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幸诗家幸

2020-02-29 14:5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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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幸诗家幸
——元好问，以及fangfang
商子雍

在致友人杨霁云的一封信中，对诗（这里诗指中国传统的格律诗，俗称旧体诗），鲁迅先生曾有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言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愚以为，先生说这一段话，主要是在表述他对唐诗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崇敬心情，倘若有人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唐代以后，中国的诗坛上就不再有好诗出现了，那只能称之为“误读”。
其实，鲁迅先生自己，就是旧体诗创作领域里的高手，早在生前，其诗作已被坊间高度评价。有一林庚白者，被后人尊为民国奇才，在当时的知名纸媒《晨报》上开有名为“孑楼诗词话”的专栏，其中言道：“ 近见鲁迅《吊丁玲》绝句极佳，此老固无所不能耶，录以实吾诗话。诗云‘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以论功力,突过义山。’”在前边提到的那封信里，鲁迅针对此回应道：“玉谿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林公庚白之论，亦非知言。”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晚唐著名诗人，和杜牧合称“小李杜”，虽一生困顿不得志，但却是晚唐乃至整个

pan >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鲁迅尽管是以思想深刻、见识超人、文字独具风采的杂文传世，但偶有诗作，亦惊世骇俗，林庚白的“以论功力，突过义山”之说，绝非溢美。而鲁迅对李商隐诗作优长及弊端的概括，也是十分准确。所以，在前边提到的那封信中先生还表示：“来信于我的诗，奖誉太过。其实我于旧诗素未研究，胡说八道而已”，“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这固然是自谦，但又何尝不是在展示着一种自信！
总之，唐代以后的中国诗坛，绝对还有好诗，比如近、现代的鲁迅（以及聂绀弩）的诗，宋代苏轼、陆游、辛弃疾的诗，如果还要找出一位诗人的诗，那我挑选金末元初的元好问。
元好问生活在一个改朝换代的动荡岁月，他的诗作诞生于金朝灭亡前后，被称作“丧乱诗”。这些作品，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具有诗史的意义。元好问的“丧乱诗”，就艺术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挚性来说，是杜甫以后少有的。但元好问不像杜甫那样对国家的复兴还抱有希望，他是既绝望而又不甘心，郁结的感情爆发为悲歌，笔笔皆为血泪，字字饱含忧愤，有着很强的感染力。也因此，清代大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题遗山诗》（元好问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中才深刻而中肯地言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当然，作为诗人，他们不应该为了自己能够成为有幸的诗家，便希望国家遭遇不幸；事实上，就算他们希望也没用，因为，读书人绝对没有让国家陷入不幸的能力。当年，秦始皇曾经为了维稳而焚书坑儒、大开杀戒。可结果呢？“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幸总会时不时地袭来，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即就是何国家、任何民族与不幸迎头相撞，也绝非生于斯时斯地的诗人（以及文学家），都能够像元好问一般被后人赵翼由衷赞誉，这就说到了眼下的fangfang。
作家fangfang不幸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困在了武汉，但她在和近千万武汉人一起艰难度日的同时，没有忘记作家的责任和使命，以《fangfang武汉日记》为题，记录自己在和武汉共同蒙难之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通过网络传播，一时洛阳纸贵、倍受赞誉，以致有人慨叹：“十万文人齐发嗲，唯独fangfang 是男儿！”
果真如此吗？在我看来，发嗲的文人固然有（比如，那些矫情、肤浅、装腔作势的所谓抗疫诗文的炮制者），但更多的文人则是缄默。不过，眼下缄默不等于永远缄默，也许，有人正在酝酿创作一部真实而深刻地记录这一段历史的鸿篇巨制呢！
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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