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范围包括美术、诗歌、小说，戏曲小品等。
陈晓宁后来调到师宣传科工作，由于他的推荐，我得以“混”入这个学习班。陈晓宁也就成了这个”潼湖奇迹“的见证者和制造者之一。
二、宣传部门希望出点成果，能否实现，还是一个未知的梦
从连队的茅草房住进了师部招待所的砖瓦房，无疑是一个鼓舞士气的事。于是，我像是被打了鸡血针，干劲十足。折腾一个月后，完成了短篇小说《行军路上》的初稿。
此后，带着稿件，下潼湖，到大路背，反复征求有关领导和连队文学爱好者的意见。至创作学习班期满时，又写出了第二稿、第三稿。
（数十年后，炮团的战友郑锋、洪庆梅等人在一起聚会，回忆往事时，常常提及当年他们看过我的稿件，并提过修改意见。）
同年6月，为期三个月的创作学习班已经结束。30多位学员均已陆续回到基层连队，只有我破例留了下来，继续折腾。大约是宣传部门希望能出点什么成果，实现零的突破。
第三稿写出后，我复印了几份，分别寄给了梅州市的著名作家程贤章老师和他的学生廖洪球。得到他们的指导和热心鼓励。
（程贤章老师20多年后，成了广东省的专业作家，还当上广东文学院的院长。而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他给我写信，提出他的看稿意见时，他还只是梅县地委的一个“秀才”。
廖红球20多年后，当上广东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而当时他只是梅州地区平远县机床厂的一个普通工人。在程贤章的指导下，他从70年代初已经开始在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崭露头角。）
其后，我又再接再励，改出第四稿。
同年6月，稿件由程贤章老师转给了广东文艺编辑部。
6月17日，广东文艺编辑部仇智杰老师写下三页纸的修改意见，仇老师在信中说：“我们读过了，觉得此稿写得有一些基础，文字朴实，能配合当前的现实，有一定的意义……但文章仍存在着缺陷……文章修改好，请用原稿纸腾正，连同初稿一起寄来看看。”
信的结尾处盖有“广东文艺稿件处理专用章”。可见是广东文艺编辑部的正式审稿意见。
8月2日，我收到仇智杰老师的第二封来信，仇老师说：“粗读此文，觉得比原来要好些，但因为给新干部加多了一些事件，因此也稍长了些。看来，似还可压缩一点。老营长的话，若能有几句更深刻更含蓄的话就好了。”
来信最后说：“总之，有最后意见，当再函告。”
至此，似看到一丝曙光……
三、师团首长高度重视，多次审稿研究
据我的日记记载，8月9日，带着稿件回到炮团，“团首长对创作情况很关心，专门抽时间审查，研究”，14日早晨才乘车返回师部。
8月24日，完成了第五稿。
林笃木回忆说，在我忙着赶写第四稿，第五稿的期间，他的压力很大。政治部领导层内部对我的稿件有不同意见，几乎每送一稿，都通不过，有的领导甚至主张把稿件直接枪毙了事。
但到9月之后，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9月1日，耿副政委、王副主任亲自审稿，批改了作品，首长看完后，主要提了四点意见：
1、这个小说的路子对头；
2、有些情节要研究；
3、句子不够通俗，形容词有些用法不当；
4、需要认真研究，反复修改……
四、秦牧主编的修改意见，让前景一片光明；军区创作学习班，又助推一把力
事情从“一线曙光”，到“阳光初照”，是在10月6日——当晚，我收到广东文艺编辑部的来信，告知稿件已送审，广东文艺主编秦牧同志阅稿后，提出六点具体的修改意见。
（注：上图为1974年10月初，秦牧先生对稿件的六点修改意见。现无法断定是否本人的笔迹，亦有可能是由其口授，助手记录成文。）
修改意见的第一条，认为“题目不理想:《重任》、《绿色信号弹升起之前》、《在激流中》，这些题目都请考虑一下。”
修改意见的第六条，极为详细——“更提高一步的关键是：何刚平站到激流中，带头组成”人造走廊“时，他的姿态、神情、心理，可以精雕细刻，以激动人心的语言加以描绘，如：他想起当年若干战役实战的情景；他想起随时要对付敌人的侵略，得赶紧帮助新一代成长，身体的痛楚和他心头的宏愿等等。花上五六百字以至近千字来作这种描绘，都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大大增加作品的深度。”
秦牧先生是深受部队文学爱好者敬仰的文学大师，对一个普通战士的作品，他认真读稿，并诚恳，热心，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从文章的题目至某一内容的修改，都十分翔实，给人实实在在的启发。他的回信，他的修改意见，着实令人感动！
