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时间为轴对于我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习”经历的回顾（2016年）
2022-07-30 10:59阅读：
2016年，按照规定，我将经历一年级下学期和二年级上学期，有过高等教育学习经历的朋友都知道，这将是研究生学习的关键时期，因此，酷爱社会科学学习与思考的我，在上半年多选了两门课程——这使得当时的宋儒梅同志，都有些心疼地帮我选了两科。
因此我与省社科院在2016年的关联，是从若干门课程开始的。在上半年，也就是2015—2016学年度下学期，本专业的专业课程包含由刘爽同志讲授的“西伯利亚史”，由刘涧南同志讲授的“地缘政治”，由李随安同志所讲授的“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等若干专业课程，同时延续了由东北亚研究所宋琳琳同志所讲授的“公共英语”第二学期课程，而且还增加了战继发同志的“中国古代史专题”课程。上一段曾经提到，我在那个学期多选了两堂课程，其内容分别为高云涌同志所讲授的“《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研究”和彭金冶同志所讲授的“法学前言”。应当指出，这一系列的课程本身包罗万象，虽然省社科院的教员水平有限（公平地说，有能力的教员还是存在的，但是能力多数为有限、格局往往也不大），但是从牌面上讲，内容可以说是有一点丰富程度和自身特色的。
我们就一件事一件事地进行回顾。首先一件事发生在大概2016年3月（由于并非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因此请原谅我没有记非常具体的日期），当时一个“学期”刚刚开始，有一次，我在食堂吃饭，那个年月，省社科院食堂正厅摆有电视，而且正对电视那个桌面上的相关用餐人员被默认可以自行调台。有一次，我正好在那张桌子上吃饭，同桌的还有两位不认识的、四五十岁的学者（也可能是干部，不过说实话，在之后的若干年中，我从没有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再见过这两位同志，同桌吃饭的简单一面之缘，我又不能直接去问人家的姓名和身份，因此简单认为，对方可能是哪里来的访问学者），同时，还有一个我在之前就吐槽过的人物：马友君。当时我们正好播到了央视纪录频道（或是科教频道，请原谅我实在记不清了，不过肯定是一起讲述具体内容的节目，不是新闻），正在将当时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海昏侯墓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我与那两位学者交谈甚欢，讨论了许多有关于海昏侯的生平、事迹、以及出土文物的话题（短短半个小时，内容有限，但已经算“甚欢”了），大家发现什么了吗？是的，唯独马友君没有任何表现——也许我们
可以用“马友君是研究外国的，对中国史不够了解”这样的理由来搪塞。但是一方面，从专业的角度讲，他是史学专业的讲师，在我们当代这样一个史学交融、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基本构建的当下，史学专业的讲师专业能力已经全面发展的年代，不论面对的是什么方面的考古成就（更何况，“海昏侯墓的发掘”可不是一般的考古成就），都应该存在兴趣，甚至是热情；另一方面，面前的恰恰是自己名下的学员（如前文所述，当时为了照顾他的面子，已经选他做了导师），身为导师，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与同学进行深入交流，拉近距离。而马友君在做什么？在“安静地”吃饭，说句不好听一点儿的话，在“扪头”吃饭......虽然我不应该因此就对他有什么“想法”，但是我也是做讲师和老师的，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对我的企业学员或者中小学学生面前出现这种表现的话，他们有意见实际上是很正常的。
在2016年5月份至6月份，一个学期的课程即将基本结束，仔细说来，与上个学期马友君以及某些教员的课程没有上完相比，这个学期的各位教员有一个特点——他们的课程都上完了，即使有些老师由于各方面的工作很忙，可能会导致临时无法上课的情况，但是老师一方面会及时补课，另一方面，即使老师不能及时现场授课，也会进行视频授课，甚至有的老师会与同学们通过微信建群，将原本遗落的课程补给同学们。例如高云涌同志就曾经与同学们建群，并且曾经向同学们具体推荐相关参考书籍，帮助同学们在非课堂时间对课程进行全面了解。
