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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才东坡（27）

2026-01-20 08:4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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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才东坡（27）

文 阿蔡
图 网络

洛蜀党争
奇才东坡（27）

苏轼东山再起，再一次回到了朝廷，并且在较短的时间里边，一跃成为一个三品大员，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但是，过了不久苏轼发现自己所坚持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观点与他本人所处时代朝廷的政治立场、其他政治派别的政治观念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特别是他与当 奇才东坡（27）
时反对派的旧党人物领袖司马光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由这个矛盾所派生的各种问题让苏轼感到很苦恼、很无奈。尤其在司马光去世之后，苏轼跟旧党人物之间的这种矛盾非但没有停止与缓和，相反随着新一轮的矛盾的开始而变得愈加激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洛蜀党争”。
在北宋的历史上，有三个很著名的学术兼政治派别：一个是以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洛党，因为这兄弟两个都是河南洛阳人。还有就是苏轼、苏辙兄弟为首的蜀党，他们是四川人。还有一个就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朔党，因为司马光是山西人，山西朔县古称朔州，所以历史上把这一派叫朔党。
司马光去世以后，宰相的位置空出来了。在权力面前，谁最有可能踏上宰相的位置，谁就有可能成为别的政治派别抨击的首要对象。而苏轼在这个时候，可能忘记了东坡居士的反省，忘记了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忽视了那“轼”的精神，太锋芒毕露了。
在十七个月的时间里，苏轼就做到三品大员，那剩下的 奇才东坡（27）根本不用十七个月的时间，也许就能做宰相，这是有目共睹的。洛党、朔党都不愿意让苏轼坐到这个位置上，以至于在高太后的面前，有人就公开地讲：“您偏袒苏轼。”高太后非常生气，但她也一直在做“平衡”与稳定工作。
在朝廷里边，对皇帝来说，最为害怕的是底下的大臣团结一致。如果大家团结起来就对付皇帝，皇帝能受得了吗？基于如此，皇帝总希望底下有党争，这样能分散他们的团结力。但是如果党争太激烈了，就容易动摇官僚统治的基础。毕竟国家要运行，大家还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紧密团结在皇中央周围做事。所以说，从表面上来看，一句玩笑话是苏轼跟程颐个人之间的口角之争。再往后看，是洛党和蜀党的口水大战。在口水大战后边，就是深刻的政治权力斗争。这个权力是最高的权力，是位及人臣的权力。
苏轼呢，是奇才，但决不是政治奇才，因为在这方面他没有下功夫，也不想下功夫。苏轼回到朝廷来既不是来搞政治斗争，也不是来搞权力斗争的，他也许就是抱着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利用在朝廷的这段时间，做一点点对国家对老百姓有用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苏轼在这场争论当中，自始至终坚持两点（这两点非常重要，是我们判断苏轼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的立场和角色性质问题的一个关键）：
第一，苏轼一再地、坚决地反对大兴文字狱。就是不要因为有人争论，有人写了讥讽朝政、或者议论朝政的文字，而扣上一些很大的罪名。（乌台诗案给了他深刻的教训）
第二，苏轼再三强调，他跟大家的争论的核心在于他与司马光的政见不同。具体来说，就是是否应该继续推行免役法。他始终把他自己要争论的范围限制在“继续推行免役法”这个区域之内，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他的本意是不想让这场争论演变成为权力和政治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的苏轼头脑是很清醒的，但是我们知道政治斗争一旦展开，就不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啊。
