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婚姻与社会》增订本前言
这本小书陆续写成于上世纪80年代，198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当时提倡解放思想，活跃学术。无奈本人格局小、思维层次低，仅能就与宋史有关的一些问题做直觉性思考，提出一些与当时通行观点不同或不尽相同的看法。如宋朝“积贫积弱”一说不甚确当，或可改称“弱而不贫”；宋代皇权与相权并非此强彼弱，两者均有所强化；“国初犹右武” ，宋太祖文武并重，重文轻武的宋朝国策始于宋太宗；宋朝大体“无内乱”、基本“无内朝”之类。所有文稿均抱商讨、请教态度，以平和笔调书写，不具刺激性。当年我等属于中生代，前辈师长大多健在，更不敢自以为是。
至于本书的内容，兼具商讨性与论证性。众所周知，宋史是当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环节，可商讨之处较多。如当时不少学者将宋代视为中国古代社会走下坡路的开端，而宋代贞节观念陡然加重，男子可以再娶、女子不能再嫁，妇女社会地位直转急下，便是其铁证。其实宋人“不以再嫁为耻”（清人王士祯语），本书以史实与数据表明宋代妇女再嫁不是极少而是较多。从前学界大有将宋代的不少“坏”事均归咎于理学即道学之势，如何看待宋代的理学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书对此有三点浅见：一是对理学家观点的归纳应当全面准确些，如朱熹确实说过“存天理，去人欲”，但不应当忘记他同时又说“人欲中自有天理”，只怕将理学家简单地一概定性为禁欲主义者欠妥当。二是理学不是赵宋统治者的官方哲学，《宋史•道学传》序说得对：“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三是不可高估理学对宋代社会的实际影响，理学兴起于两宋，流弊主要在明清。此外，人们往往将传统婚姻称为包办婚姻，此说并未揭示其实质，其实质应当是公开的不平等，包办只是不平等的制度在家庭内部的具体表现而已。
由于当年宋史研究的基础比较薄弱，需要论证的问题也较多。就“唐宋变革”论来说，虽然早已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或默认，但论证大多着眼于经济史角度，诸如从租庸调到两税法、从均田制到田制不立、从庄园制到租佃制，从豪民到田主、从部曲到佃客之类。其实还可以从社会史、政治史的角度着眼。南宋史家郑樵那段名言，知之者甚多，但无论证者。本人在对郑樵的宋代“取士不问家世”说有所探讨之后，本书又初步论述了郑樵的宋代“婚姻不问阀
这本小书陆续写成于上世纪80年代，198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当时提倡解放思想，活跃学术。无奈本人格局小、思维层次低，仅能就与宋史有关的一些问题做直觉性思考，提出一些与当时通行观点不同或不尽相同的看法。如宋朝“积贫积弱”一说不甚确当，或可改称“弱而不贫”；宋代皇权与相权并非此强彼弱，两者均有所强化；“国初犹右武” ，宋太祖文武并重，重文轻武的宋朝国策始于宋太宗；宋朝大体“无内乱”、基本“无内朝”之类。所有文稿均抱商讨、请教态度，以平和笔调书写，不具刺激性。当年我等属于中生代，前辈师长大多健在，更不敢自以为是。
至于本书的内容，兼具商讨性与论证性。众所周知，宋史是当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环节，可商讨之处较多。如当时不少学者将宋代视为中国古代社会走下坡路的开端，而宋代贞节观念陡然加重，男子可以再娶、女子不能再嫁，妇女社会地位直转急下，便是其铁证。其实宋人“不以再嫁为耻”（清人王士祯语），本书以史实与数据表明宋代妇女再嫁不是极少而是较多。从前学界大有将宋代的不少“坏”事均归咎于理学即道学之势，如何看待宋代的理学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书对此有三点浅见：一是对理学家观点的归纳应当全面准确些，如朱熹确实说过“存天理，去人欲”，但不应当忘记他同时又说“人欲中自有天理”，只怕将理学家简单地一概定性为禁欲主义者欠妥当。二是理学不是赵宋统治者的官方哲学，《宋史•道学传》序说得对：“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三是不可高估理学对宋代社会的实际影响，理学兴起于两宋，流弊主要在明清。此外，人们往往将传统婚姻称为包办婚姻，此说并未揭示其实质，其实质应当是公开的不平等，包办只是不平等的制度在家庭内部的具体表现而已。
由于当年宋史研究的基础比较薄弱，需要论证的问题也较多。就“唐宋变革”论来说，虽然早已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或默认，但论证大多着眼于经济史角度，诸如从租庸调到两税法、从均田制到田制不立、从庄园制到租佃制，从豪民到田主、从部曲到佃客之类。其实还可以从社会史、政治史的角度着眼。南宋史家郑樵那段名言，知之者甚多，但无论证者。本人在对郑樵的宋代“取士不问家世”说有所探讨之后，本书又初步论述了郑樵的宋代“婚姻不问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