花鸟画的成熟。
“黄家富贵”是指黄筌的花鸟画多以宫苑内奇花珍禽为题材，以极细的线条勾描，配以柔丽的色彩，形成富丽生动的风格。“徐熙野逸”则是指徐熙的花鸟画大多取材于汀花野草，以“落墨法”绘就，反映士大夫的田园情趣。对此，宋代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谚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不唯各言其志，盖亦耳目所习，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也”。他进一步解释：“黄筌与其子居采，始并事蜀为待诏。筌后累迁如京副使，既归朝，筌领真命为宫赞”，故而“多写禁篥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徐熙作为江南处士，“志节高迈，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而两人的绘画风格因此迥异，黄筌“翎毛骨气尚丰满，而天水分色”，徐熙“翎毛形骨贵轻秀，而天水通色”。显然，郭若虚认为画家的生活环境、思想气质决定了画家创作花鸟画时在题材选取、技法使用和意趣反映上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风格。他还认为“二者犹春兰秋菊，各擅重名，下笔成珍，挥毫可范”，也就是说两人的艺术成就并无高低之分，这样的评论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
鉴于此，我们对产生“黄徐体异”的历史背景、地域文化背景和画家个人经历不能不有所考察。
公元907年，唐朝大将朱温弑君自立，建立后梁，中原经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南方诸地和北方的山西先后建立十个割据政权，是为十国。“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时期，兵戈不止，生灵涂炭。而西蜀自唐以后历经前蜀后蜀两个政权，由于“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起义均未殃及此地，“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又相对稳定，经济富庶，出现了“士人得以其从容之岁月，咀文苑之精华”的局面。前后蜀的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绘画，大力提携画家并为已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