随着事情的深入发展，苏轼慢慢地察觉到，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分歧由原来的政见不同，逐渐开始走向政治权力的斗争，这完全背离了他的初衷。苏轼在这场争论中感觉到深深的疲倦，同时也嗅到了一丝恐惧的气味。曾经遭受过囹圄之苦的苏轼，这时感觉到在朝中为官真是太难了。他再也不愿意在这场口水大战中重蹈覆辙，所以连上四道奏章，请求离朝外任，尽快离开这政治漩涡与是非之地。
老实说，就苏东坡的家庭而论，住在京都确是大有益处。 奇才东坡（27）但是，东坡已经不再留恋了。
苏家全家现在开始享受京都的生活，这和黄州的农家生活大不同了。他们差不多十五年没住在京都（只有苏东坡在京都监狱的那三个月来过，另外是他不能进城住在城外郊区的那一次）。孝顺的儿子苏迈，已经到江西去做一小官。两个小儿子苏造和苏过，一个十六，一个十四，都在家中与父母团圆。苏夫人和朝云现在也都能安享快乐的生活。不过看着京都生活的奢华，他们也有点儿害怕。
在这种气氛的生活中，苏东坡还是保持着一颗平常心，照常练他的瑜珈和养生之道。每隔一夜，他就要睡在宫中。但是不论在宫中或在家中，他总是黎明即起，梳头发一百次，穿上官衣官靴，然后再躺下小睡。他说，那种小睡之美，无物可比。等该出门上朝时，他已衣冠齐整，出门骑上镀金鞍路的白马，往东华门而去。早朝最迟十点钟完毕，这时，除非有特别公务，他照例可以自由了。若没有交往应酬，东坡就带着妻子孩子去逛商店买东西。
相国寺只在附近，院内挤满了卖扇子、刀剪、珍品、古物、字画、拓片等等东西的商贩。有时，全家在东城的商场去逛，可以理发、买盆花、买鸟买笼子，一天的工夫在不知不觉中混过去。有时穿过朱雀门到外城去，那儿还有一大片住宅区，孔庙和国子监都在南外城，再往远处就是各式各样的道士观。他们倦游归来，有时在“台楼”吃饭，或是走南门街，去逛著名的唐家珠宝店，挑选几件温州的漆器，或是在报慈寺街的药铺买点儿上好的草药。
事实上，在奢侈豪华的生活和简单朴质的生活之间，论幸福并没有多大不同。高职显位的荣耀，只有在没有那种能力资格的人眼里才值得羡慕；做高官的快乐不见得比做个成功的铁匠的快乐更多。苏东坡在论《乐与苦》的一篇短文里，就已经表达了这种看法：
“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速梦尔。此四者犹有仿佛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对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乐处。当以至理语君，今则不可。
元裕三年八月五日书”
当然，还有人对京都的生活持一种很世俗的看法，而苏东坡却是超凡脱俗了。
他的朋友蒲宗孟就极尽奢侈享乐的能事。蒲家的儿媳终日不做别的，只教丫环做各式图样的“酥花”，加糖凝结，以备做饭后小吃之用。他一个儿媳妇，不以同样的“酥花”教客人第二次再吃到，而丫环们昼夜忙着做那些“酥花”。蒲宗孟有些特别的习惯，其中包括“大洗面”、“小洗面”、“大洗足”、“小洗足”、“大洗浴”、“小洗浴”。他每天洗脸两次，洗脚两次，每隔一天正式洗澡一次。在“小洗面”时，他只洗脸，脸盆中换水一次，由两个仆人侍奉；“大洗面”时，要换水三次，由五个仆人侍奉，要洗到脖子和肩膊。在“小洗足” 时，换水一次，由两个仆人侍奉，只洗到足踝为止；在“大洗足”时，换水三次，由四个仆人侍奉，要洗到膝盖。在“小洗浴”时，他用二十四桶水，由五六个仆人侍奉；在“大洗浴”时，也用二十四桶水，但由八九个仆人侍奉。在“大洗浴”时，他用药膏洗，衣裳要放在金属网子上，下有稀奇的香料点燃慢熏。他还写信给苏东坡介绍经验说，此种洗澡法对他益处甚大。苏东坡只是冷冷地回答说： 奇才东坡（27）“闻所得甚高，固以为慰，然复有二，尚欲奉劝，一曰俭，二曰慈。”
京城虽好，绝非久留之地；奢靡享乐，不是安居乐业。苏东坡还是要想离别京都，回归地方，决定远离这个麻烦的权力中心。
洛蜀朔三党，不同处本来很多，只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走到了一起。维护新法的王安石一派被驱除出朝廷，他们便不能相安于一朝。所谓“既交恶，其党迭相攻”。
在这样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面前，苏东坡急流勇退，也可谓是一个比较清醒的政治选择！苏东坡，你将走向哪里？


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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