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瑷珲城下的屈辱抗争
安立志
1858年，可谓多事之秋。
外部的威胁来自英法联军，两个强盗占领广州后，挥兵北指，挑战着大清帝国的不可一世。
内部的麻烦来自太平天国，动乱起自广西，迅速祸及半壁江山，江浙富庶之地惨遭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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瑷珲城下的屈辱抗争
安立志
1858年，可谓多事之秋。
外部的威胁来自英法联军，两个强盗占领广州后，挥兵北指，挑战着大清帝国的不可一世。
内部的麻烦来自太平天国，动乱起自广西，迅速祸及半壁江山，江浙富庶之地惨遭蹂躏。
（咸丰皇帝奕詝）
此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奕詝，即咸丰皇帝，他是满清王朝最后一位有实权的皇帝。
时年27岁的奕詝，这个不明世界大势，不懂国际规则，墨守祖制，妄自尊大的年轻人，为应对内外危机，几乎把大清的全部军力、财力、物力投入到剿灭“发匪”（太平军）的战争之中。
正当奕詝手足无措，焦头烂额之际，又从北方伸进一只熊掌，这是一头来自北方冰原上的北极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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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二世）
1855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兵败自杀，其子接过权柄，是为亚历山大二世，他决心“西方失之，东方补之”。这个曾经的败军之将，搁置前嫌，与其宿敌英法两国狼狈为奸，试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分一杯羹。
咸丰七年五月（1857年6月），鹅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大队哥萨克第四次闯进黑龙江武装航行。清廷地方官出面阻止，也只限于口头抗议。穆拉维约夫当年7月发布军令，宣布在整个黑龙江左岸建立“阿穆尔（黑龙江）防线”，下设两个军区，分别属外贝加尔和滨海省驻军司令管辖。（《清史编年》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466）
边燧紧急，奕山请求朝廷，称鹅国人在海兰泡等地建房、架炮，如何处置？咸丰帝指示奕山派人“晓谕”鹅方，“中 国 与尔国和好，具地原以外兴 安岭为界。五 年间 尔国人船于阔吞屯盖房留兵，声言堵御英夷，借由中 国地方行走，中 国大 臣未肯入奏，容隐至今。复在海兰泡盖房，是强占中 国 地方，并非堵御英夷。……尔等应将人众早为撤回，以全和好。”（《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16，页570、572）鹅国兵船在大清 内 河武装航行，竟然借口“防御英夷”，“借道通行”，诚可谓天下奇闻。可怕的是，满清君臣居然相信这种鬼话，当发现鹅国人在大清国境内不仅肆意横行，而且非法 殖 民，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即使如此，皇上授权边 疆 官员采取的措施，也只是“如此剀切晓谕，察看该夷如何动静，一面密奏，一面妥为防范”（《清史编年》第九卷，页468）而已。
更为可笑的是，远在京城的满人皇帝根本不了解其治下的江山社稷，也不了解其祖上发祥地的地理方位。于是，谕旨中列出了一系列可笑的问号：“何处系属（黑龙江）左岸，何处系属右岸？是否均系黑龙江所属，抑有吉林地界？小黑河屯对岸是何地名？该夷移住建房之大黑河屯，距海兰泡、阔吞屯（此二地分别位于黑龙江中游和下游，相距遥远）道里若干？精奇里（精奇里江为黑龙江左岸支流，鹅方称结雅河）地方是否系黑龙江专辖？据称往奇吉（位于黑龙江下游，距阔吞屯不远）贸易，是否内地，抑系东海（系鄂霍次克海）岛屿？”（《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16，页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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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将军奕山）
