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作为美学命题的五四“人学”与“人的问题”
2022-03-20 22:41阅读：
——读《人的问题与人的戏剧——1920年代中国话剧创作研究》
郑千池
一、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
中国文化是空间与时间兼重，中国的宇宙有两个词汇：天地与宇宙。天地是对宇宙整体的直觉本质的把握，宇宙是通过房屋来象征具有时空统一的宇宙。
在文化特质上，中国的宇宙是实的形式与虚的道之间的虚实相生，也就是说，中国的宇宙的本质是可见的形式与不可见的道形成的虚与实的互动统一（与西方cosmos之本质是实体性的形式型的结构形成对比），而正是这种处在混沌、形式秩序之后看不见、摸不着之“道”，即名之曰“无”，决定着天地间看得见之形式秩序是如何运行的。于是，
中国的宇宙是现象本质合一的整体结构。中国的宇宙在获得秩序性的形式的同时，并不排斥现象，而把本质性的形式和具体性的现象看作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的本质在形式性的体系后面还有一个道，这道便是与形式性体系紧密相联的，共同形成中国天道的整体。
中国的宇宙是时空合一的整体结构。时空是互动的，这在“天”之动与“地”之静中可以看出：动而时间突出，静而空间彰
显，天地互动，天亦有了静，地亦有了动。宇宙便在时空合一与时空互动中取得了一个平衡。
现象本质合一的结构，强调宇宙整体在现象上的两层；虚实相生的结构，强调宇宙整体在本质上的两层，从整体上讲，二者是合一的。因此，中国的宇宙是一个三层结构——现象、本质、无形无言之道，这三层是合一、互动、相关的。
在美学基型上，中国美学是一种典型的关联型美学（“关联型美学”一词根据安乐哲的关联型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一词而来），有四个相互关联的观察视点。第一，关联原则：在主体中，心理诸要素——性、心、情、意、悟、志、知、欲都是相互关联的；第二，互渗原则：美学客体真、善、美之间，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之间，不仅相互关联，而且相互渗透，各种有各；第三，虚体体悟原则：在中国文化中，宇宙是一个气的宇宙，气生化万物，物亡又复归于宇宙之气，这样的宇宙便是一个虚实结构，气为虚而物为实，以气为根本的事物也呈现为虚实结构，气是事物的根本，为虚，形质是事物的外和内，为实；第四，活言原则：活是灵活，言是理论化语言，因为中国语言的性质与事物一样也是虚实结构，审美对象是一个形质气或曰神骨肉组成的虚实结构，因此在这种语境下诞生了独特的“精炼”、“比兴”的中国理论语言。
二、“人学”与“人的问题”
受中国近现代人学思潮的影响，“人的问题”成为1920年代话剧创作所面临的时代主要问题，而“人的戏剧”也成为1920年代中国话剧的发展目标，甚至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目标。陈爱国老师《人的问题与人的戏剧——1920年代中国话剧创作研究》一书，即以中国近现代人学思潮为时代语境，集中探究1920年代话剧创作的人学理论建构、人学思想主题及其所体现的人学本质特质，最后，对“人的戏剧”的现代人学价值和现代文化精神进行总结，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根本和本体，不断引发后世戏剧创作对它的召唤姿态。
书中提到，“人的戏剧”作为一种戏剧观念，其雏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戏剧中的“人的问题”——维护个人的尊严。这种形而上的戏剧观念后来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成为贯穿西方戏剧发展史的一条思想线索。而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戏剧”，是近现代西方人学和启蒙思潮的产物，其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价值核心，肯定人的个性追求、生命尊严及其其他合理的人性需求，是要求艺术地揭示人的思想与情感、理性与非理性等因素的戏剧，这便是“人的戏剧”概念的主要内涵。而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这种“人的戏剧”观念，本质上属于西方传统文化核心“理式”“本质”“是/being”“实体”影响下诞生的文化概念，根本上并不完全适用于解决中国文化语境中产生的问题。（西方文化特质与美学基型不在本文理论建构范围内，因此不对“人的戏剧”概念作详细的分析展开）
“人学”即人性科学或人的科学，即研究“人的问题”的专门学问，与“启蒙”（启发、开导/去魅、祛魅）概念紧密相关。二者的着重点都是“人的问题”，其中人学起初是启蒙的主要价值范畴，主要目的是促进人正确地认识自身，在思想文化上趋于成熟化、现代化，或者说，启蒙的主要内容是“人的启蒙”。启蒙思想侧重于理性主义，人学思想侧重于人本主义，共同点则在于人文理性精神。
而作为五四“人的戏剧”的创作内涵与价值表现，“五四”人学思想有着具体时代语境——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最大核心历史任务即“立人”，即国家的改造首先需要人的拯救，社会的改造首先需要人的改造。此外，“五四”人学的思想资源显然是杂糅的，它既有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又有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还有中国传统思想某些内核的继承。总而言之，因受传统伦理本位主义与集权专制主义的惯性束缚，中国近现代的人学思潮一直为“人的问题”所困扰，重点是对国民进行伦理启蒙。
三、中国美学视域下“人学”与“人的问题”的展开
显而易见的是，作为一种可见的形式与不可见的道，形成的虚与实的互动统一之宇宙的典型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人”也是一种虚实结构：实体的“人”作为静态的“物”，而虚体部分本质上则亦是载“道”之处（“道”大隐于这现象的虚实结构背后，本体不在此处，此处是“道”作用时显现的必由路径），具体落实的本体则呈现为“气”（“道”的驱动显现）之动静经行。而气是流动的，日月星辰与山河动植之存在显现空间，其自动与自然生长则显现出时间，成为气流动之内在驱动，而气流动在上述存在空间中（辩证的），和谐地维护了审美对象外部的时空统一，联系了其内部的本质（道）与现象之同一。
