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首发《文史天地》杂志2017年11期）
我国最早的药学典籍《神农本草经》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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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首发《文史天地》杂志2017年11期）
我国最早的药学典籍《神农本草经》记载：“
人参，味甘微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健体”。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论》一书中列了113个配方，其中含有人参的配方就达21个，占总配方的18．6％，并论述了人参具有“温补、滋润、强壮、强精、保温、增强视力、安定精神”等功用。可见，我国古代医学对于人参的青睐。历史上赞美人参的诗句也比比皆是。而在清代社会，人参不仅发挥着治病养身的药物功能，同时也充当了政治工具。
一、清代社会对人参极其推崇
清代社会对人参的祛病滋补功能极其看重，但尤其是东北野山参，绝非一般人所能享用，这一点从人参的售价上即可看出来，“人参之价，至今日而贵极矣”。据康熙朝学者查慎行《谢揆恺功惠参诗》中的句子“一两黄参直五千”、“十金易一两”，可见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后，一两人参的价格大概是10两白银。到了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城北京的一两人参价格是白银16两。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品质好的野山参一两值银子32两，品质再差的野山参也要25两银子，而且还很难买到真货。据清代官员梁章钜说，到了道光后期，人参的价格又增加了十余倍，如果不错的话，那么在1846年——1847年，每两野山参的价格已达100多两银子。再看，道光末年的物价是1两银子足够买1石谷。也就是说，道光年间1两人参的价格等同于100多石谷，即12000多斤粮食，够30多个人吃一年。这样一换算，我们就能看出正宗野山参在当时的贵重程度了。
所以，有两句诗从侧面形象地描摹出了野山参的高贵：“中人十家产，不满一杯味”、“但许活富人，贫者莫可冀”。—— 长白山野山参是清朝普通百姓所莫敢问津的。
再说，产自朝鲜半岛北部的高丽参在明朝嘉靖年间，价格昂贵，非大富大贵人家买不起，而到了清代中期，因为当时人推崇东北山参，高丽参的价格一下子跌落了很多，所以中产阶层就能吃得起了。对于高丽参，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有种吃法很流行，选外型枝条大的高丽生参，“合糯米、姜汁屡蒸而屡晒之”，做成了熟参，据说滋补功效特别好，不亚于东北野山参。
（清代内务府票，图片来自网络，感谢！）
在清代，皇家内务府还每年定期在扬州举办宫廷人参展销会，将东北地区进贡皇宫挑过后剩下的人参，分成很多等级变价卖给商人们，据说每年这个人参展销会的收益是13—14万两银子。
二、清朝统治者将人参作为政治工具
明代以来，东北长白山人参因其极高的经济价值为女真族的早期崛起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在女真建立满清政权后，人参采挖权被朝廷牢牢掌控。中国古代历史上，君王为了笼络臣下的忠心或是奖励臣子的功劳，常常会有赏赐，金银财宝和稀奇物件皆有，到了清代，满清皇室对于王公大臣的物件赏赐有蟒衣、黄马褂、花翎、鞍马、弓矢、书画以及貂裘衣物等等，而赏赐人参则是清朝皇帝对于宠臣的格外恩典。
清朝礼亲王后代昭梿的《啸亭续录》中描述了一位朝臣受到皇室赏赐人参的情形，“得上（皇帝）赐人参票，喜极过望，感激涕零”，不等皇帝回宫，在天桥路边，他就激动地趴在地上“泥首称谢”。因为得到了皇帝赐予的人参票——以人参票去内务府按票提取人参，官员感动得失态，这表明当时满清皇室赐予大臣人参属于浩荡皇恩，不是一般大臣所能享受的待遇。
（晚清重臣文祥，图片来自网络，感谢！）
同治年间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深得皇室的宠信，他多次受到清皇室赏赐人参的恩典。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二十八日有一道皇帝谕旨：文祥奏“请假回旗迎养”一折，文祥著赏假三个月，前赴盛京迎养伊母来京。并赏人参六两，即著文祥赍去，以资颐养（《枢垣记略》）。——在咸丰、同治年间，满清正红旗人文祥是个重要人物，文武兼备，“虑事繁难兼顾”，办事能力很强，十分难得，尤其是当时与洋人办理交涉，清皇室非常倚赖他，其地位仅次于恭亲王。这样一位重臣要行“孝心”将年迈的母亲从老家迎接来京养老，皇帝以及作为人母的两宫皇太后，当然极其称赏文祥的孝顺，为表示对文祥和其母亲的关心，让文祥给她带去了皇室高规格礼物“人参”——金银有价，皇家的人参却是无价之宝。这里包含了皇家的深恩，说白了，这有感情的成分在内！
