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泉，礼泉

2014-06-11 05:5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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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泉，礼泉

本文发表于2014年8月1日香港《大公报》、8月17日《西安晚报》、2014年12月（上）《杂文月刊》
醴泉，礼泉
商子雍

查《现代汉语词典》，对醴泉的释义有两条：1、甜酒；2、甘甜的泉水。对礼泉，这本辞书不收。另查《古代汉语词典》，发现在对醴泉的释文中有这么一句：县名。即今陕西省礼泉县。
对醴泉这个县名的缘起，以及醴泉县后来成为礼泉县的变化，过去模模糊糊知道一些，但未得其祥。前不久，应邀参加一个寻找陕西民间美食活动前往礼泉，事前，主事者给我派了个活儿：在大巴车上给活动参加者讲一讲这个县的历史和现状，于是免不了手忙脚乱地翻书、上网、查资料，对礼泉县的了解，也就从原先的未得其详进步到略知一二了。
原来，如今叫做礼泉县的这么一块地方，夏属雍州，周称焦获，秦始

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县，名曰谷口（一作瓠口），建县的历史迄今长达2235年。西汉置谷口邑，属左冯翊管辖，后改为谷喙县，东汉并入池阳，南北朝时改称宁夷县。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因境内有泉，味甘如酒，故更名为醴泉县。1964年9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醴泉县更名为礼泉县。
更改地名，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印象中，改名次数最多的大城市，应该是南京吧！粗粗查了一下，这个城市曾经用过的名字，竟有金陵、秣陵、建业、建邺、建康、丹阳、归化、升州、江宁、集庆、应天、京师，天京等十好几个。当然，给城市改名的权力，从来就归官家（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政府）掌管，而每一次改名，也总有在官家看来非常合理的必要性。比如，洪秀全率兵攻占南京后，以此地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天王日理万机的城市，不叫天京行吗？再比如，西晋年间，建邺改名为建康，这是由于晋愍帝的名字叫司马邺，城市的名字和皇帝的名字有一个字撞车了，不改行吗？在封建时代，这叫避讳，是天经地义、不容商量的规矩。
看来，城市改名，不但有缘有故，而且改名本身，还构成了一段城市记忆，成为价值或大或小的史料，供后人研究、玩味。那么，醴泉改名为礼泉，原因何在、又构成了一段怎样的城市记忆呢？我在疾驰的大巴车上对前往礼泉探寻民间美食的几十位朋友坦言：“昨天晚上，商老师在查书、查网以后，苦思冥想了小半夜，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看来只能称之为：这是一次莫名其谬的改名！”
难道不是吗？要知道，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里，和“天降甘霖”一样，“地涌醴泉”是祥瑞、是吉兆，能让人对生活更有信心、对未来更怀希望。所以，隋文帝开皇十八年，面对着“地涌醴泉”这么一种自然现象，官家立即改县名为醴泉，的确是明智之举。这以后直到1964年9月9日，没有哪一届政府把醴泉这个美好的名字抛弃，看来在这件事上，他们都没有走到明智的反面。于是，在长达1366年的时间里，醴泉这个县名，不但凝聚着一段美好的城市记忆让人回味，而且还如同一股流淌不息的甘美清泉一样，滋润着当地百姓的心田，提升着他们的幸福指数。
当然，我这样表述，绝非认为改名以后礼泉人就不幸福了。“文革”十年的事这里不去说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礼泉人创造的业绩可圈可点，比如，这次寻找民间美食的目的地袁家村，就是一个在全国有着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那天中午，我们在“刘嫂农家乐”尽享当地美食，并和老板刘嫂以及袁家村一位年轻副村长促膝而谈，洋溢在他们脸上的灿烂笑容，展示着他们心中的巨大幸福，十分感人。但这么好的一个县，为什么要用礼泉这么一个不怎么样的名字呢？不错，单独来看，礼和泉都是挺好的字眼，但把二者捏拢在一起构成一个县名，却没有任何文化内涵。而用它取代的醴泉，则是富含文化，且凝聚着久远的城市记忆。有道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么一比，再笨的人也能感到，发生在近半个世纪以前的那么一次县名更换，往轻里说，是不是也显得有点儿考虑不周呢？或许有人会讲，改醴泉为礼泉，在书写上简单了一些，不无益处。的确如此。但为了一点儿小小的书写方便，就抛弃一个优雅吉祥、且使用了千余年的的县名，值吗？请认真权衡一下吧！
城市的名字是由人来取，也可以由人来改。历史上，南京的名字改过十几次，而礼泉，改名的次数屈指可计，再改一次，似乎也并无不可。更何况在我看来，仍然作为通用规范汉字一员的醴字，倘若有知，说不定正在字典里急切地渴盼回归呢！

醴泉，礼泉

醴泉，礼泉

在袁家村泡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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