在2016年8月份，也就是暑假期间，曾经有一次，我因为一点原因在教学楼里等一位同学。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个较为矮瘦的身影从办公室走了出来——我一眼认出那是《学习与探索》期刊社社长、刚刚调任研究生院院长半年的赵玉贵同志。只是有点稀奇的是，赵老平时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衬衫领带或者西装革履的、既比较严肃又不失幽默和蔼的长者形象，而这一天他则是破天荒地穿了一套黑色的的篮球背心，黑色的短裤，我自然是下意识地去问了“老师好”，“哦，王瀚是吧，有事吗？”“没有，老师，我在等人”......说句不太恭敬的话，老人家刚出来的时候（当时他的办公室在阴面，像我这样有点近视的学员，第一眼还真有点看不清脸），我还以为是哪位老师正打完篮球回来，那一句“有事吗”倒是让我突然意识到，我等同学的那个楼层正好是研究生院领导干部的办公楼层，仔细想想，老爷子可能也是去参加了什么比赛刚刚回来。不过最重要的、我最需要回忆的事，是他第一次叫出了我的名字！要知道，在高等教育界，教员有可能直至毕业都不认识某些学员，而他在只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已经能够对上我的相貌和姓名，足够证明他的细致；话说回来，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为自己能够这么快被院长老师记住而感到欣慰。
接下来的一件事，发生在2016年8月29日。请大家注意，直到此时，我已经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确立“师生关系”长达一年了，说句实话，虽然存在向当时便已经或多或少的像马友君那样的让我感觉别扭的人和事，但我始终还是感觉那只是个别现象，我从来没有放弃与他们做朋友的愿望（直到现在也是），也没有计较马友君这个人的冷漠表现——毕竟，这可能只是某个人的性格使然（《学习与探索》的张磊主编可是每次都会对我有所回应）。
然而说到与社科院的人做真心朋友，那么就一定是有大事的时候不能瞒着他们......这里先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我来自一个带有原生成分的知识分子家庭，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定的不稳定因素，我只能告诉大家，这种不稳定因素来自我的母亲——一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第一代“凤凰女”，比较多余的内容，我不想多说。但是，家庭的经历使我确实缺乏安全感，而且我确实不太喜欢跟女性深度交往（这里请不要误会，我只是不愿意谈婚论嫁，如果有女性同事或者女性朋友需要我的帮助或者愿意请我帮忙的话，我也从来都不会拒绝——我的底线就是，虽然我从来不相信女性，但女性依然是当今社会的弱势群体）
然而，由于缺乏安全感，却愿意与这样的事业单位的人员做朋友，就必须坦诚相告......毕竟，当时我很单纯地认为，一方面，他们有知悉真相的权力；另一方面，如果将来真出了什么事，我也不想被讹（毕竟，2013年和2014年的一点事，使我对现在的事业单位有点缺乏信心）。因此，我原本打算找到一位值得信任的长者，把这一切告诉他（请大家一定要明确，那不是什么倒苦水，而是单纯地尊重知情权，同时又保护隐私）。我原本真的打算把这一切告诉我印象已经比较好的赵玉贵院长了，但这其中有一个问题......当时已经设立了“班主任”制度，我们史学班的班主任李继萍同志（说实话，她只比我大一岁，但我从未从原则上认为称她为“老师”有什么不妥），还比较年轻，而我又对研究生院（2016年以后）新上任的领导班子又缺乏更深的了解，内心深处一直在担忧，如果他们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样，那么我告诉他们就将置李继萍于危险境地（在这种情况下，班主任有优先知情权）。