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十九日的还有一道皇帝谕旨：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文祥，病逾匝月，尚未就痊……并赏给人参八两，以资调理。这次是身担满清洋务重任的文祥劳累致病，慈禧太后不仅温言安慰，派御医去为文祥看病，同时也特意以皇帝名义送去了皇家的心意——人参。
多次受到皇室赏赐人参的文祥对于满清皇室忠心尽职，作为三朝重臣，“于国计民生利病所关，及办理中外交涉事件，无不尽心筹画，实为股肱心膂之臣”（《清史列传》），他对晚清朝政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其实，翻检清代史料，如翁同龢、张之洞等，很多深得朝廷倚赖重用的满汉大臣都受到过宫廷赏赐的人参。可见，在清廷的治国理政中，人参成为当时皇家笼络大臣的一张“温情牌”。
此外，人参也参与了满清对外的政治交往。道光九年（1829年）七月，“越南国王以母老乞葠（参）芪”，越南作为当时清政府恭顺的藩属国之一，对满清皇室的朝贡相当积极，于是道光皇帝不仅给了人参和黄芪，而且还大大表扬了越南国王的孝顺。这是《清史稿》中明确记载的一次外交史实，而没有录入正史的人参外交事件，当不止这一件。
三、清代的人参来源
首先，清代人参最重要的来源是国内东北地区。自古以来，人参就是我国的重要特产之一。到了清代，国内人参的主要来源地是太行山、长白山。太行山的人参，为我国古人常用的传统补益药，因其地区古代属于上党郡，所以一般称为“党参”，唐宋时期很看重。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社会更看重东北地区的长白山野山参，认为“人参透明，党参不透明”——清代所指“人参”已然是特指长白山野山参。
我国东北地区的长白山山脉和乌苏里江流域一带，日光充足，土地寒冷，这种特性决定了它是人参最适合的生长地，明清时期珍贵的长白山野山参即产于此。唐朝诗人林宽的《送人归日东诗》中写道：“门外人参径，到时花几开。”——日东，就是辽宁一带的东北地区——可见，在唐代，我国东北地区就是产人参的重要地区。及至女真在东北地区崛起兴盛，以及开创清朝后，长白山野山参更是受到当时人的极力推崇。清代梁章钜把长白山人参夸赞得几乎有些过分：“迨入我朝（清朝），而东参遂甲天下，王气所钟，非一朝一夕故矣。”（《浪迹丛谈》）
最初，东北地区的女真族采集的人参是作为地方珍贵特产向明朝进贡，或者是通过互市与中原地区的明朝商人换取丝织品、茶叶和铁器等。据史料记载，明代时期的女真族为垄断长白山野山参的挖掘权还曾与朝鲜多次发生武力冲突。
因人参的重要经济价值，满清入关前采参业的特权主要掌握在八旗贵族手中，满清统一全国之初仍沿袭八旗分山采参制，但不久当国家政权稳定后，东北采参的特权就由满清皇室专有了。
（满清皇室对于“龙兴之地”——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图片来自网络，感谢！）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政府下令“一律停采（长白山野山参）”，实行由政府放票采参制，即由政府统一发证才可以采参，对于私自采参者，严厉惩罚，但东北地区狂采滥刨野山参之风并没有被有效遏制。在清政府放开汉人移民东北后，很多汉人到东北后的一个重要职业就是挖山参，因为当时人参实在是供不应求，价格奇高，虽然野山参也不易挖到，但正如老话所说，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但是，到了1853年，清政府停止发许可证给挖人参的汉人，人参采挖由朝廷派人直接控制，将人参的收益用作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剑桥中国晚清史》）。
因皇家控制，以及野山参资源的不足，市场上野山参供不应求，晚清的东北地区悄悄兴起了家植、家养人参的栽培活动，但是这种“人参”被视为“充货”、伪品，品质不被看好，只能算是替代品，然而为确保人参市场的垄断，清政府对民间人参栽培业进行查禁和打击。
其二是朝鲜的进贡和互市。人参也是朝鲜半岛北部的重要物产，一直作为贡品进献明清两代皇室。众所周知，朝鲜半岛出产的人参被称为“高丽参”。有清代人说：高丽参即人参，同是长白山所产，在山之阳（南）为人参，在山之阴（北）为高丽参，高丽在山阴，其被阳光之气，自不及山阳之盛，故所出之（人）参，性亦稍寒。”——意思是说：虽然都是长白山附近的人参，长白山南面清朝东北地区的东参要比山北面的朝鲜境内的高丽参的品质更好，这是清朝当时人的看法。朝鲜在向清朝皇室进贡高丽参的同时，朝鲜商人也通过向清朝商人提供高丽参而得到他们想要的物资。
再者是从国外购买人参。出于中医治疗和日常保养的需要，清代社会对于人参的需求量很大，于是在国内野山参价格高、供应量跟不上的情况下，清代也通过海商从国外购入外国人参进入国内市场。
