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派语文”擎旗人——孙绍振教授
2020-06-30 05:43阅读：
“闽派语文”擎旗人——孙绍振教授
陈勇
陈成龙
他，曾炮轰高考，引起全国的关注；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曾引起围攻，经过20多年的实践，现已成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历史文献，多种当代文学史、诗歌史和当代文艺思潮都给与肯定的历史评价；他创建的独特的文本微观分析研究理论体系和可操作的系列方法，在中学语文界产生重大影响。
他，就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实验初中语文教材主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主任、福建省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福建省北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孙绍振教授。著有学术专著《文学创作论》、《论变异》、《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和情感逻辑》、《挑剔文坛》、《孙绍振如是说》、《幽默学全书》、《美的结构》、《名作细读》、《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等。散文集有《面对陌生人》、《灵魂的喜剧》、《美女危险论》、《孙绍振幽默文集》（三卷本）等。
一、小绍振的少年文学梦
小绍振开始读书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全家逃难到乡下，日本鬼子和汪伪的军队老在后面追。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上学？但是，小绍振的爸爸妈妈让孩子念书的信念是坚定的。每到一个村镇，第一件事就是找学校，没有学校就找私塾先生。没有私塾先生，爸爸就自己教。教法很简单，就是第一天把生字讲一讲，把那没有标点的句子用红笔点断。一天也就是点一页左右。分量并不重，剩下时间，就是自己翻来覆去地念。课本是很枯燥的，但是，
把古文朗诵念出一种调皮的腔调(用孙妈妈的话来说，就是“洋花唱曲”的)，却很好玩。第二天，爸爸还没有起身，就让孙绍振弟兄三个轮流在他床前背诵。这种早期的背诵培养了孙绍振良好的语感，也使小绍振有了一定的语文积累。因此，后来回到城市插入正规学校学习，小绍振的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规定了所谓的《国定教科书》，那本书是很枯燥的。但是，小绍振的语文教师潘诅谨不大理睬《国定教科书》，常常把冰心的《寄小读者》印发给学生，有的还当作“说话”课的教材。在课堂上，她鼓励学生阅读文学作品。她推荐古代文学经典，除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外，还有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还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苦儿努力记》，是一个法国作家写的——到孙绍振念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连老托尔斯泰都很重视这本书，把它从法文翻译成俄文。潘老师最大功绩是使小绍振对语文有了兴趣。上潘老师的语文课实在是一种智慧的享受。孙绍振至今还记得，在一堂课上，她说中国古典诗歌的七言诗歌，有一种吟咏的调子。即使把它去掉开头两个音节，它的调子还是一样。例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把开头两个字删节掉，变成：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甚至再删去两个音节，也还是一样：雨纷纷/欲断魂/何处有/杏花村。她的这个智慧一直像种子一样埋在孙绍振心头，直到30多年后，成了孙绍振写一篇有学术质量的论文的动因。潘教师非常喜欢、疼爱小绍振，一次，潘老师对小绍振的父亲极力夸奖小绍振“天资聪颖”。这使孙绍振的父亲更加尽心培养孙绍振。这一段时光给孙绍振留下了幸福的回忆。因此年过七旬之后，孙绍振教授还特意到自己读小学时上学的必经之路留影，追寻那段美好的时光。
小学毕业后，孙绍振考进了初级中学，那时刚刚解放，对于新的意识形态，老教师一窍不通，上课常常是吵吵嚷嚷，但孙绍振班的课堂秩序却很好。因为班上来了一个新教师，名叫周陀星。他和潘先生一样，总是把报纸上、刊物上的好文章和书店里的新书有声有色地加以介绍。周老师很重视批改作文，每一次都有相当详细的评语，比之潘老师有更多的文学理论色彩。由于周老师的诱导，班里掀起了一股作文的热潮。有一次，头一天做了作文，第二天学生们一大早就闯到周老师宿舍里。周老师还没有起身。大家最关心的自然是作文分数。孙绍振也问了，周老师回答说：“86分。”孙绍振随便说了一句：“啊，才86分！”周老师说：“86分还嫌少？我打作文分，从来还没有超过85分。”一下子，孙绍振在班上神气起来。那种又害羞又得意的感觉至今留存在孙绍振的心中。正是这两位老师把文学的种子播撒在了孙绍振的心头。
孙绍振读
高中时，语文老师是南京大学(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这位语文老师也非常重视批改作文。孙绍振的作文常常得到他的表扬。他还组织课外阅读，让学生们写读书报告。这位老师对孙绍振作文常常鼓励有加，使孙绍振产生了“野心”：向报刊投稿。经过多次失败以后，终于成功了。孙绍振在上海的《青年报》上发表过诗和散文。这在当时是一种轰动性的荣誉。
现在有些教育改革的专家在争论“苦读”还是“乐读”的问题。根据孙绍振的经验，苦不苦，乐不乐，关键在于爱不爱。爱不爱，主要看你迷不迷。如果不迷，光是为了考试而学，那怎么能不苦呢？如果不光是为了考试，而是出于一种内心的命令，不让你读，不让你写，才叫难受，才叫苦呢。
二、 北大是他的康桥
孙绍振教授在他的著作《名作细读》中对徐志摩的《
再别康桥》做了很精到的分析。孙教授很理解徐志摩对母校剑桥大学的怀念之情，这与孙教授的经历有关，因为在孙教授的心中也有一所“康桥”——北京大学。
1955年，孙绍振考入北大。大一时，孙绍振读了马雅可夫斯基，后来又陆续读了叶赛宁、聂鲁达、洛尔伽。马雅可夫斯基早期是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聂鲁达早期是象征主义。他们的许多革命诗歌想像非常奇特，孙绍振读得心醉神迷，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诗呀！孙绍振的心灵打开了一面灿烂的窗子。在诗社，孙绍振给自己起了个笔名“马达”，意即马雅可夫斯基和聂鲁达。后来，孙绍振又读了阿拉贡、艾吕雅等法国左翼诗人的作品，他们的诗给孙绍振的震动更大。
