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按：上海读者朱光致函《咬文嚼字》编辑部说：“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恪’字，查阅常用工具书只有kè音读，而很多人却读成què音，这‘恪’字究竟念kè还是què？望不吝赐教。”编辑部转来朱函，因撰此文作答。
在答复朱光先生的问题以前，先引录《文史知识》1997年第
在答复朱光先生的问题以前，先引录《文史知识》1997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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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刊载的董宝光《“恪”字读音》一文，以供参考，同时也作为后面拙文讨论的起点。
“恪”字读音
董宝光
据《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和《辞源》等工具书，“恪”字仅一读音：“kè”，然大家在称陈寅恪先生之名时，“恪”字却读“què”音。这是为何?据40年代中期曾作过陈寅老教学助手的王钟翰回忆，陈寅老的亲属呼其名时，“恪”字均读“què”，于是约定俗成，友人及学生亦效仿之。然陈寅老用英文撰文时，其英文署名为“Tschen Yinko”，可知，陈寅老自己也认为，其名中的“恪”字应读“kè”。陈寅老的另一教学助手王永兴先生谓，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其六世祖始由闽入赣，落户义宁。客家人习惯“恪”读“què”。义宁陈氏一直保持客家传统，故陈氏昆仲名中的“恪”字均读“què”。因“恪”字读“què”系客家习惯，故诸工具书不载也。
董文一开头就说：“据《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和《辞源》等工具书，‘恪’字仅一读音：‘kè’。”
这一句话，在表达上是有疏漏的。为什么仅仅举出三部工具书呢?如果其他的工具书表明“恪”还有第二个读音，这个结论不就无法成立了吗?
应当说，在民国以前，“恪”字（包括它的别体或异文“愙”“㤩”“愘”）确实只有一个读音。根据从唐代到清代几部官修韵书的记载，“恪”字的反切共有三种写法，即苦各切、克各切和可郝切，但它们折合成现代普通话读音时却只有一个音：kè。甚至在清末的光绪十六年（1890）北京鸿宝斋出版的《考正字汇》中，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
然而到了民国初年，“恪”字的读音出现了新的情况。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民国四年）出版的《辞源》（今通称旧《辞源》），其“恪”字条下的注音是：“可郝切（即kè），亦读如却（即què）。”
“亦读如却”的“却”，就是“恪”字新出现的又读音。这个又读音，后来被某些辞典所承袭，如1937年商务版《国语辞典》注音为：恪一丂ㄜˋ（此为注音字母，即kè）二ㄑㄩㄝˋ（即què）；1979年上海辞书版《辞海》注音为：恪（kè课，旧读què确）。
旧《辞源》《国语辞典》和1979年版《辞海》，都是颇有影响的工具书，它们的注音记录表明，说“‘恪’字仅一读音‘kè’”，是不符合事实的。
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一、民国初年“恪”字的又读音què，是怎么从无到有冒出来的?
二、按照语音规范化的要求，这个又读音应当如何处理?
第一个问题比较棘手。由于手头缺乏资料，我只能根据自己的分析和推断，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应当肯定，què这个又读音的出现，与陈寅恪先生无关。因为在旧《辞源》出版的1915年，陈先生年仅26岁，还没有成为全国知名的国学大师，旧《辞源》的编纂者们不可能格外垂青，将他名字中“恪”的客家方言音收录进来。所以要解开这个谜，必须另辟蹊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的《李氏中文字典》，其注音方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例如，“恪”字的注音是：
在上例中，“国音”（普通话语音）一栏，是用直音字（课）、注音字母（丂ㄜˋ）和汉语拼音字母（kè）三种方式标注的；“粤音”（广州音）一栏，是用直音字（确）和国际音标（K k3）两种方式标注的。其中“课”与“恪”是国音同音字；“确”与“恪”是粤音同音字，但其国音却并不同音。如果有一个文化程度较低而又不懂注音字母、汉语拼音字母和国际音标的人，便有可能误认“课”（kè）和“确”（què）都是“恪”的国音同音字。清末的广州，是中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经济和文化发展迅速。为了向广大民众普及文化教育，曾经出现过许多学习粤方言或通过粤方言学习官话（亦称国语，即普通话）的识字读本。其注音方式，很可能像今天的《李氏中文字典》一样夹有直音字，如“恪”字的国音直音字标作“课”或“克”，粤音直音字标作“确”或“却”（粤音“却”读k‘oek，与“恪”读音十分相近）。这些读本流行于民间，影响广泛而深远。出版于1915年的旧《辞源》，可能就是根据这些注音资料，在“恪”字条下加注“亦读如却”的。于是，què作为“恪”的又读音便由此产生了。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què作为“恪”字的又读音，虽然收进了旧《辞源》，但由于来自方言，于古无征，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民国七年（
“恪”字读音
董宝光
据《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和《辞源》等工具书，“恪”字仅一读音：“kè”，然大家在称陈寅恪先生之名时，“恪”字却读“què”音。这是为何?据40年代中期曾作过陈寅老教学助手的王钟翰回忆，陈寅老的亲属呼其名时，“恪”字均读“què”，于是约定俗成，友人及学生亦效仿之。然陈寅老用英文撰文时，其英文署名为“Tschen Yinko”，可知，陈寅老自己也认为，其名中的“恪”字应读“kè”。陈寅老的另一教学助手王永兴先生谓，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其六世祖始由闽入赣，落户义宁。客家人习惯“恪”读“què”。义宁陈氏一直保持客家传统，故陈氏昆仲名中的“恪”字均读“què”。因“恪”字读“què”系客家习惯，故诸工具书不载也。
董文一开头就说：“据《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和《辞源》等工具书，‘恪’字仅一读音：‘kè’。”
这一句话，在表达上是有疏漏的。为什么仅仅举出三部工具书呢?如果其他的工具书表明“恪”还有第二个读音，这个结论不就无法成立了吗?