在符号学看来作为“深文罗织”之“语码”的历史、文化传统便是中国“人”（在这里，“人”的实体部分是实际意义上的本体、身体，虚体部分是个体的心灵经验、精神，组成了“人”的虚实结构，而历史、文化传统便是作为现象的“人”的虚实结构背后“道”的文化性质显现）的虚实结构中实体的主要组成，它作为“气”由虚入实，再由实入虚的
，文化层面上具体总结出的时空一体之存在，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它作为文化上（本体“道”统摄的部分）中国“人”的虚实结构中虚体的部分，无时无刻在辩证统一的结构性质下影响着作为“人”的实体部分（本体存在的人、身体）。因此中国“人”生来就必然联系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如此文化上的中国“人”便是这样的现象-本质结构：个体经验（家事）与历史、文化传统（天下事）的形质一体（辩证统一）。
作为最终呈现的“人学”思想内容主体，现象上的中国“人”应该呈现出这样的虚实结构。而联系到“五四”的时代语境——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启蒙思想与历史、文化传统激烈交锋的时期，此时西方人学思想的传入，其运用思路、思想资源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中西思想杂糅的形态，于是文化先驱们结合实际而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了“人学”。但本身即联系着深厚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先驱们，将最初的人学应用于解决“（中国）人的问题”时，其“人学”之思想资源也必然联系起那一层层“深文罗织”的“语码”，由是传统伦理本位主义与集权专制主义的惯性使然，本质上囿于这种局限性的“人学”并没有足够的合力解决完整的“人的问题”，而进一步把“人的问题”解构，落到其核心历史任务——“立人”的命题。
书中提到，社会历史的现代转型作为一项综合而艰难的历史任务，必然首先诉诸思想文化之变革，其首要任务是“立人”，以解决“人的问题”。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语境里，继承于早期启蒙主义的核心思想“立人”的“人的问题”，即“国民性不足”的问题，人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所谓“国民性不足”，即相对于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而言，指的是一国人民在自由平等观念、政治参与意识、文化心理素质等方面，缺乏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尚处于“蒙昧”的状态。解决“人的问题”是一项复杂的心灵工程。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如老庄哲学、陆王心学等强调人的心灵修养与主观能动性的学说，但都缺乏鲜明的现代人学价值，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伦理本位文化和集权专制主义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从前的人，是为了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
这里的“立人”之“人”，依据上文所述，显然也是具备虚实结构的形质一体的中国“人”，那么“立人”所“立”之本质要求，便是要“立道”，在文化素养和思想觉悟上重新“立”起历史、文化传统（天下事）之道，新“道”有所“立”，自然能从本质层面上决定现象的嬗变，逐渐潜移默化，新气象随着时空流入，带动现象上虚体部分的更新，以改造中国国家与社会。“人”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在中国传统伦理关系总和里，作为实体部分的社会（在这里，伦理关系属于“道”的伦理性质的显现，虚体部分是作为个体的“人”）相应地也会受到“人”的影响，在辩证互动中完成自我更新；“人”的问题解决了，同理在中国传统政治观中，作为实体的国家（在这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属于“道”的政治性质的显现，虚体部分也是作为个体的“人”）也相应地受到“人”的影响，在辩证互动中完成自我更新。有了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是儒教的道德、意志领域）的
自我更新——思辨、批判性认识，那么在对知识理性追求的文化素养层面的认识，必然也会同时随之清晰地与道德、意志相关认识区分开来，形成必需的理性以重新有逻辑地组织建构起新型社会关系（伦理）、社会组织关系（政治）适应时代语境的变化发展。
此外，在知识、情感、意志作为人的虚实结构中虚体的三大主体结构的前提下，人的认识主体立论的知识、意志领域之认识得到区分后，对应于情感领域的，对人自身的纯粹感性认识也终于从人受日常功利影响的自然性认识中分离出来，将“人”及“人的问题”置于纯粹之“道”（区别于前文政治、伦理、文化等性质之“道”）的观照下，从而得以深刻地从本体出发注视“人”自我存在的问题，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此前依附于“他者”），赋予“人学”崭新的内涵，对“人的问题”——一种五四时代语境里的启蒙困境做出了有力的回答。
结语
本文通过对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结合《人的问题与人的戏剧——1920年代话剧创作研究》提供的“人学”“人的问题”思想内容与视角，在对本体“人”的哲学美学定义前提下，形而上地尝试审视分析了五四时代语境中为笔者视为美学命题的“人学”与“人的问题”产生与嬗变表征背后的深层驱动，并以此最终总结了“人的问题”的解决途径，总体而言赋予了“人的问题”这一传统历史、文化命题哲学性的观照，拓宽了其解读路径，提高了其思考应用的普适程度，并为当代语境下“人的问题”提供一类阐释参照。
[参考文献]
1.陈爱国：《人的问题与人的戏剧——1920年代中国话剧创作研究》。
2.张法：《美学导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