秦牧先生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1974年，似刚被“解放”，或从“五七干校”回来？从他的修改意见，也不难看出样板戏“三突出”创作原则的影响。当时的文坛笼罩着这种氛围，时代的局限性，谁都难以避开。
此前，第四稿写出后，林笃木曾给42军宣传处送了一份。
两天后，不知是42军宣传处的推荐起了作用，还是秦牧阅稿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的信息，被上级知道了。我接到通知：去广州参加军区举办的创作学习班。
军区举办的学习班结束，作品的题目从《行军路上》，改为《重任》，又从《重任》改成了更有文学气息的《拂晓前进入阵地》。
这两个新题目的产生，主要得益于秦牧先生的指点——他的修改意见第一条，关于小说题目的修改，就谈到三个题目的备选设想，其中之一为《重任》，《重任》显然比《行军路上》高出一筹。故此，我在后来的修改稿中，首先直接引用了秦牧先生的这个建议，将《重任》定为新的标题。
秦牧先生关于标题修改的另一个建议为：《绿色信号弹升起之前》——读小学时，我常花几角钱，在街头出租的书画摊看连环画，有一本外国的连环画《中锋在黎明前死去》，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绿色信号弹升起之前”——“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这样一联想，灵感就来了：炮车在拂晓前进入阵地！作品的题目后来又改成：“拂晓前进入阵地”。
作品的题目从《行军路上》到《重任》，再到《拂晓前进入阵地》，光从题目来看，文学色彩就增加了不少。
五、广东文艺与广州军区展开拉力战，师首长下令追稿
军区宣传处将稿件给了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文艺在一个月后回复意见，起初，态度不明朗，认为：有些基础，但写得不够深，拟继续研究。
用还是不用?仍是个问号。
但广东文艺这边，却是快马加鞭。一直看好这个稿件，并一再催稿。
1975年1月中旬，事情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打电话来广州军区，要我去北京三个月。当时，解放军文艺有个制度，轮流从各这军区抽调有创作基础的战士去编辑部，一是改稿，二是帮他们做稿件的初审工作，这对部队作者也是个锻炼。
但在广州军区创作学习班结束之后的两个多月期间，稿件鬼使神差，重新到了广东文艺编辑部手中。
当时，42军有关部门同意将稿件给广东文艺，但可能未与军区及时沟通。
得知北京的最后回复后，广州军区方面却为难了，稿件给了广东文艺，如何去向他们要回来？
此时，179医院的苏敏，和我一块参加过军区创作学习班的战士作者，在军区宣传部得知此事后，自告奋勇前往广东文艺编辑部交涉，希望能取回稿件。但广东文艺编辑部很不情愿。说到最后，表态是：要广州军区发公函来，才能取回稿件。
消息传来师部，引起高度重视。40多年后，林笃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下了当时的一幕：
我马上向科长副科长汇报，第二天三人又到部里汇报。大家都慌了神。一时想不出办法。葛主任建议，向师长政委汇报。
我和陆副科长到党委办公室，找师长政委汇报。政委低着头，师长先是着急，嘴里念叨着：”追回稿件嘛，怕影响军民关系，不追回稿件嘛……“最后，他一拍大腿,”不要怕，这是件好事，我们师成立到现在还没有人写成小说发表的，这是大好事，喜事！”
他指着我：“这件事，解铃还须系铃人，交给你，小林，你们好好研究，想办法去跟秦牧总编好好商量，放回稿件，让我们完成任务——这样，我们师、军、军区，都能算发表了一篇中央级的稿件。相信小林能完成这个任务。”
“是！”我立即起身，向师长政委敬了个礼。
因心里没底，不知能否完成任务，当晚，林笃木压力太大，没有睡好觉。次日，林笃木肩负重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往广州。
出人意料的是，到了广东文艺编辑部，小说组组长黄培亮的态度很诚恳，表示会服从部队的需要。黄培亮解释说，有个姓苏的女同志来过，要将稿件拿回，但黄不同意。广东文艺原来准备四月份要用这篇稿，后提前排到三月份。若取回，会对印刷厂方面造成不便。并表示，解放军文艺是全国性的刊物，稿件来源多，广东文艺稿件来源少，象这样的稿件，广东文艺较为需要。
林干事当即用师首长的名义和我个人的名义，对广东文艺编辑部在创作过程中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