本着以上目的，2016年8月29日，我将这一切率先告诉了李继萍，我印象中，她当时刚刚做完睫毛，甚至必须戴着帽子（当然，这不是什么违反原则的事，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假期）。事实上我只是将非常重要的客观事实告诉了她，但它却执意认为我在胡思乱想，执意要带我去见当时研究生院在假期的值班领导——要说这个值班领导是谁呢？是张慧霄。那是我第一次跟她近距离接触，也一举了解到了她的能力。她上来以后的每一段话，我永远都忘不了：第一句话像个老巫婆似得说什么“亲妈后妈”，在得到我的前者回答后又问“你们家只有你一个孩子吗”，在得到肯定回答后，他就开始“抒情”，“哎呀你都掉幸福堆儿里了”。随后，她又开始东拉西扯，“发表了几篇论文啦”“你自己心理都有问题还个学生做心理辅导”。
各位，我想问一下，我为了对朋友坦诚相待，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他们，难道有错吗？况且，在告诉李继萍和张慧霄这些内容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在乎她们都是女人，大家难道都看不出什么吗？这不等于让这些婊子给自己立牌坊吗（请原谅我这句话的粗鲁，但这真的是我憋在心里很多年的话）？各位，在这里我也要抒一段情：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身世中的痛楚告诉了你，甚至是不考虑你的特殊情况，记住，这种人绝对不是有什么“心理问题”，除非他精神有问题；这里不妨反向思考一下，如果一个女孩子自由被自己不正经的父亲侵犯，长大以后对于男性很有可能会存在不信任，但是他却面临必须跟别人坦诚，而坦诚的这个人却必须是一位男性，她会怎么决定？
这里奉劝大家，如果真遇到了这种事，你作为那个听取坦诚的人，要向对方道谢！——因为，对方不论是出于信任你，还是必须保护你，人家都已经将自己感情上可能最痛苦、客观事件中可能最危险的内容告诉了你——这是拿你当做真正的友人的表现......如果真的要交朋友，就不该瞒着对方，因为最起码，要让朋友把握与你交朋友时所要把握的尺度。
说完了不开心的事，再说一件让我想笑又笑不出来的事吧。2016年的教师节，正巧遇到中秋节，我照例为各位教员朋友写诗道贺。不过在“诗贺”之余，当年的同学们之间也有一点“活动”——张宇（我们同届的同学，小名“多多”）跟大家说为老师买点月饼，我们大家都以为这个主意不错，我当初唯一感觉值得推敲的事，就是省社科院实际上是政府的一家机构，我们虽然是学员，名义上讲是“自己人”，但是直接送礼品，还是会导致教员老师被外人说闲话。多多当时认为没事，还跟大家介绍，之前她“还送了一盒给刘（爽）院长，院长还很高兴”，还好意“责备”我说：“瀚哥，马所长是你导师，你咋不知道去看看他呢”说实话，“大小姐”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不是我不去看他，是他见到我，我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我；不过话说回来了，我确实总是见不到马友君的本人，即使在之前为一次哈洽会期间的大型会议做志愿者时，我也没有看见他给我什么好脸色看，这让我感觉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话说，这时赶上双节，而且从之前多多同学口述的情况来看，去看看他也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影响，而且也确实符合我的意愿，我就带着月饼去看他了。不料大家猜他说什么？“你别别别，这过节你给我送这个干什么？你平时给我写首诗我能接，过节花这个钱干什么？”（多余的情节省略，实际上每盒月饼只有五十元钱）“这样，过两天咱们迎接新同学，刘院长请咱们吃饭，到时候大家一起吃行不行？”
这里要首先说一下，在之后的一段时间，这些月饼确实是这样处理的，迎新的时候，大家一起把它们当作饭后甜点吃了。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这之后的几年，我跟马友君存在过矛盾，这是在天涯人所共知的事，最开始的时候，我还只是因为他仅仅是性格孤僻，而且不愿意与别人交往。2018年的时候，我在交流时比较谦卑，谈起这件事时，还曾经主动反思过这件事中我个人可能存在的不当之处（毕竟，我当初没有守住这样的机构不应该在节时带礼物的底线）。但不论何时（2018提过一次，2020还提过一次），他都不予具体理采，好像这件事真的只有我一方错误一样——我想问一问各位，如果不是我多次向他打招呼他都不理我，甚至同一桌吃饭我都只能跟别的人员讨论学术现象与国家大事，造成我产生“他对我有意见”的错觉，我能犯这种错吗？
