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奕宏的坎坷经历

2008-04-23 12:2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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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的好友杨阳导演拍《记忆的证明》时，曾多次跟我提到剧组里有个演员段奕宏特别棒，她特别提到段奕宏是新疆来的。因为杨导知道我出生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对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有着深厚的情感。拍《记忆的证明》时，原本几次说好要去探班的，终因琐事过多，没有去。这部剧播出后，我认真地给杨导打了电话，告诉他，这部剧里演得最棒的演员是段奕宏。不久，杨导在自己家里过生日，去了一些好友，我也去了。晚会进行到一半时，段奕宏戴着一顶线帽进来了，杨导与他热情拥抱之后，将他引向我做了介绍。我还记得杨导的话，“段奕宏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
杨阳是段奕宏的最早的一位重要的恩人。拍《团长》之前，杨阳也在同一档期开拍一部戏，男一号选定让他演，这部戏跨度很大，从一个人的年少到年老，更能考验一个演员的功力。段奕宏说，杨导和康导都很棒，他们让他自己做选择，最终段奕宏怀着对《团长》的无限热爱而走向战争年代。
如今，在段奕宏的影视道路上，至少遇到了两位可贵的导演。回想他的坎坷经历，如果那些年他没有坚持下来，我到新疆偶尔遇到他，顶多是多了一位与我一起抢着吃哈密瓜和酸奶的北疆小伙子。

张西：提及新疆我就油然生出亲切感，尤其是伊犁的天马、白杨树和民歌，令我深深眷恋不知归途。只要是从那个地方走出来的人，一定错不了。我不担心你缺少与生俱来的向上的力量，只是伊犁到北京路途遥远，单一贫乏的生长环境和高不可攀的艺术门坎之间，你是怎么跨越这段距离的？可否开启你的记忆系统，将你累积心底的可贵经验向我娓娓道来呢？
段奕宏：19岁之前，我没离开过伊犁。
1991年，我上高二。当时学校要求整个初中部和高中部，每个

班都准备两个节目，要搞文艺会演。我是班上的宣传委员，老师把两个节目的任务给我了。我弄了个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小品，三个人演出，还编排了一个集体舞。这两个节目同时获了一个二等奖和三等奖。
这场文艺会演在我们当地，非常轰动。那时，正好有一个上戏的导演，在伊犁话剧团排话剧，我们都在租用一个剧场，他们是晚上演出，我们是下午演出。他们也在做灯光准备什么的，导演恰巧看了这场会演，看了我的小品。他说这孩子挺有天赋的。
我记得那个小品叫“知识就是力量”。塑造了三个不同的人物。我演的是一个瞧不起知识，钱是第一位的人；另有一个书呆子，他认为知识就是力量；还有一个是卖茶叶蛋的小生意人。大意就是我们都在买书，三人取向不一样，爱好不一样，所以三人就争论知识到底是有作用还是没作用？也许那个小品激发了我的一些灵感，包括表演、起承转合、矛盾冲突什么的，从头到尾都是我安排的。从专业术语上那叫调度，但我并不知道，就是凭着一种感觉。中戏导演作为专业人士评价说，想不到一个学生能弄出这么个相对完整的作品。我被他们告知，我有调度天赋，还有表演天赋。其实这只是一种长期积累的东西，小时，我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看电影，曾经也想要当演员。但这只是一种梦想，很快就把自己给否决了。这么个小品，小时的梦想又被人激发起来，难道我还真有这样的天赋？紧接着这个小品被选到了伊犁地区，参加了一个异域小品大赛，果然又获奖了，优秀作品奖和表演奖都榜上有名，那种我有天赋的结论好像一下子又粗壮起来。当时伊犁话剧团的团长还有上戏那个导演告诉我，有中央戏剧学院是专门培养表演的。我突然就觉得，我的一个梦想终于有机会去实现了。但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周围的一些反对的声音掩盖住，变成了一种不可能的事情。
我父母都是工人。我做演员梦时，我父亲已经退休了，那时，他还在看大门。他对我的希望就是能踏踏实实读书，考个普通的大学，有安定的收入，有个踏实的工作，这一生就交代了。那时我非常贪玩，压根儿就没考虑我的方向，未来是什么样，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也从未梦想过我能考上大学，那不可能的，因为我学习一直不是很好，就是属于傻玩那种。我突然找到一个兴趣点的东西，并且我愿意去尝试。虽然家里开家庭会议反对，但这种强烈的愿望，还是促成我第一次去了北京。我揣着一张去乌鲁木齐的班车票，跟家里人说，你们要不让我去，我就恨你们一辈子。父母说我天生就倔，让我往东，我偏往西。
我坐了两天的汽车到了乌鲁木齐。又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到了北京。这都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特别有意思。我压根儿就没有抱着希望去考上，我就是想去看看，想趟趟路，就是这种愿望。到了中戏，一考试连20分都没上，所以在天安门坐了一晚上，那次一点难过都没有，因为心里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本来就是抱着来试试的态度。只是要找出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回去后，怎么跟家里人说才能不阻止放弃再次考试的念头。坐在天安门的那一夜，我知道我肯定还会再来。