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奕山。奕山，爱新觉罗氏，清朝宗室，满洲镶蓝旗人，咸丰皇帝的本家兄弟。在晚清历史上，此人并非不值一提。奕山多次担任戍边将军，长期从事对外事务，可谓著名的战狼式人物。然而，他不仅政绩阙如，而且名声不佳。他担任靖逆将军，与英方签订赔款的《广州和约》；他担任伊犁将军，则与鹅方签订丧权的《通商章程》。他担任黑龙江将军，又与鹅国签订了《瑷珲条约》，丧失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是这样一个满清贵族，临死前竟被封为一等镇国将军。此处的“镇国”颇具讽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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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下半叶《尼布楚条约》确定的中鹅两国边界，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鹅国都是认账的。随着沙鹅扩张野心的膨胀，他们看中了远东的海岸线、港口与内河航运的价值，他们不再遵守原有条约，试图把本属中国的权益攫有己有。1857年9月，鹅国公使普提雅廷从上海向本国发出电文，“从格尔必齐河到兴安岭的阿穆尔左岸（兴安岭由此进入满洲），……这一地区按照条约（《尼布楚条约》）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此时，鹅国已通过非法手段实际占领了黑龙江左岸部分地区。他为鹅国对中国领土的掠夺行为进行辩护，“就获得沿海地区而论，鹅国的做法同中国一样，当后者在自己的边界附近发现没有建立任何有效管理的野蛮民族时，经常使他们归顺自己的统治，从而既使自己扩充了版图，又向野蛮民族灌输了文明和建立了各种秩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总36号，中华书局，1978年，页35）普提雅廷的说法，不仅仅是“殖民有理论”，显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后来的谈判中，鹅国人非常清楚中方的谈判理由：“满洲人开始引经据典来证明他们有权占有阿穆尔和乌苏里地区，并且说他们仿佛历来从这些地区的居民身上征收赋税，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些居民的主人。另外他们还一直设有哨所，这就证明他们有权占有这一地区，况且从乌苏里江直至大海，以及整个乌苏里流域都是现今在中国进行统治的皇朝的故乡，……”（《第二次鸦片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457）而这些正是这一地域确系中国领土的确切证据。
接到皇上的谕旨，7月31日，奕山命呼伦贝尔总管吉拉明阿召见穆拉维约夫，对鹅军在海兰泡盖房，“强占中国地方”提出抗议，并要求鹅方“及早将人船撤回”。穆拉维约夫则声称：“近因防堵英夷，在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盖房守御，不敢擅拆。”（《清史编年》第九卷，页470-471）
鹅国方面对清廷抗议不予理睬。8月28日，清廷理藩院（清廷处理蒙藏事务的机构，兼管鹅国事务）照会鹅国枢密院，“查康熙年间，中国与贵国议立界碑，……界址分明”，从咸丰四年（1854年）夏天起，“贵国人船由黑龙江、松花江上下行走，并在阔吞屯地方暂住，……今又带领男妇多人及木排军械，先在海兰泡建盖房间，复欲移至大黑河，声言欲在此通商，是并非防堵英夷，竟欲占据中国地方。”要求鹅方“各守从前地界，即将海兰泡等处人船撤回。以后兵船往他国者，仍在外海行驶。”“阔吞屯亦不可留人住居，以全两国和好之意。”（《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16，页573）
9月3日，理藩院就鹅使普提雅廷所谓中鹅国界未定问题，再次照会鹅国枢密院：“查两国地界，自康熙年间议定，以乌伦穆河相近之格尔毕齐河及（外）大兴安岭为界，当时立定界碑，永垂不朽，无可商议。惟查有乌特（第）河一处，从前作为两国公中之地，未曾分晰。”（同上书，页575、576）意思是说，中鹅边界是清晰的，条约载有明文，不存在两国边界未定问题。两国之间只有一处“公中之地”，有待明晰，即乌第河一隅（外兴安岭南麓，向东注入鄂霍次克海，今在鹅境内）。
北极熊不仅是凶残的，也是狡猾的。他们清楚地看到清廷进退维谷的处境，“他们自己也意识到本身的软弱无力，意识到国内那种岌岌可危的形势，再加上他们还恐怕我们会和英国人联合在一起反对他们，对于这些英国人他们真是既讨厌又害怕。”（《第二次鸦片战争（六）》，页458-459）当时的清廷，南有太平天国的叛乱，北有英法联军的威胁，可谓内外交困，左支右绌。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沙鹅决定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根本不需动用一兵一卒，就可最大程度地掠夺中国领土。为达此目的，11月14日普提雅廷抵香港，分别会见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为其出谋划策：“除非对北京本身施加压力，和中国政府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同时，利用吃水浅、可以航行白河（天津）的舰只，会是使这种压力收效的最好办法。”（《清史编年》第九卷，页487）