2016年10月，正值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当年，德高望重的魏国忠先生还曾经应研究生院只邀，为大家作了有关长征精神的讲座。当时，我以无党派党外人员的身份，写了一篇纪念性文章，打算拿到研究生院的微信公众号上请求发表。按照一般的中共党内原则，无党派人员要面对如此大的问题，应当找支部书记洽谈一下（毕竟要看一看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支部书记是谁？是张慧霄。在那个时期，我对它并不存在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排斥”——八月末的那件事虽然从理性上讲，确实会让我有一些不舒服，但从感性上讲，那也是人之常情。因此我没有回避，按照一般的原则去办公室找她。在门口等了半天，没有见她回来（这里为她解释一下，后来我知道，原来是魏国忠魏老在讲座后又有一项要去参观的活动，她当时是陪同前去了，这一点不是什么“值得说道”的事）。由于还有别的事情，我当时打算暂时离去。当我打算走时，却偶遇了回到办公室的赵玉贵院长。赵院长听说了这件事后，非常高兴也非常热情，他说“没事王瀚，咱们不挑拣是不是党内人员或党外人士，只要是正能量的，咱们就可以拿来发。这样，你先给李继萍老师看一下”......说到这“给李继萍老师看一下”，我还真有两句话要说，不瞒大伙儿，在直接去找张慧霄之前，我正好有点事去找了一趟宋儒梅同志，在这之前，我也感觉直接去找人有点唐突（毕竟涉及到党外的问题），就在办完事以后问了一下宋老师，“咱们有没有哪位老师统战能力比较强的”，儒梅笑了笑，“统战能力啊，那你给李继萍老师看看文章吧”。
仔细想想，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真的由李继萍来担任统战干事，还是他们知道我是史学班的学员，让我去找班主任说？不过不论如何，这里面有两个大问题：其一，社科院却是没有在“统战干事”方面做出过公开的、严格的规定（毫无疑问，像他们这种连法定的研究生管理章程都能无视的单位，根本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规定）；其二，李继萍能会统战吗？要知道，像她这样的小姑娘，恐怕连“统一战线”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吧？
不过不论怎样，赵院长和很受大家尊重的宋老师都已经提议让我找李继萍了，我再不去找她，好像反而感觉会给自己的这位班主任产生什么不良影响了（毕竟传出去的话，会被人以为好像“小李这个年轻人办不好事儿”一样）。因此我就去办公室找了她......她当时没有在办公室，在“副院长室”跟孙海春同志忙工作。为了不耽误时间，我给她发了微信，并依照她的要求吧“纪念文”发送给了她。等啊，等啊，等啊，等了整整一个月，没有得到过任何回应。出于礼貌，我也没有去再进行询问，但这却是直接性地影响了一个月以后一件事我的判断（将在后文回忆）。
这里要插一件小事，这件事应该是发生在大概2016年的11月初（因为不是什么大事，因此具体日子我记不太清了，但我可以肯定，应该是发生在“纪念文”事件之后，熟悉我的天涯网友都非常清楚，我和张慧霄的矛盾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与2016年12月初的”社科杯“辩论赛有关，这件事应该在辩论赛之前）。当时有一次，在上完一天的课以后，大概晚上四点，由于不住校，我照例乘坐（21路）公交车回家，这趟车的终点站离当时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址不远，现在也在那个地点没有变。
我在车站等车时，不知不觉间，发现前面多了一张有点熟悉的面孔，定睛一看，正是张慧霄。说实话，我没有想到她也坐这趟车回家，她当时穿一件粉色的、外表甚至有点像羽绒服的外衣（说实话，那年的气候有一点反常，才11月份的光景，气温就有点低，不过她那应该是普通的大衣。白色的针织毛线帽）。她同时也看到了我，最开始用一种有点异样的眼光看了我一会儿。“老师”一两秒后，还是我主动打招呼，打破了双方的尴尬。“你怎么在这儿？”她问我，“我下课了，坐车回家”我回答道，“哦”。
在车还没有开动时，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好像是哪个单位的工人，因为工资或者待遇的问题，拦道提什么要求。当时21路公交车所在的车站，街道比较狭窄，他们的这一举动导致原本应当由我们乘坐的公交车无法第一时间正常来到我们车站，眼看进站时间要到，却坐不上车——我们陷入了有点尴尬的境地。“我最讨厌这样的人，有本事找大领导去呀”张慧霄说到。好在事件没有持续多久，两三分钟的功夫，连交警都没有找，路况就重新畅通了。不过我心里当时就有些犯嘀咕：这个当老师的怎么还嚼舌根儿？