张西：一般来说，早年丰富和有感应的环境是影响一个人成功的因素之一。而你在19岁之前，都处于相对封闭缺少刺激的环境里，起步已经晚了，进入艺术殿堂的劣势大于优势，在那种情形下，你用什么独特的方式冲锋而不是后退？
段奕宏：我开始开放了。努力地准备一些专业上的知识。那时我读高三。我有意识地去话剧团跟着人家练功，练舞蹈，找老师帮我指点朗诵。我主动地就是毛遂自荐地找老师，让人家教我这儿教我那儿。老师说你看这孩子，哎哟，还挺好学。可人家特别忙，我也不懂，就跟在后边站着，压根儿不去顾及别人是不是在开会或干什么。有时人家相推托，说这孩子怎么回事啊，我这开会呢。那我就站在那儿等，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人家开完会，看我还没走，就说，好吧，那就教你两句。现在我才想，那时真傻，根本就没跟别人谈过，是义务教我啊，还是付钱上课那种，压根儿我就不会去想，只想让人家教我。那真是叫自己生趟啊。那时话剧团的人对我的说法是，这孩子怎么可能有希望？你看他的腿硬成那样，还想考中系？这些声音传到我耳朵里，我脸皮厚的置之不理，我19岁了，硬是把胯真的压开了。
那话剧团的团长特别好，叫叶兴源，现在是伊犁文化局的副局长。他曾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过，在作曲方面很厉害。给话剧团开大会时，他夸我说，人家那孩子不是职业演员，不是我们话剧团的，却按时按点的来，19岁能把腿生生地给劈开，压开，你们哪个人能比得上？这种话传到我耳朵里对我来说是个无形的鼓励，我就坚持练下去。
那段时间中央戏剧学院有个导演，到话剧团来拍话剧，我跟团长说，我想去见一见那个导演，让他给我提提意见。我毛遂自荐敲开宾馆的门，我说老师你好，我是谁谁谁，我想考中戏，你看我有条件吗？我也不知那时的那种冲动，为什么比现在还强烈。那老师也特别直接，说，你是个好孩子，但退一万步，你也考不上。

张西：这话我听着都呆了，就是捍卫尊严你也不会甘心的是吗？
段奕宏：我都不敢问为什么，既然人家已经把我说死了。那时我才一米七三，那老师说，孩子，我们中系的人，都是一米八大个，浓眉大眼，从形象上你就不适合。我看不到你未来明亮的一面。你肯定是个好孩子，好好学习，考一个好大学吧。他说的确实是很负责任的话。我推着自行车，慢慢推回家的。这一路上，我是那样的心灰意冷，没希望了。我最初的希望是被一个专业人士点燃的，又被另一个专业人士破灭了。真是太戏剧化了。那时候我太不自觉了，为什么要那样的坚持？
93年我又坐着火车去北京了。那次闯进了三试，但在三试时又刷下来了。可能还是因为我外形差被刷掉的，当时我就是想要知道自己差在哪儿，其实也真找不出来差在哪儿，心不甘啊。我特别失落，特别难受，因为我付出了，我准备了，却那么无助。我觉得特别孤独，在中系的校园里坐了一夜，给我冲击最大的就是，我真的想要到这所学校上课啊。那时我不服，就是有不服的冲动。
我又坐上回家的火车。这一路上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说服自己，说服我的父母。因为两次没考上，顺理成章我就应该踏踏实实死心了。但我还是想考第三次。为此，当又一次的高考准考证拿到我手里后，我干脆就没去考试，我放弃了。

