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传奇背后的故事
2008-02-20 17:27阅读：
本文发表于2007年11月26日《西安晚报》
2007年12月17日香港《大公报》
爱情传奇背后的故事
——李商隐的两首诗揭密一段历史
商子雍
爱情是人类不可或缺的高尚精神生活，是上至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都无法免“俗”的精神追求。但现实生活中，真正达到高度和谐的那种两情相悦的爱情，又是极为罕见。一位文化老人(记得好像是张中行)曾称，现时的中国家庭，大致可分为可心、可过、可忍、不可忍四大类，并认为其中可心、不可忍者均较少，而可过、可忍者占大多数。本来，以爱情为基础的男女之间的婚姻，是一种至善至美至真至纯的灵与肉的结合，不可忍的那一类家庭姑且不论，就是那种可过、可忍的家庭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我称之为“生育合作社”或“经济共同体”，仅仅是在一块儿过日子、生孩子而已，和男欢女爱、心心相印的境界实在是尚有不小距离。从这么一种认识出发，去解读从古到今爱情题材一直受到创作者的重视、此类题材的作品一直被受众追捧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你就不难明白，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许多人都需要从文艺作品中，去慨叹他们在现实生活里不曾经历过的伟大爱情。
说到爱情题材的文艺作品，在中国，似乎应该首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笔下的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传奇，还真是让人荡气回肠。但白居易毕竟是诗人，而不是史家；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的李、杨之恋，真的是诗人所描绘的那样感天动地吗？
先介绍一点儿“正面”的史实。撇开政绩不论，李隆基其人，还真是一位极具歌舞戏剧天赋的风流天子。早在6岁的时候，他就曾经登台演出《长命女》，向自己的祖母武则天献艺。至年龄稍长，更是热衷于和民间艺人交游，潜心研究音乐，《新唐书·礼
乐志》所云：“玄宗为平王，有散乐一部。”就是他青年时代艺术实践的记录。另，三国时江南有谚曰：“曲有误，周郎顾。”赞扬的是精通音律的东吴名将周瑜周公瑾，而《新唐书·礼乐志》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弟子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可知在作为一名杰出的音乐家这一点上，李隆基的水平和成就绝不在周瑜之下。
正是由于具备了这样的爱好和修养，李隆基才会在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不久的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便成立了一个以创作、演出歌舞戏曲为任务的专门艺术机构，并将禁苑中的一座梨园作为这个机构的活动地点。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梨园一词，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了培养和生产歌舞、戏曲人才及作品的所在，而李隆基本人，亦缘此成为“一个戏园的神”，被中国世世代代的优伶祭祀膜拜。
至于杨玉环，首先，此人是一个以自己出类拔萃的丰腴之美倾倒了李隆基的绝代佳人。在美女如云、美腿如林的后宫，能够达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即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么一种境界，你不能不佩服杨玉环的魅力。另外，杨玉环还是一位出色的舞蹈艺术家，白居易在《胡旋女》中写道：“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所以，当年在华清宫，兴之所至，贵妃登台表演，当然妩媚动人。李隆基呢？更是常常亲自击打羯鼓，充当乐队指挥。才子佳人，珠联璧合，说句老实话，这两个杰出的艺术家，倒还真的是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那种男欢女爱的绝配，也因此，最终李、杨爱情的悲剧结局，才使得不了解全部真相的人情不自禁地为之落泪。
那么，全部真相又是什么呢？在唐代，因李、杨二人的故事而写诗的并非白居易一人，而李商隐的两首七绝所透漏出来的信息，就和《长恨歌》之所言完全不同。
一曰《龙池》：“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二曰《骊山有感》：“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诗中行为“反常”的寿王名叫李瑁，是李隆基和武惠妃所生之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李瑁娶16岁的杨玉环为妃子。但不久以后，杨玉环即被那个当了近30年的太平皇帝，热衷于声色犬马的老公爹李隆基看中。为了掩人耳目，这个皇帝佬儿先在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让杨玉环当了女道士，道号太真，过了6年，即到天宝四年(公元745年)，27岁的杨玉环才正式成为60岁的唐玄宗的贵妃。明白了吧，正是由于有着这么一段被父亲横刀夺爱的痛苦经历，李瑁才在龙池赴宴见到杨玉环以后彻夜难眠，也才从来不跟随李隆基（当然还有杨玉环）的金舆前往长生殿。寿王的“反常”行为，实属正常！
也许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结合还真是达到了灵与肉高度和谐那么一种境界。不要为李隆基的年事已高担心，从古到今，权力和金钱从来都是最有效的壮阳药；而杨玉环，尽管是一位体重可以的胖美女，但在李隆基的超常宠爱下，也一定会轻飘飘地没了分量——他们俩在一起，美着呢！只不过刨根问底，这种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悖的乱伦结合，值得我们铆足了劲儿歌颂吗？
有时我想，美丽着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故事的《长恨歌》，仅仅是一首诗歌，而不是一部权威的历史教科书，用绝对真实的史书标准，来要求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的文艺作品，也许不妥。但如果有应该划归中国历史范畴的著作，在谈到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故事时，也隐恶扬善地大唱赞歌，那著作者的学术良心和学术道德，是不是就显得有点儿缺失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