买票上车以后，我们自然是紧邻着坐在前后排。自然又要聊几句天：在汽车运行的过程中，我无意当中得知她要在工人文化宫下车，住在果戈里大街附近。只是在交谈中，我们之间有这么一段：“你考研的时候政治做的是什么卷儿啊”“我不做卷子啊，我只是买一本提纲，然后照着它，把大学课本上的内容仔细温习一遍，然后仔细看一遍去年真题，平时多看新闻，把历年真题当成模拟卷儿，就这么简单啊”。说实话，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她从头到尾都在问“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子女在这一年正好也要考研。不过话说回来，她这个党总支书记，“抓政工的干部”，为什么不趁这么好的机会跟我聊一聊我们大学政治课的问题——现在仔细想想，她可能连大学政治有几本教科书都不知道吧。
说完了这件小事......下一件应该就是熟悉我的天涯网友都非常清楚的”辩论赛后“事件了。这件事之前已经有多封网帖进行过介绍，过多的内容已经不需再叙了，只是之前由于缺乏具体的事证，我没有讲那天我们在她的办公室的交流内容公开。但是由于今天的数分网帖涉及口述资料，因此我仔细说一下。
当初原本很正常的、我在比赛结束以后，以台前幕后亲历者的身份，将这场值得纪念的大型赛事中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并且写在博客上发表，在年级微信群上与大家分享还得到了大家不少好评！而唯独是她，一个从头到尾基本上什么也没有干的老干部（要知道，我在赛前帮选手们当观众、递水；比赛过程中我移动到朱同学的身份与大家广泛交流，主动为比赛做记录，赛后又帮大家摆桌椅。而她呢？我有六场辩论赛的现场记录，而对于她，恐怕只有几张后来公开出来的照片才能证明他跟这次比赛有关系。公平地说，赵玉贵院长、孙海春副院长，以及本系列网帖未过多涉及的学生科徐佳楠主任，都对这次比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唯独她，实在是没发现有什么大的贡献）却对我吹毛求疵、甚至出言不逊。
2016年12月1日，她在对我出言不逊后让我去她办公室一趟，当时我就感觉到事态不妙（这是人之常情，又有谁会在这个时候感觉很好呢）。但是我并没有拒绝，一来是在那种情况下，对于社科院这种没有王法的单位，由于档案和未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恰在对方手里，我根本就不可能有胆量拒绝；另一方面，虽然之前存在当年八月末的那件事，而且十一月初那件事让她给我留下的印象历历在目，但是我却善解人意地认为，她那些都只是在特定的原因下产生的，姑且都可以理解。
然而，在我进入到她的办公室以后，她的第一句话却是：“哎呀你可真能写呀”——这话听上去就阴阳怪气，更别说还想后面的事怎么进行了......听了她那句阴阳怪气的话，我自然是打圆场，”哦，老师，我当然是希望将这么好的一次盛会记录下来了啊“”可是你说那场比赛是附加赛，哪有那场比赛？“我的天哪，这个老太太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她甚至完全不知道，在第一个比赛日下午，在我们与后来的冠军川院代表队热烈厮杀之前，当时已经遗憾失利的某些代表队已经在进行其它比赛了，而且这种比赛只有友谊，根本不去进行胜负评判，说它们是”附加赛“，实际上恰恰是在曲线性地照顾远道而来的各位朋友们的感受。然而，张慧霄却接着说”如果人家提出抗议怎么办“”你自己以为挺好就发出去吗“。
而且，一系列灵魂拷问后，她甚至没有收手的意愿，甚至开始翻连他自己都不明原委的旧账：”我听说你要为我们训练礼仪，你还说你学过，你有证儿吗“”那么晚了老师睡不睡觉“我真的没有办法自我辩解了，不是说不明白事儿，而是真的彻底被她的自以为是打败了！要知道，比赛开始的前两天晚上，我还真是确实找孙海春院长和李继萍老师探讨了一下我方的礼节的问题，不过那是我们作为东道主的颜面问题，而且只有一天时间了，有什么事不加紧归纳并策划一下可能就来不及了，还能管得了那么多吗。
更重要的是，大家发没发现一个特点：我在之前好像没有跟张慧霄商量，是的，这件事的前前后后，真的没有怎么看见过她——总体的全局甚至辩论队的策略原则都是赵院长在把控；现场的布置和后勤的供应是孙海春院长和徐佳楠主任在分工，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她干了什么我真的没有印象。这样一个什么也没有参与的”准局外人“，却对我亲历者指手画脚，而且不故事实向我身上随便分摊责任，简直是......