张西：我亲眼目睹了有些观众是如何为你塑造的“老A”形象而疯魔，你简直亲爱如她们的枕边人。如果93年你就此认输了，就此被悲伤和艰辛吓退……
段奕宏：我回家里待了一年，继续为再将入京做准备。1993年6月份的高考我没参加。8月份，伊犁话剧团的叶团长觉得这个孩子太尽责了，他说中戏有个表演培训班，让我去学摄影。我一听觉得机会挺好，我想置身到那个环境当中，看我的潜力或能力是否能被激发，也想试试那里有多深，我到底适合不适合那个专业。
我开始打工挣钱。我去了果脯厂，每天洗苹果，往机器里倒苹果，制过果丹皮。早8点，晚5点，每天按时上下班，一个月干下来，我挣40块钱。
这个培训班其实就是交钱上学。学费是4200，家里给了我4400。除去买火车票，吃饭，就只剩下200多了，结果又交了200块钱住宿费，那个月没钱了。我真的不好意思再跟家里张口要钱，那一个月的生活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苦，有时走在街上，恨不得能捡到两分钱、一毛钱买个烧饼。但心里在想，你活该，你该着这样，你可以不来这儿，是你选择了这条路。每当我在生活上特别窘迫时，我就会告诫自己，你活该你选择的东西。这种窘迫，无形当中培养了我的一种韧劲，一种承受能力。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的触动和成长是特别重要的因素，因为在家时，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境遇，也不会去思考，也没有去承受这个东西，只有把我放在我愿意这么去付出时，我才愿意去承受这个东西。我给家里写信永远是报喜，比如我见到了巩俐还有其他什么大牌演员什么的，看了她们的照片和作品，如何欣赏啊，羡慕啊，仰慕啊，我就把这种东西放在纸上，但是泪水滴在我的信封上。我不会告诉他们我是多么困难。

张西：这种困难给了你怎样的一种影响？
段奕宏：到培训班的第一个月，我是一天吃一顿饭。饿肯定饿的，那就不用说了。但我觉得内心很充实，它成了我百分之二百地去努力的一个动力。我明白是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套，又甘愿去钻这个套。因此，我会忘却很多问题，愿意去承受这个套。那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比本科班的学生还用功，每天睡得懵懵懂懂的就起床了，风雨无阻的总是第一个站在教室练台词。就是在睡梦中，我都崩着一根弦儿，我默念着，爸妈啊，我没偷懒，不管我今天练得到底有效没效，我起来了，我做到了。就是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也不去关心它的成效和练得水准是什么样的，就是磨着自己不能偷懒。
我百分之二百地投入，想看看我到底能落到什么程度？我就是靠着一种刻苦的精神，感动了身边的这些人。因为从资质资历上看，我确实没有具备一个演员所应具备的条件。所以我自卑，在用功的同时自卑，那时候突然发现我太渺小了，欠缺的东西太多，只能靠这些东西来充实自己，弥补自己。
我是9月份进的学校，来年的3月份毕业。那冬天春节，我一个人在宿舍里过的。这一切经历，就给我一种承受力，给了我一个方向上的明确，或者说一个成长的台阶，一种积累。那是一个开始，我整个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可能在那二十天寒假里，看到了它的端倪。
培训班的课一结束，紧接着我就报考94年的本科班的专业课考试。我去找老师辅导，那老师客气地说，孩子你不适合，还是放弃吧。但他还是尽心地辅导我。这时，培训班的黄老师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对我的一切行为对我的家庭情况很清楚，我没有社会关系，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没有较好的外形条件，但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这七个月的功课。也许他从我身上看到了一种本分和沉着的精神，所以他才帮我。我考上他的班时，很多人觉得我不行。就是他顶着压力，他从来没告诉我。当我大学一年级汇报完演出时，他搂着我的肩说：你终于让很多人闭口了。当时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为我顶了很多压力。在大学的四年，我的成绩我一直领先，最后他搂着我说，他说谢谢你，你看很多人都没毕业。
专业课过了之后，我回到伊犁准备文化课的考试。我就想，既然已经过了专业课，如果在文化课的分数上我折了，那我得后悔一辈子啊。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觉两三个小时，爸妈简直感动的哭得不行了。因为他们睡觉之前我还在看书，他们起来了，我还在看书。我长这么大，没这么勤奋过，妈妈给我准备了核桃，每天敲好一堆。我妈说，哎呀，你真的知道努力了。我姐夫就说，现在知道努力也不晚，亏得这么干了。因为在他们眼里，我就不是个踏实安分的人，调皮捣蛋出了名的。突然我一安分踏实起来，能进入到这么一个他们眼中期盼的一种位置，他们高兴了。我觉得也很奇怪，我为什么能坐住，因为我深知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就是这个文化课的分数对我未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凭着这种劲头，我终于考过了。

