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史》则在世纪之交首次出版，作者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都是当今全球史观的代表，在短短数年间有超过一千所学校采用为世界通史教科书，受教育的学生达百万之众，在当前的世界历史读物中最为畅销。这两部著作同为全球史观的代表性作品，但却出版于两个不同的世纪，对比它们在观点、结构、关注点等方面的异同，是很有趣味的话题。
但显而易见，要对这两部上百万字的著作进行全面对比是不现实的。公元500年以前是人类文明逐渐成熟，走向大规模社会的重要时期，两部书不约而同地对这一时段给予了相当的篇幅，恰好可以作为我们进行对比的切入点。
《全球通史》把公元500年作为古典文明的终结，而此前的历史则又被分为两个阶段：公元前3500年以前是史前人类的历史，而公元前3500年－公元500年则是古典文明时期。与此相同，《新全球史》也把公元500年作为古典与后古典时代的界限。但比较而言，《新全球史》对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000年这一时段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全球通史》中，这一时代事实上只作为由部落文化向古代文明的过渡时期进行阐述，成为“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一章；而在《新全球史》中，则用了全书七分之一的篇幅，成为“早期复杂社会”部分。这种区别或许正体现了近几十年来历史、考古学界对这一阶段人类历史理解的不断加深。
《新全球史》和《全球通史》的写作都以全球史观为指导思想，力求把整个人类的历史纳入视野，把各民族、各地区置于平等的位置，给予同等的关注。在阐述公元前3500－前1000年的亚欧大陆文明时，《全球通史》在“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一章中，通过讨论代表“城市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代表“帝国文明”的埃及；代表“海洋文明”的克里特；“保守的”，“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高度的计划性”的印度河文明；“独特而惟一”的中国文明，勾勒出亚欧大陆早期文明的面貌。但值得注意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美洲和澳洲早期社会在这里被忽略了。直到“公元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一编里，才再次出现了这些地区的影子。可见，或许是因为受到学科发展水平的限制，斯塔夫里阿诺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目光更多地投射在亚欧大陆上。
在这一点上，《新全球史》在前人研究和数十年间历史、考古等学科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有了很大进步，按照地域的不同，把人类社会分成“西南亚的早期社会和印欧人的迁移”、“非洲早期社会和班图族的迁移”、“南亚早期社会”、“东亚早期社会”、“美洲和大洋洲的早期社会”等几个部分，力求把不同地域、种族置于平等的地位加以考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如作者所论“与它们同时代的东半球民族一样，美洲和大洋洲最早的社会反映出一种普遍的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所具有的不断复杂化的趋势。”可见，《新全球史》在内容的深度、广度上，有了较大的进步。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相对而言，《新全球史》的理论色彩淡化了许多，更多地采用叙述的方式描绘历史图景显示，透漏出作者力图淡化主观色彩的意图；而《全球通史》则更多地体现出作者在理论上的野心。在阐述亚欧大陆早期文明时，作者概括出“帝国文明”、“海洋文明”、“城市文明”等类型，同时又认为各古代文明之间也存在着共性，而这种共性就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和性别关系的不平等”，而这种对于“共性”或者“个性”的探求，在《新全球史》中已经很难看到。
这两部书都标榜“全球史观”，都追求对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但这是它们的相同之处；但近几十年来历史学的不断发展、学术趋向的转变，也必然使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这种差异，不但体现作者观点、兴趣的不同，同时也是不同时代学术趋势的体现。
但显而易见，要对这两部上百万字的著作进行全面对比是不现实的。公元500年以前是人类文明逐渐成熟，走向大规模社会的重要时期，两部书不约而同地对这一时段给予了相当的篇幅，恰好可以作为我们进行对比的切入点。
《全球通史》把公元500年作为古典文明的终结，而此前的历史则又被分为两个阶段：公元前3500年以前是史前人类的历史，而公元前3500年－公元500年则是古典文明时期。与此相同，《新全球史》也把公元500年作为古典与后古典时代的界限。但比较而言，《新全球史》对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000年这一时段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全球通史》中，这一时代事实上只作为由部落文化向古代文明的过渡时期进行阐述，成为“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一章；而在《新全球史》中，则用了全书七分之一的篇幅，成为“早期复杂社会”部分。这种区别或许正体现了近几十年来历史、考古学界对这一阶段人类历史理解的不断加深。
《新全球史》和《全球通史》的写作都以全球史观为指导思想，力求把整个人类的历史纳入视野，把各民族、各地区置于平等的位置，给予同等的关注。在阐述公元前3500－前1000年的亚欧大陆文明时，《全球通史》在“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一章中，通过讨论代表“城市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代表“帝国文明”的埃及；代表“海洋文明”的克里特；“保守的”，“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高度的计划性”的印度河文明；“独特而惟一”的中国文明，勾勒出亚欧大陆早期文明的面貌。但值得注意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美洲和澳洲早期社会在这里被忽略了。直到“公元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一编里，才再次出现了这些地区的影子。可见，或许是因为受到学科发展水平的限制，斯塔夫里阿诺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目光更多地投射在亚欧大陆上。
在这一点上，《新全球史》在前人研究和数十年间历史、考古等学科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有了很大进步，按照地域的不同，把人类社会分成“西南亚的早期社会和印欧人的迁移”、“非洲早期社会和班图族的迁移”、“南亚早期社会”、“东亚早期社会”、“美洲和大洋洲的早期社会”等几个部分，力求把不同地域、种族置于平等的地位加以考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如作者所论“与它们同时代的东半球民族一样，美洲和大洋洲最早的社会反映出一种普遍的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所具有的不断复杂化的趋势。”可见，《新全球史》在内容的深度、广度上，有了较大的进步。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相对而言，《新全球史》的理论色彩淡化了许多，更多地采用叙述的方式描绘历史图景显示，透漏出作者力图淡化主观色彩的意图；而《全球通史》则更多地体现出作者在理论上的野心。在阐述亚欧大陆早期文明时，作者概括出“帝国文明”、“海洋文明”、“城市文明”等类型，同时又认为各古代文明之间也存在着共性，而这种共性就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和性别关系的不平等”，而这种对于“共性”或者“个性”的探求，在《新全球史》中已经很难看到。
这两部书都标榜“全球史观”，都追求对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但这是它们的相同之处；但近几十年来历史学的不断发展、学术趋向的转变，也必然使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这种差异，不但体现作者观点、兴趣的不同，同时也是不同时代学术趋势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