其实，咸丰帝已经看破了鹅国这种伎俩，他在1858年5月12日的谕旨中就指出，“鹅夷仍欲以黑龙江、乌苏里河、绥芬河为界，不肯遵兴安岭旧约（《尼布楚条约》），辄称他国之事从此不管，实属要求无厌，其情可恶。今若置之不理，恐其挑唆英、法、美三酋。”（《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25）尽管如此，清廷并未采取有效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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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
穆拉维约夫从一开始就作了武力侵略中国的准备，他在给鹅国官方友人的信件中指出：“如果中国不同意我国提出的分界线，依然坚持认为阿穆尔是中国的，那么，我们必须以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国的权利。”（《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三卷，瓦西里耶夫著，商务印书馆，1978年，页122）他的计划并不限于吞并黑龙江流域，其实有着更大的野心，“假如我们能立足满洲和蒙古，从而使满蒙脱离中国，成为受鹅国庇护的两个独立的公国，即使暂时不移民也于事无损。”（同上书，页121）当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大沽炮台，威逼清廷帝都之时，1858年5月22日，奕山与穆拉维约夫于瑷珲城会晤，穆拉维约夫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求，“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等河至海，凡沿河各岸，一半属于中国，一半属于鹅国。”这种蛮横无视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奕山的拒绝。（《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25，页68）
5月23日，双方继续谈判。穆拉维约夫竟然打着“助华防英”的幌子，宣称“中英正在交战，英国很可能表现出占据黑龙江口及其以南沿海地区的欲望。只有我国根据所订条约，声明上述地区系归鹅国领有时，才能遏止英国的侵犯。”既是援华的救星，又是侵华的强盗，只有鹅国人才做的出来。他宣称，“鹅国为负起在海上保卫国土的职责，应当占有滨海地区的一部分，……必须在阿穆尔（黑龙江）这条从西到东最佳水路沿岸建立它的村屯。出于这些考虑，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划定中鹅两国的边界是合情合理的。这两条河流是两国间的天然而适宜的界限。”（《黑龙江问题》，卡巴诺夫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43）
对于穆拉维约夫这种强盗逻辑，奕山予以坚决反驳，《尼布楚条约》早就明确划定，两国分界“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为限，议定遵行，从无更改。今若照伊等所议，断难迁就允准”。为全两国和好，鹅国“当及早将人众撤回”。双方激烈辩论，未有结果。临散会时，穆拉维约夫把去年他与普提雅廷一起拟定并为外长哥尔查科夫所赞同的《条约草案》硬塞给奕山。《草案》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两国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
此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奕詝，即咸丰皇帝，他是满清王朝最后一位有实权的皇帝。
时年27岁的奕詝，这个不明世界大势，不懂国际规则，墨守祖制，妄自尊大的年轻人，为应对内外危机，几乎把大清的全部军力、财力、物力投入到剿灭“发匪”（太平军）的战争之中。
正当奕詝手足无措，焦头烂额之际，又从北方伸进一只熊掌，这是一头来自北方冰原上的北极熊。
（亚历山大二世）
1855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兵败自杀，其子接过权柄，是为亚历山大二世，他决心“西方失之，东方补之”。这个曾经的败军之将，搁置前嫌，与其宿敌英法两国狼狈为奸，试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分一杯羹。
咸丰七年五月（1857年6月），鹅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大队哥萨克第四次闯进黑龙江武装航行。清廷地方官出面阻止，也只限于口头抗议。穆拉维约夫当年7月发布军令，宣布在整个黑龙江左岸建立“阿穆尔（黑龙江）防线”，下设两个军区，分别属外贝加尔和滨海省驻军司令管辖。（《清史编年》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466）