应当说，在民国以前，“恪”字（包括它的别体或异文“愙”“㤩”“愘”）确实只有一个读音。根据从唐代到清代几部官修韵书的记载，“恪”字的反切共有三种写法，即苦各切、克各切和可郝切，但它们折合成现代普通话读音时却只有一个音：kè。甚至在清末的光绪十六年（1890）北京鸿宝斋出版的《考正字汇》中，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
然而到了民国初年，“恪”字的读音出现了新的情况。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民国四年）出版的《辞源》（今通称旧《辞源》），其“恪”字条下的注音是：“可郝切（即kè），亦读如却（即què）。”
“亦读如却”的“却”，就是“恪”字新出现的又读音。这个又读音，后来被某些辞典所承袭，如1937年商务版《国语辞典》注音为：恪一丂ㄜˋ（此为注音字母，即kè）二ㄑㄩㄝˋ（即què）；1979年上海辞书版《辞海》注音为：恪（kè课，旧读què确）。
旧《辞源》《国语辞典》和1979年版《辞海》，都是颇有影响的工具书，它们的注音记录表明，说“‘恪’字仅一读音‘kè’”，是不符合事实的。
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一、民国初年“恪”字的又读音què，是怎么从无到有冒出来的?
二、按照语音规范化的要求，这个又读音应当如何处理?
第一个问题比较棘手。由于手头缺乏资料，我只能根据自己的分析和推断，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应当肯定，què这个又读音的出现，与陈寅恪先生无关。因为在旧《辞源》出版的1915年，陈先生年仅26岁，还没有成为全国知名的国学大师，旧《辞源》的编纂者们不可能格外垂青，将他名字中“恪”的客家方言音收录进来。所以要解开这个谜，必须另辟蹊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的《李氏中文字典》，其注音方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例如，“恪”字的注音是：
| 国音 |
粤音 |
| 恪 课 ㄎㄜˋkè |
确 k k3（声母K应改为送气音K‘） |
在上例中，“国音”（普通话语音）一栏，是用直音字（课）、注音字母（丂ㄜˋ）和汉语拼音字母（kè）三种方式标注的；“粤音”（广州音）一栏，是用直音字（确）和国际音标（K k3）两种方式标注的。其中“课”与“恪”是国音同音字；“确”与“恪”是粤音同音字，但其国音却并不同音。如果有一个文化程度较低而又不懂注音字母、汉语拼音字母和国际音标的人，便有可能误认“课”（kè）和“确”（què）都是“恪”的国音同音字。清末的广州，是中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经济和文化发展迅速。为了向广大民众普及文化教育，曾经出现过许多学习粤方言或通过粤方言学习官话（亦称国语，即普通话）的识字读本。其注音方式，很可能像今天的《李氏中文字典》一样夹有直音字，如“恪”字的国音直音字标作“课”或“克”，粤音直音字标作“确”或“却”（粤音“却”读k‘oek，与“恪”读音十分相近）。这些读本流行于民间，影响广泛而深远。出版于1915年的旧《辞源》，可能就是根据这些注音资料，在“恪”字条下加注“亦读如却”的。于是，què作为“恪”的又读音便由此产生了。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què作为“恪”字的又读音，虽然收进了旧《辞源》，但由于来自方言，于古无征，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民国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