北京大学的诗社常办讲座。孙绍振在诗社做干事。孙绍振去请过何其芳、冯至，还请当时最红的两位诗人贺敬之和郭小川到诗社演讲。在孙绍振教授的记忆里，何其芳很认真，讲稿写满了蝇头小楷，冯至则把刚刚翻译好的海涅诗选的序言拿给孙绍振，郭小川给孙绍振的印象在思想上比较开放。这些都给孙绍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北京大学，虽然授课的教授大都是全国著名的学者，但是，并不是每一位教授都能满足孙绍振的求知欲，也不是每门功课都令人喜欢。但是，几乎所有的教授，都以他们的渊博学识激起了孙绍振对理论的兴趣，尤其是朱德熙先生的雄辩，使孙绍振着迷，正因为如此，当初以为最枯燥的现代汉语，后来居然成了他最喜爱的课程。在北大的五年里孙绍振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他完成了从一个文学青年向学者的蜕变。北大以他的博大与激情培育了孙绍振。1960年，孙绍振从北大毕业，被保送上了研究生，一年后，被转为北大助教。尽管由于当时政治大环境的原因，也曾给孙绍振带来过不愉快，但孙绍振始终感谢他的母校北大
。
三、他把逆境当成蓄积腾飞的良机
1961年，孙绍振被调去福建支援刚刚成立的华侨大学。临走时，孙绍振壮着胆子问：“华侨大学在什么地方？”被告知，你去了福州就知道了。在去福建的火车上，孙绍振四处打听华侨大学在哪里。没人知道。直到火车过了杭州，才打听到这是一所刚建成的大学，在泉州。那时，孙绍振只听说过福建的厦门和福州，根本不知道泉州在哪里。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变幻，大批华侨青年或随父母回国定居，或只身回国升学，海外归国华侨学生数量与日俱增，国内侨校已满足不了他们的求学需求。196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当时的中侨委在侨乡泉州正式创办华侨大学。为了使这批归侨学生受到最好的教育，国家先后从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国内著名高等学府抽调了一批骨干教师支援华侨大学，孙绍振，是第一批调入华侨大学的教师之一。
初创时期的华侨大学，不仅没有教师，也没有校舍，办学条件非常艰苦。华侨大学任教十年中，孙绍授曾经在四个不同的地方上过课：泉州、福州师专、集美华侨学校及建宁办学点。在福州，学生上课是在一座长达几十米的大席棚里。而在建宁，由于太偏远，孙绍振和师生们还得自己挑石头修筑进校的路。孙绍振在华侨大学中文系讲授《现代文学》和《写作》等课程，后来“左倾”思想泛滥，他也受到影响，不能再上讲台。于是，他开始潜心读书，读《马恩选集》，读《毛泽东著作》，读《资本论》，读《史记》和《资治通鉴》，读英语。这段“无课可上”的日子，却给了孙绍振难得的充电的机会，他的思维得到拓展，知识面变得广阔，思想的厚度增加，理论素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于那十年的经历，孙教授的感情非常复杂，他没有像有的人一样一味地诅咒，反而还带有几分感激，这种感激自然是对获得读书提升的机会而言的。但是要把逆境转化为蓄积、腾飞的机会，这需要有足够的淡定和生存的智慧，这往往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但三十来岁的孙绍振却做到了。因此改革开放开始，政治、学术氛围宽松，孙绍振即一飞冲天。对此，有的人可能感到困惑，其实这丝毫也不难理解，他只是验证“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的又一个例子罢了。在这之前，孙绍振所崇拜的古代先贤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就是这样做的。
四、孙绍振这座火山终于喷发
1973年，孙绍振调入了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正如岩浆在地下蓄积着、奔突着，在蓄积到足够的程度时就要爆发一样，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孙绍振在寻找着喷发口。他的喷发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1981年，孙绍这座火山终于喷发了。这一年，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在《诗刊》发表了。这篇论文的气势犹如孙绍振横空出世一样。在这篇论文中孙绍振指出：如果新诗不是这样匆忙地热衷于流派和形式的更迭，如果新诗更注意各种流派审美经验的饱和积累，如果新诗的发展更稳健些，新诗就不用在五十年代重新进行浪漫主义的“原始积累”，也不用在七十年代末期重新进行象征派和意象派的启蒙了。今天我们新诗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各种流派，甚至同一流派之内不同风格之间审美经验的饱和度不足的问题，出于主体意识的觉醒，今天比昨天更加强调了排他性。不过过去的排他性主要是政治的，而今天则集中在审美范畴之中。历史已证明，没有排他性，不成流派，但过度的排他性必然导致狭隘和肤浅。他又说：审美经验的积累要达到饱和，不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为什么不可以把心灵纵深层次的探索和社会生活的探索结合起来呢？孤立地探索心灵固然是对过去孤立地强调外部社会环境的惩罚，但是孤立强调内心深层的探索难道就不会引起另一种惩罚吗？在无情的历史辩证法面前，最聪明的办法是在这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至今，他的那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论文被视为中国朦胧诗运动乃至中国文学理论的里程碑而被写入了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之中。其手稿也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所收藏。
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发表之后，孙教授相继出版了《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和情感逻辑》、《怎样写小说》、《孙绍振如是说》、《你会幽默吗》、《挑剔文坛》等著作，一个人在短短的几年里撰写如此之多的专著，可见孙绍振教授的这次喷发热量之巨大。这要经历多么漫长的蓄积过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