张西：你是被一种神秘的魅力引领着步入中戏的门坎的吧？你对自己的用力可够狠的了。看来，只要是有志向的年青人，都有易塑性。
段奕宏：惊险的是，入学时，我晚到了14天。因为喝酒胃出血，家里急得一塌糊涂。教委规定，无论什么原因，15天不到者自动退学。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而且就是那班飞机也差点错过。到了学校之后，又有一种笼罩我的东西，我这人习惯就是有一种紧迫感，从大家的目光里我看到一个信号，哎哟，我们班最后来的这个学生，怎么这样土拉吧叽的？虽是同班同学，但女孩们还是喜欢高大帅气的那种孩子，我不是，完全使她们失望。那种心跳得东西也我也很强烈。再有，他们的举止言谈，家庭背景和层面以及所接触的文化知识，都是我望尘莫及的东西，我立刻能触摸到他们心绪的东西，我跟他们差的非常之远。怎么缩短距离？我只能三点一线的生活，宿舍、排练厅、图书馆，我要靠自己。四年大学里，没有一个导演找我，找的也不是我这个样子，我也没钱去拍照片，更没钱打车去很远的剧组实习。每次同学们拍完戏在一起聊时，他们的那种快乐和喜悦，我也很羡慕。我甚至置疑自己填的志愿是否有问题？大二时，我都想过辍学。因为我看不到希望。那时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觉得无法向父母交代。他们含辛茹苦地培养我，给我这么大的支持，如果辍学的话，总觉得对不住他们。既然同学们从外面学到了一些知识和营养，那我留在学校里不能坐以待毙呀。于是我付出更多地对待每一个话剧作品，尽量在这有限的空间中，做到优秀，做到好。渐渐地，老师、同学还有外界的人士肯定了我的作品，我开始一点点地建立起自己的东西。成绩单寄回家，家人也很高兴，对我也是个肯定。到了大三大四，我终于从对自己置疑的悲伤里走了出来，变成不愿意出去拍戏，反而觉得扎根学校挺好，甘愿在学校里不断地演话剧。这个阶段，我找到了自己适合的路。那时在学校只要一提到94班，就是段弈宏，小陶红。因为只要是我的作业，挤满了人来看。
老师非常懂得利用我和陶红的勤奋点，把我们整个班风都带起来了。同学们都有竞争意识，你熬夜我比你熬的还晚，就是生扛着。因为用的时间多和少，拍出的作品是不一样的层次。以至于，到大三时，话剧院的领导放出风来，说毕业后要我进话剧院没问题。但到大四时，觉得突然没希望了。

张西：为什么？
段奕宏：没有留京的名额。98年正好是文化考核和精简，所以留京名额特别紧张。那时很伤心，很难受，但仍然坚持着拍话剧。一次我跟实验话剧院演艺中心的李主任通电话，李主任说，很抱歉，你看能不能找别的关系。我说老师我没关系，也没钱，只有成绩单。那时我特冲动，啪一下把电话挂了。
我拿着成绩单去见文化部长。武警把我拦到门外，问，见谁啊？我说见部长。约了吗？我说没约。没约哪来的？我给看他学生证。他说，你得约一下。而且，你弄错了，这是老文化部，新文化部在建国门。我又一根筋地跑到建国门，还是被武警拦在外面。在接待室软磨硬泡，终于被允许跟文化部办公室的人通电话，我说是中央戏剧院大四的学生，四年大学我专业排第一，这样的成绩单为什么不能留北京？我说我想不通。他们听了后，说事情归调配处长管，处长正在开会，他们让学校把我的事反映过来。让我先回去。
大家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也一直这样安慰自己。在无望的努力的同时，我开始准备去天津的考试。如果到3月20号，还没有接收单位，毕业生就得打回原籍。而我不想回新疆了。
那时，我成了一个现象。一个比较优秀的学生，大家都会关注。包括我演毕业大戏时，一个不教我们的老师也说，这样的学生为什么实验话剧院不要？为什么我们学校不留他当老师？
5月16号我接到学校电话，让我到学生处一趟。那天是我的生日。我推门一看，好多老师都在。我以为要签什么单子，因为快毕业了，需要还道具、服装什么的。但他们给我一张纸，我一看是中央实验话剧院接收我了。当时我就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大家都祝贺我，在场的有些老师我不怎么认识。后来我才知道，实验话剧院的院长，去文化部特批了一个名额。
我去文化部报到时，很多老师都说，倒要看看段弈宏什么样子，这么多人喜欢他，这么多人为他说情。他们对我说，孩子好好工作吧，你是有前途的。那一刻我更加坚定了大家说的，是金子就会发亮的。也就是说，我所具备的一切，我努力的一切，大家都不是看不到。我没有别的捷径走，就是努力。还有就是我命中遇到很多贵人。有才华的人很多，但并不一定我就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帮助。因此，我只能用一种感恩的心来回应和思考。

