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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与寻找——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2010-01-29 11:11阅读:
我是在单位附近的一家咖啡屋里,花了几个中午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
套用作者刘震云习惯的句式来说话,作品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吴摩西其实不是吴摩西,说他不是吴摩西不是因为说的不是同一个人,而是他最早的名字是杨百顺,先投靠了天主教牧师老詹之后改名为杨摩西,“嫁”给馒头店的寡妇吴香香后又改称吴摩西。更耐人寻味的是,二十一岁时的吴摩西逃到陕西后,改名叫罗长礼。
所不同的是,这次改名为罗长礼,与以往改名为杨摩西、吴摩西不一样,这一会是他自己做主。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区别,曾经的改名,无论杨摩西还是吴摩西,都是别人不曾使用过的,都是因为必须要做“活着”这件事而顺从他人敷衍出的一个名字,而这个“罗长礼”的名目则是现实中存在的一个真实人物。
罗长礼何许人也?五短身材,麻子,继承了祖传的做醋技艺,但他却不喜欢做醋。“不喜欢做醋不是跟醋有仇,而是做醋之外,罗长礼喜欢另一件事,谁家死了人,他爱去喊丧。”罗长礼做醋不上心,喊丧却上心。“罗长札长个鸡脖子,一般鸡脖子声细,罗长礼却声粗,且不怵场子;场子越大,他越精神。”仰着脖子一声长喊:“有客到啦,孝子就位啦——”于是,白花花的孝子伏了一地,开始嚎哭。哭声中。罗长礼又喊:“请后鲁邱的客奠啦——”同时又喊:“张班枣的客往前请啊——”“后鲁邱的奠客跪叩起仰之间,张班枣的奠客已在后边排成一排。一批批奠客往前移动,罗长礼调停得纹丝不乱。罗长礼记性好,万千人中,只要见过你一面,下次就能喊出你的姓名,各个环节不会落下谁。人从死到出殡有七天,七天喊下来,罗长礼嗓子不倒。”
其他人去吊丧皆为了死者,而杨百顺(后来叫杨摩西又叫吴摩西)则是为了“欣赏”或“观摩”。只要有罗长札喊丧的场面,即使打摆子高烧,他也不愿意落下一场的机会。
显然,喊丧的罗长礼已经成为杨百顺的
偶像,成了他一世的精神依靠,以至于从家乡延津逃亡陕西时,别人问他的名字,他长叹一声:“你就叫我罗长礼吧!”于是,这个本来叫杨百顺的人,名字换来换去,最终落根为罗长礼。
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对着隔世的人,喊出的嘹亮的精气神。在这个罗长礼的身上,隐藏着作者的对天下苍生生活在孤寂与冲突之中的深切体味;也是借这个喊丧人之口,作者发出了一声震撼人心的悲凉的呐喊。
杨百顺(或者叫杨摩西、吴摩西最后叫“罗长礼”)的养女叫巧玲,五岁的巧玲是杨百顺在这个世间惟一可以“说得上话的人”。杨百顺每次去白家庄拉面,都带上一床被窝。如果天黑,巧玲就钻到被窝里,让养父用麻绳将被窝扎上;扎上口,巧玲就觉得把天黑挡在了外面。 杨百顺的吩咐是: “给你扎上口,你不能睡着,得跟我说话。” 五岁的巧玲与杨百顺俨然是一对知己:“我不睡着,跟你说话。”在这两个本来互不相干的人之间,重于能“说得上话”了。于是,隐晦的世间仿佛透出了一孔亮光。
然而,这亮光终究在倏忽间一现而过。巧玲与其养父在一同寻找生母吴香香的途中被人贩子拐卖了。也就是稍大一些的改心,成年后的曹青娥。
小说的后半部分,围绕曹青娥的儿子牛爱国来展开。这也是一个为了能找到一个“能说得上话”而寻找而忧郁而挣扎的人物。人们在他的身上或多或少读出了一些哈默莱特式的优柔和无奈。为了寻得那个曾经给了他短暂的温存的章楚红的“我就有一句话要给你说”的谜底,他再次回到泊头,回到“老李美食城”。
然而,“老李美食城”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老马汽修厂”。
这又是一个让人拍案叫绝的情节。这个老马是东北人,但是“葫芦岛伤了他的心”,便跑到泊头开了一家汽修厂。他养了一只猴子,养猴子不是因为他喜欢猴子,而是哪些称作“人”的动物屡屡伤了他的心,他说:“我现在不招惹人,我玩猴,行了吧!”
不难看出,这个老马与小说前半部分的情节一脉相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喊丧的罗长礼面对死去的亡灵、成年的杨百顺面对五岁的巧玲、让葫芦岛伤了心的老马面对一只猴子,都是在寻找一个“能说得上话”的对象,都是在摆脱人世的孤独,寻找内心世界的抚慰与温暖。
小说中塑造了无数的俗世奇人的形象。有杀猪的、染布的、修车的、贩葱的、做醋的、剃头的……他们几乎无一不是身怀某一技能,但无论操何职业,都可以按照“能说话”和“不能说话”,“ 能说得来”与“不能说得来”严格分为两个群体;甚至许多人物自身的一辈子,也因为上述的标准切割为两个部分,且手起刀落,毫不粘连。
佩服刘震云对人世与人心的把握和表达。
也许,在纷繁的今天依然能读诸如《一句顶一万句》的人,或多或少能从小说中找到一些支撑于感应。
如果我的胃不是无法适应单位食堂的食物,咖啡屋肯定不是我去的场所,在我的眼里,它就是个快餐店而已。因为一个埋头在书中的人,与闲依在咖啡屋内享受着弥漫的雾气朦胧、交流着在这个城市的生存资讯场景,并不协调合拍。
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喝茶的就是喝茶的,喝咖啡的就是喝咖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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