边燧紧急，奕山请求朝廷，称鹅国人在海兰泡等地建房、架炮，如何处置？咸丰帝指示奕山派人“晓谕”鹅方，“中 国 与尔国和好，具地原以外兴 安岭为界。五 年间 尔国人船于阔吞屯盖房留兵，声言堵御英夷，借由中 国地方行走，中 国大 臣未肯入奏，容隐至今。复在海兰泡盖房，是强占中 国 地方，并非堵御英夷。……尔等应将人众早为撤回，以全和好。”（《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16，页570、572）鹅国兵船在大清 内 河武装航行，竟然借口“防御英夷”，“借道通行”，诚可谓天下奇闻。可怕的是，满清君臣居然相信这种鬼话，当发现鹅国人在大清国境内不仅肆意横行，而且非法 殖 民，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即使如此，皇上授权边 疆 官员采取的措施，也只是“如此剀切晓谕，察看该夷如何动静，一面密奏，一面妥为防范”（《清史编年》第九卷，页468）而已。
更为可笑的是，远在京城的满人皇帝根本不了解其治下的江山社稷，也不了解其祖上发祥地的地理方位。于是，谕旨中列出了一系列可笑的问号：“何处系属（黑龙江）左岸，何处系属右岸？是否均系黑龙江所属，抑有吉林地界？小黑河屯对岸是何地名？该夷移住建房之大黑河屯，距海兰泡、阔吞屯（此二地分别位于黑龙江中游和下游，相距遥远）道里若干？精奇里（精奇里江为黑龙江左岸支流，鹅方称结雅河）地方是否系黑龙江专辖？据称往奇吉（位于黑龙江下游，距阔吞屯不远）贸易，是否内地，抑系东海（系鄂霍次克海）岛屿？”（《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16，页572）
（黑龙江将军奕山）
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奕山。奕山，爱新觉罗氏，清朝宗室，满洲镶蓝旗人，咸丰皇帝的本家兄弟。在晚清历史上，此人并非不值一提。奕山多次担任戍边将军，长期从事对外事务，可谓著名的战狼式人物。然而，他不仅政绩阙如，而且名声不佳。他担任靖逆将军，与英方签订赔款的《广州和约》；他担任伊犁将军，则与鹅方签订丧权的《通商章程》。他担任黑龙江将军，又与鹅国签订了《瑷珲条约》，丧失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是这样一个满清贵族，临死前竟被封为一等镇国将军。此处的“镇国”颇具讽刺意义。
17世纪下半叶《尼布楚条约》确定的中鹅两国边界，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鹅国都是认账的。随着沙鹅扩张野心的膨胀，他们看中了远东的海岸线、港口与内河航运的价值，他们不再遵守原有条约，试图把本属中国的权益攫有己有。1857年9月，鹅国公使普提雅廷从上海向本国发出电文，“从格尔必齐河到兴安岭的阿穆尔左岸（兴安岭由此进入满洲），……这一地区按照条约（《尼布楚条约》）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此时，鹅国已通过非法手段实际占领了黑龙江左岸部分地区。他为鹅国对中国领土的掠夺行为进行辩护，“就获得沿海地区而论，鹅国的做法同中国一样，当后者在自己的边界附近发现没有建立任何有效管理的野蛮民族时，经常使他们归顺自己的统治，从而既使自己扩充了版图，又向野蛮民族灌输了文明和建立了各种秩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总36号，中华书局，1978年，页35）普提雅廷的说法，不仅仅是“殖民有理论”，显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后来的谈判中，鹅国人非常清楚中方的谈判理由：“满洲人开始引经据典来证明他们有权占有阿穆尔和乌苏里地区，并且说他们仿佛历来从这些地区的居民身上征收赋税，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些居民的主人。另外他们还一直设有哨所，这就证明他们有权占有这一地区，况且从乌苏里江直至大海，以及整个乌苏里流域都是现今在中国进行统治的皇朝的故乡，……”（《第二次鸦片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457）而这些正是这一地域确系中国领土的确切证据。
接到皇上的谕旨，7月31日，奕山命呼伦贝尔总管吉拉明阿召见穆拉维约夫，对鹅军在海兰泡盖房，“强占中国地方”提出抗议，并要求鹅方“及早将人船撤回”。穆拉维约夫则声称：“近因防堵英夷，在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盖房守御，不敢擅拆。”（《清史编年》第九卷，页470-471）
鹅国方面对清廷抗议不予理睬。8月28日，清廷理藩院（清廷处理蒙藏事务的机构，兼管鹅国事务）照会鹅国枢密院，“查康熙年间，中国与贵国议立界碑，……界址分明”，从咸丰四年（1854年）夏天起，“贵国人船由黑龙江、松花江上下行走，并在阔吞屯地方暂住，……今又带领男妇多人及木排军械，先在海兰泡建盖房间，复欲移至大黑河，声言欲在此通商，是并非防堵英夷，竟欲占据中国地方。”要求鹅方“各守从前地界，即将海兰泡等处人船撤回。以后兵船往他国者，仍在外海行驶。”“阔吞屯亦不可留人住居，以全两国和好之意。”（《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16，页573）