林笃木又按黄培亮组长的意见，去具体负责这篇稿件编辑的小说组副组长仇智杰家拜访。
仇大姐说，刚刚接到秦牧主编的电话，强调服从部队的需要。咱们是军民鱼水情，以后有好作品，再给我们送来，我们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仇大姐还送了几本书给林笃木，说：咱们都是同行，这几本书是我们这几年出的，希望你能喜欢。
不到半天，林笃木就完成了师首长交给的任务，满心欢喜，回到潼湖。
看似棘手的事，很快得到解决。
（注：以上事件的经过，引自事件亲历者，142师政治部文化干事林笃木先生的回忆文章《战士与小说》。）
由于林笃木与广东文艺的协商有了成果，部队各级领导自然也都很高兴。1975年1月28日，军政治部赵主任打电话给师政治部葛主任，通知我29日到军区宣传部报到。
北京正下雪，肯定比潼湖冷得多。陈晓宁主动提出，把他的大衣借给我。不知谁又出了个主意：我这趟是出公差，直接跟师后勤部借大衣就行了。
于是，我带着崭新的大衣，带着首长及战友们的温暖和期望，离开潼湖。
（上图为1975年，部队文友在惠州市合影）
（图为上世纪70年代后期，广东文艺编辑部老师与业余作者们的合影，前排左二：程贤章老师；左三：黄培亮老师；后排左三：廖红球先生。）
六、大咖云集的北京，让我好生开了一回眼界
1975年1月30日上午，我携军区的介绍信前往广东文艺，按有关程序取回作品。当晚，即乘16次快车离开广州赴京。
到了北京，很是兴奋了一阵。先是住在总政治部招待所，后与兰州军区创作组李本深，住进地安门的总政干部宿舍——解放军文艺在那里有一间房子。
每天一早，就坐上总政治部的班车，去总政大楼上班去。
在解放军文艺社，我见到不少文学大腕——如诗歌组的组长李瑛，还有散文组的韩静霆、雷抒雁等。
我所在小说组，组长是吴之南，当时似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名气不大。副组长刘家驹，当时名气也不大。退休后，他担任过《****》执行主编、副总编……20多年后，因写林彪传记，写朝鲜战争而声名大振。主要著作有《林彪传》、《亲历朝鲜战争》。2017年7月31日病逝，终年86岁。
小说组还有一个编辑是黄浪华，他的散文《荷塘蛙声》获1964年总政治部大练兵征文优秀作品奖，后来，写过几部影响的华侨题材的长篇小说。十多年后，他在解放军文艺社副社长的任上退休，又担任了中国华侨出版社总经理，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常务副会长等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黄浪华跟随肖克将军，参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的对外联络的工作，多次来广州、深圳开展活动。因黄浪华的穿针引线，我得以两次采访开国上将肖克，在深圳特区报和深圳风采杂志作了专访报道。这也是我在新闻生涯中，采访过的级别最高的我军将领。）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这些大咖，曾是我们这些基层战士作者的偶像，能与他们同在一栋楼上班，十分荣幸。
在北京，我参加了总政宣传部组织的多次创作座谈会，见到众多仰慕已久的众多军内军外的知名作家。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听浩然的报告。当时，浩然是中国最走红的长篇小说作家，也是我心中的偶像。
现在回过头来看，浩然的作品，虽然带有为当时政治服务的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但他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还是有血有肉的，颇为人称道。也得到文学界的认可。”历史选择了浩然，浩然也没有辜负历史，他在这段丧失价值的’浩劫’中，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人类的终极价值。”（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语）
在解放军文艺上班，头一件事就是埋头看稿件，替大咖们把第一道关。那时部队对文艺创作很重视，开足马力，举办各类创作学习班。从城市军营到边疆哨所；全军上下，激情澎湃，各类稿件如潮水般涌向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我和李本深两人，每天就打起精神审稿看稿。印象中百分之八、九十的稿件都被我们枪毙在第一线，剩下侥幸过关的，写上读稿意见，才交给大咖们过目。