换换脑子，再说一件”世界史专业“的事吧。2016年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经白晓光同志通知，我们四名学员一同赶到（当时还是旧院址一号楼14楼）俄罗斯研究所去进行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报告会。在前一天，我曾经发微信与刘爽同志（事实表明，这个时候我确实已经有点对于马友君的能力存在质疑了）探讨过一个问题——我想从比较史学、心里史学等具有深度历史哲学、逻辑学内容的方向，探讨有关“俄侨史”的问题，当然，当晚只是向老人家求问一下社科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资查阅；老人家也只是笑答“较少”。
在周一的选题会上，我照例提出了我的题目，由于前一天晚上已经得到了刘院长比较中肯、结果上又有点遗憾的回复，我自然是决定日后需要再深入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研这一问题，而在报告的时候，自然会表现地比较谦卑。连老刘也帮我”打圆场“：“你昨天问有没有具体的当年俄侨文字与信件，咱们是哪里去找呢，是不是”（说实话，他当时的态度还比较恳切，而且社科院的条件差、连阅览室里都没有多少书籍和刊物，这我是非常清楚的，因此这句话本身也没有什么讽刺的意味）。在最后做“报告会”总结陈词的时候，他对我的评价也比较委婉：“王瀚同学的选题比较好，不过由于没有仔细说明也姑且可以暂时作为选题方向”（前文已经指出，选题涉及比较史学、心里史学诸多问题，因此为不让他们难堪，就没有完整的把全部内容都说出来，这就出现了老刘所讲的“没有仔细说明”的现象）。
以上内容原本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发生在同一周的星期五晚上：当晚我在结束“晚自习”以后（实际上就是我当时会在晚上在社科院的教室学习到五点左右，社科院在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什么“晚自习”），照例要去赶晚班车回家。在我下楼的时候，正好遇到了马友君，他把我叫到身边，说了一句很是莫名其妙的话：“你的努力选题啊，（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还在低头走着，甚至背对着我）你看你自己都说不清楚呢”......刚刚我说的很明白，只是“没有完全说出来”，到了他的嘴里成了我”说不清楚“——要知道，报告会的前一天，我也曾问过他有关于”俄侨史“和”资料“的问题，他亲口说”俄侨的问题我不太懂，去找刘院长问一下吧“。
就在同一时期，2016年12月21日，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孙海春同志在年级群上发布了一项通知“第二天要召开党员大会”。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党员大会”这个词一句普通汉语意思，会产生歧义：普通的党外人士（员）会误将其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年底时要对一年的工作进行总结，而且又在年纪共同的交流群上发布通知，就更有这方面的可能了。
这一点我在之前的若干网帖中也有叙述，熟悉我的天涯网友也都知晓。在这里，我要仔细阐述一下当时张慧霄的表现（因为即使是赵玉贵，后来也故意为她开脱，说什么“咱们老师不可能说过忙的焦头烂额了”之类的话）。当时，我在前一天晚上提出能不能去旁听一下“党员大会”（毕竟，我当时误以为“党员大会”是一次重要的全体会议），而且向她说明我当时真的向李继萍同志作了报备（将近一个月以前的那件”辩论赛事件“，从她当时的举止和后来的表现来看，实际上就是一次由于我没有在发表博文之前向她进行报备、请她审议的一场报复行动）。当天晚上，她就说什么”明天上班回复你“之类的话......说实话，当初见到她这句话真的以为”党员大会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年终总结全会”。
然而第二天，当我来到她的办公室的时候，她劈头盖脸的第一句话就是那句“哎呀你这些事儿把我们老师都忙得焦头烂额了”，我听了这句话当然会感觉不舒服，甚至有些生气，但当时出于对她的尊重，我自然还是搓着手打圆场“哦，我看孙院长通知要召开党员大会，我是无党派人士嘛，就像凑凑热闹”“你无党派人士你想监督谁？”她坐下以后直接来了这么一句，我当然不舒服（各种的原因大家都明白）。
其余的话就先不过多叙述了，当时她说了一句：“我们自己选预备党员有你什么事儿啊”直到这是，我才知道孙海春同志在公共群上发出的通知所指的“党员大会”实际上只是一场支部会议（按照道理说，支部会议就应该叫做支部会议，而且支部应该自己有一个微信群，否则我能闹这种误会吗）。话说回来，把我“压住”以后，她开始东拉西扯：“别说你现在别参加什么党员大会，毕业了以后跟我们社科院一点关系也没有了”“论文写得怎么样啦”，丝毫不注意自己的身份——客观地讲，别说是前面提到的李继萍有没有同战能力的问题，实际上，张慧霄这个党总支书记从来就没有尊重过我们这些党外人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