张西：到了话剧院，经济上的窘迫缓解了吧？
段奕宏：我刚进去时工资300多块钱。这其实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拥有了在话剧舞台亮相的机会，我觉得很不容易。但生存也是重要的。从毕业到现在，我其实非常慎重。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物质上的东西不能缺，但对它有欲望却不能被它控制。我毕业后才有自己的BB机和手机，而且BB机还是同班的一个女生送我的。因为排练时，她老找不着我，或者我老找不着她。其实我对物质上的东西有考虑。第一我家庭不允许，我曾经想要一件羽绒服，我试图跟家里开口，我姐说，你姐夫有一件羽绒服，我给你找出来吧。我说我不要了。我其实为了臭美。从此，我要求自己别张口。物质上的东西，我坚信以后能争取到。我的现在不是未来。现在有些人问我演了袁朗后，是不是有一种飘飘然。我其实没有。因为大学四年，那心态我自己全消化了。在那个阶段，我已经把这些东西规置得非常好，非常有序了。要的是什么，该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什么，适合我的是什么已经分得很清。我现在还不是要钱的时候。我还太年轻，我需要积累的是一种人物形象，是一种阶段和一个经历。

张西：跟康洪雷是怎么结缘的？
段奕宏：关于康导，之前我看过《青衣》和《激情燃烧的岁月》，只觉得片子拍得好，演员也好。那时对导演的作用意识还不很强，毕竟我是学演员的。
康导拍《民工》时，李义华副导演曾找我去演一个角色，后来不了了之。
第二次，康导拍《一针见血》，又是李义华让我去演一个角色。剧本非常棒，但当时我在排话剧。因为如果是演话剧跟拍电视有冲突，我肯定会选择话剧。至少我对话剧院有一个感恩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把《一针见血》推掉了。
第三次，李义华副导演给我打电话，说康洪雷的下一步戏是《士兵突击》。我不知道这戏什么概念，回来先看剧本。后来接到李义华电话，说康导要见我。于是，06年的2月初，我在上康公寓，第一次见到了康洪雷，张谦和兰小龙。

张西：第一次见到康洪雷的感觉是怎样的？
段奕宏：觉得他挺不像导演的。我与人接触，不是那种上来就能到热度的人，有点拘谨。老康有意识让我放松，我还是不够松驰。导演越显得随便，平常，幽默，我反而就越不敢跟他随便，可能是心里敬仰他的缘故。包括在拍戏的那几个月也是这样。我现在好多了，跟他贫起来，也开开玩笑。其实他是个很容易接近的人。那次见面后，就是吃饭。饭桌上就聊剧本。我说我不想演袁朗。他说你想演谁啊。我说想演史今。他问为什么啊？我说演史今我有把握，袁朗我没把握。他问怎没把握呢？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演，演不好，像一个钢板。我也不想重复以前的军人形象，反正我就没找准。康导说，行，我们知道了。然后大家就聊别的事情，聊以前拍过戏的一些经历。后来，康导说，你还是演袁朗吧，把难度给你，你就演吧。
我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地上了这部戏。那三个半月的拍摄也是忐忑不安，在极度不自信中度过的，没想到最后呈现出这样，真没想到。