我在一篇日记里曾有过这样的记载：
堆积如山的稿件看得人头昏眼花，大部分都属于退稿之列。只选了两篇给吴编辑，还有三个部队业余作者，诚恳地要求帮助，虽然他们的稿子基础太差，但我们仍复信鼓励一番。我自己何尝又没有经过这样的阶段，有过这样的心情呢？复信虽然只有几行字，但对他们也是一种鼓励啊！
我去北京的事传出后，在部队也曾轰动了一阵。林笃木回忆说，他收到过我从北京写来的几封信——看到印有“解放军文艺”字样的信封、信纸，感到很欣慰。毕竟，从潼湖到北京，他是这一戏剧性变化的目击者，也是这一成果的重要孵化者。
到了3月份，春天来了，北京的天气已经回暖，从潼湖带来的军大衣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师后勤部韩南征出差到北京，顺道找我，要把军大衣带回潼湖去——后勤部的工作很细致！
3月29日，我和韩南征，以及与我在北京同屋的李本深，三人一起前往八达岭登长城，还在长城留下一张合影。那是我这趟北京之行，少有的几张留影之一。
数十年后，我和韩南征在142师战友聚会时见面，把当年的合影给他看，令他又惊又喜！
（左一：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组作家 李本深 左二：韩南征)
七、稿件的修改不尽人意，大幕就此落下
到北京后，解放军文艺方面，只是提出原则性的意见，并没有具体的方案。
一个万把字的稿件，受样板戏“三突出”的影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本来就没有多少扎实的生活基础，荒漠里种下一棵光秃秃的树苗，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接上几根枝干，再缝缀上一些绿叶，已经没有多少提升的空间。
稿件的修改，本是由小说组长吴之南经手的，后来，吴之南休假去了，便由小说组副组长刘家驹亲自操刀修改。
当我看到出版前的最后清样，整个人像是被打了一棒，懵掉了——刘大作家可能原本就不太喜欢这个稿件，他这一顿猛砍猛杀，将细枝嫩叶全都砍掉，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基础本来就不牢的稿件，几乎被打回原形，感觉远不如按秦牧意见修改后的那一稿。
作为一个小战士，只能尊重大咖的意见，但我私下仍发了几句牢骚：“这个样子，回部队，没脸见江东父老了。”
吴之南回来后，听说我的牢骚，也只是宽慰了几句。
时代“大气候”和错综复杂的“小气候”，时运交集，因缘俱合，催生“潼湖奇迹”。1975年6月，《解放军文艺》第六期发表《拂晓前进入阵地》全文约7000字。
1975年5月25日，我离开北京。
兰州军区创作组的作家李本深，送我到火车站。两个人在总政干部宿舍，同住一屋近四个月，战友情深，难舍难分。
李本深是性情中人，临别时，隔着车窗，泪水盈眶。”回去后，一定来信！”这是他在北京火车站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李本深曾跟我谈起他的心愿——五年后，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我衷心祝福他心想事成!
数年后，李本深去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并获得多个奖项，实现了他当年的理想。
“奇迹”就此落幕，我又回到潼湖。
此时，炮团奉命整编：战士基本复员，干部集中在新组建的干部连待命。
炮团是回不去了。师宣传队也已经解散，我与宣传队留守的张建新、杜卓穗三人同住师部山坡下的一个大屋子，仍旧搞点创作。
也许是“潼湖奇迹”带来的好运未走完，这一年，仍在广东文艺和战士报发了几篇东西。
1976年春，我复员时，按理应从炮团离开。但当时炮团已处于“半瘫痪”状态，无法回去了。师有关部门临时为我开了一个“绿色通道”，让我去425团住了一晚，第二天以425团战士的身份，离开了部队。
1977年1月，142师接到撤编的命令，寿终正寝。142师潼湖史，就此拉上大幕。
1976年，我复员回到地方后，或许是拜“潼湖奇迹”的灵光所赐，被调到群众艺术馆搞文学创作的辅导工作。若干年后，又改行去报社当记者编辑。
回顾往事，我有时也会暗想，人生命运的轨迹，与那个“潼湖奇迹”，可能多少会有点什么关系哩！
（本文部分配图，由原142师炮团榴炮一连孙粤战友提供，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