9月3日，理藩院就鹅使普提雅廷所谓中鹅国界未定问题，再次照会鹅国枢密院：“查两国地界，自康熙年间议定，以乌伦穆河相近之格尔毕齐河及（外）大兴安岭为界，当时立定界碑，永垂不朽，无可商议。惟查有乌特（第）河一处，从前作为两国公中之地，未曾分晰。”（同上书，页575、576）意思是说，中鹅边界是清晰的，条约载有明文，不存在两国边界未定问题。两国之间只有一处“公中之地”，有待明晰，即乌第河一隅（外兴安岭南麓，向东注入鄂霍次克海，今在鹅境内）。
北极熊不仅是凶残的，也是狡猾的。他们清楚地看到清廷进退维谷的处境，“他们自己也意识到本身的软弱无力，意识到国内那种岌岌可危的形势，再加上他们还恐怕我们会和英国人联合在一起反对他们，对于这些英国人他们真是既讨厌又害怕。”（《第二次鸦片战争（六）》，页458-459）当时的清廷，南有太平天国的叛乱，北有英法联军的威胁，可谓内外交困，左支右绌。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沙鹅决定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根本不需动用一兵一卒，就可最大程度地掠夺中国领土。为达此目的，11月14日普提雅廷抵香港，分别会见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为其出谋划策：“除非对北京本身施加压力，和中国政府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同时，利用吃水浅、可以航行白河（天津）的舰只，会是使这种压力收效的最好办法。”（《清史编年》第九卷，页487）
其实，咸丰帝已经看破了鹅国这种伎俩，他在1858年5月12日的谕旨中就指出，“鹅夷仍欲以黑龙江、乌苏里河、绥芬河为界，不肯遵兴安岭旧约（《尼布楚条约》），辄称他国之事从此不管，实属要求无厌，其情可恶。今若置之不理，恐其挑唆英、法、美三酋。”（《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25）尽管如此，清廷并未采取有效的对策。
（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
穆拉维约夫从一开始就作了武力侵略中国的准备，他在给鹅国官方友人的信件中指出：“如果中国不同意我国提出的分界线，依然坚持认为阿穆尔是中国的，那么，我们必须以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国的权利。”（《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三卷，瓦西里耶夫著，商务印书馆，1978年，页122）他的计划并不限于吞并黑龙江流域，其实有着更大的野心，“假如我们能立足满洲和蒙古，从而使满蒙脱离中国，成为受鹅国庇护的两个独立的公国，即使暂时不移民也于事无损。”（同上书，页121）当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大沽炮台，威逼清廷帝都之时，1858年5月22日，奕山与穆拉维约夫于瑷珲城会晤，穆拉维约夫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求，“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等河至海，凡沿河各岸，一半属于中国，一半属于鹅国。”这种蛮横无视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奕山的拒绝。（《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25，页68）
5月23日，双方继续谈判。穆拉维约夫竟然打着“助华防英”的幌子，宣称“中英正在交战，英国很可能表现出占据黑龙江口及其以南沿海地区的欲望。只有我国根据所订条约，声明上述地区系归鹅国领有时，才能遏止英国的侵犯。”既是援华的救星，又是侵华的强盗，只有鹅国人才做的出来。他宣称，“鹅国为负起在海上保卫国土的职责，应当占有滨海地区的一部分，……必须在阿穆尔（黑龙江）这条从西到东最佳水路沿岸建立它的村屯。出于这些考虑，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划定中鹅两国的边界是合情合理的。这两条河流是两国间的天然而适宜的界限。”（《黑龙江问题》，卡巴诺夫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43）
对于穆拉维约夫这种强盗逻辑，奕山予以坚决反驳，《尼布楚条约》早就明确划定，两国分界“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为限，议定遵行，从无更改。今若照伊等所议，断难迁就允准”。为全两国和好，鹅国“当及早将人众撤回”。双方激烈辩论，未有结果。临散会时，穆拉维约夫把去年他与普提雅廷一起拟定并为外长哥尔查科夫所赞同的《条约草案》硬塞给奕山。《草案》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两国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