张西：因为袁朗的角色不够清晰，没有前例，拍摄过程中，康导对你的暗示和启发多吗？
段奕宏：他当然是坦率地指导我。我最大的困境就是特好面子。这一点，其实也阻碍了我更好的发挥。因为当我重视一个人，敬仰一个人时，就怕在他面前丢份。这就是我的自尊心在作祟。这种东西也好也不好，我现在知道了，下次跟他合作，我就当个二皮脸，就得拿出不要脸的状态跟他合作，有可能发挥得会更好。拍《士兵突击》时，这一点真的有碍于我跟康导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其实他很喜欢我，喜欢每个人本质的东西。在现场，他从来不表扬我，也不肯定我。其实我特想让他表扬，说我两句，给我点自信心。我从小到大，都是从批评中长大的，没人夸我，我特喜欢别人夸我，希望别人的鼓励，鼓励我扛过去。《士兵突击》这一扛特难受，生扛的那种。康导就是把我置身在一个决定当中，一种无法预知当中，那是他说的。如果早知道他这样的话，我可能也不是这样的状态。当时我就是扛着，心里有一种对抗的东西。但是我还是特喜欢他，他像一个哥哥，兄长，他的那种随意性，平实，洒脱，真实，都是我特别羡慕的。我的本真吧，只有放在我跟你特别接近，也不是特别知根知底，就是需要一个时间，接近尾声时才能好一点。之前都是绷着的感觉。我不知那时，他没找到一种方式让我放松呢，，还是故意不让我放松，或者就是想把我置身在那种感觉当中。我总是欲言又止，想说话又不好意思，也不敢说，到了现场就做吧。他总是让我自己先演一遍，让大家看着。然后再布光、调整、调度，这一点其实是我没有碰到过的导演，非常好。他调起了演员的一种创造能力，每个人对自己角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能激发每一个演员身上的一种能力、想法，他有这个本事。他有凝聚一个团体的一种核心的个人魅力。

张西：康导的团队意识，还有对工作的那种敬业和激情的东西也影响到了你？
段奕宏：是的。我从毕业到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剧组，这么多人，一个健康的团体，是靠每一个人去营造的，而不是你等待去要求来的。很多同学拍完戏后总说，这个组真不行或那个组真烂。那么，你自己在当时是一种放弃的态度，还是积极的态度。我想我都是坚持。因为我不想改变。如果在一个组里，有两三个人就能形成一种气氛，一个环境，其他浑水摸鱼的人就会有所收敛，就会被这种氛围所影响，整个剧组就会越来越火。但凡有点想法，不甘愿掉队的人，就必须加入这个健康的团体，进入健康氛围。所以《士兵突击》这个组是非常健康的。其实一个组里，大伙常会看主演是怎样的一种姿态和作风。要么是起到积极作用，要么起到不好的作用，这决定整个团体的一种健康不健康。因此主演一定要名副其实，你真的能演好这部戏，是你的能力。而你的敬业和认真程度，你的接人待物的能力对一个团队来说，更重要。在马龙拍《士兵突击》时，20多天没有我的戏，按说我能回北京或去哪儿旅游。但越到那时，我越不走，我就在这待着，我就是锻炼，我就是来晒黑皮肤的，来享受这个团队的。
康洪雷对自身的那种要求，对我也有影响。有一天，他的腰椎病突然犯了，疼到那种程度还去现场。他其实是以一种笑的释然去的，我猜他可以在家里或宾馆里疼，但到了现场，他就不让你看出来。他觉得他的情绪会波及到很多人，那个时刻他必须承担起一种责任。他是一部戏的导航，他的方向稳不稳，直接影响到整部戏的成败。他是我从毕业到现在遇到最重要的导演之一。

张西：你觉得《士兵突击》里哪场戏拍出了你的想法？
段奕宏：爬草地那场戏。到现场后，康导说你想怎么演这场戏？我说我不想站着演。他说行，你试一遍吧。一大堆人坐下来看我在草地上爬。康导说，你能不能从那头爬到这头？我问为什么呀，那种爬多难看，没有理由啊。但导演发了话让我爬过来，行，我爬。结果，大家都觉得别扭，导演也置疑这么爬能行吗？这时作为演员，创造和心态的分寸都是有限的，怎样才能呈现自己的想法呢。我说导演，我再来一遍好吗？导演说好吧。我换了一种我自己都无法预知的一种方式爬了一遍。演完之后，导演说这还差不多。
第二天到现场再见到他时，我说导演谢谢你。他说谢我什么呀？我说没有昨天您那一声置疑，我认识不到自己，而这种心态会影响到，我是否坚持走自己的创作道路。
凡是跟老康合作的，我觉得都会被开掘，或多或少的，只要不是一个笨演员。但跟老康合作，你必须怀着一种健康的状态，他会净化你的创造性。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导演。跟他合作，不仅在业务上得到一种净化，在做人上，或多或少也有那种纯粹和纯净。我喜欢这样的导演和这样的团体。兰小龙也是这样的人。我们这帮朋友、哥们兄弟也是这样。中国的影视圈需要这样的团队。只有这样，才有希望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我觉得是时候了，这种团体应该站到主导位置，必须通过作品的竞争，让大家反省自己，反省自己对艺术的一种追求的纯粹态度，中国的影视业才可能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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