先说从日本购进人参。日本人参，清代称其为“东洋参”，比朝鲜的肥大，看相好，所以，“医家或以为胜于高丽（人参）者”（《庸闲斋笔记》），江浙一代的富贵之家尤其喜欢服用“东洋参”。实际上，根据日本学者的考证，东洋参也是朝鲜人参的改良品种。“东洋参”成为幕府时期日本重要的经济作物，“（日本）诸侯官参之利，遂溥天下”。在终中日互市贸易下，日本人参成为清代中国一项重要的进口物资。
此外，清代中国还从美国进口人参。《清史稿》中记载，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了通商章程后，美国人也向清政府要求按照中英通商章程减少进口美国洋参、铅斤的关税，清政府同意了。可见，在道光年间已经开始相当规模进口美国洋参了，它被称为“花旗参”。
清代人参，不仅是一种珍贵的药材，同时也是一种稀有的经济作物，还发挥着某种特定的政治功能，实在不容小觑的一种植物。尽管人参的医用功效很被国人看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史料也显示，误服人参反而会引发其它疾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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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社会对人参极其推崇
清代社会对人参的祛病滋补功能极其看重，但尤其是东北野山参，绝非一般人所能享用，这一点从人参的售价上即可看出来，“人参之价，至今日而贵极矣”。据康熙朝学者查慎行《谢揆恺功惠参诗》中的句子“一两黄参直五千”、“十金易一两”，可见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后，一两人参的价格大概是10两白银。到了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城北京的一两人参价格是白银16两。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品质好的野山参一两值银子32两，品质再差的野山参也要25两银子，而且还很难买到真货。据清代官员梁章钜说，到了道光后期，人参的价格又增加了十余倍，如果不错的话，那么在1846年——1847年，每两野山参的价格已达100多两银子。再看，道光末年的物价是1两银子足够买1石谷。也就是说，道光年间1两人参的价格等同于100多石谷，即12000多斤粮食，够30多个人吃一年。这样一换算，我们就能看出正宗野山参在当时的贵重程度了。
所以，有两句诗从侧面形象地描摹出了野山参的高贵：“中人十家产，不满一杯味”、“但许活富人，贫者莫可冀”。—— 长白山野山参是清朝普通百姓所莫敢问津的。
再说，产自朝鲜半岛北部的高丽参在明朝嘉靖年间，价格昂贵，非大富大贵人家买不起，而到了清代中期，因为当时人推崇东北山参，高丽参的价格一下子跌落了很多，所以中产阶层就能吃得起了。对于高丽参，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有种吃法很流行，选外型枝条大的高丽生参，“合糯米、姜汁屡蒸而屡晒之”，做成了熟参，据说滋补功效特别好，不亚于东北野山参。
（清代内务府票，图片来自网络，感谢！）
在清代，皇家内务府还每年定期在扬州举办宫廷人参展销会，将东北地区进贡皇宫挑过后剩下的人参，分成很多等级变价卖给商人们，据说每年这个人参展销会的收益是13—14万两银子。
二、清朝统治者将人参作为政治工具
明代以来，东北长白山人参因其极高的经济价值为女真族的早期崛起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在女真建立满清政权后，人参采挖权被朝廷牢牢掌控。中国古代历史上，君王为了笼络臣下的忠心或是奖励臣子的功劳，常常会有赏赐，金银财宝和稀奇物件皆有，到了清代，满清皇室对于王公大臣的物件赏赐有蟒衣、黄马褂、花翎、鞍马、弓矢、书画以及貂裘衣物等等，而赏赐人参则是清朝皇帝对于宠臣的格外恩典。
清朝礼亲王后代昭梿的《啸亭续录》中描述了一位朝臣受到皇室赏赐人参的情形，“得上（皇帝）赐人参票，喜极过望，感激涕零”，不等皇帝回宫，在天桥路边，他就激动地趴在地上“泥首称谢”。因为得到了皇帝赐予的人参票——以人参票去内务府按票提取人参，官员感动得失态，这表明当时满清皇室赐予大臣人参属于浩荡皇恩，不是一般大臣所能享受的待遇。
（晚清重臣文祥，图片来自网络，感谢！）
同治年间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深得皇室的宠信，他多次受到清皇室赏赐人参的恩典。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二十八日有一道皇帝谕旨：文祥奏“请假回旗迎养”一折，文祥著赏假三个月，前赴盛京迎养伊母来京。并赏人参六两，即著文祥赍去，以资颐养（《枢垣记略》）。——在咸丰、同治年间，满清正红旗人文祥是个重要人物，文武兼备，“虑事繁难兼顾”，办事能力很强，十分难得，尤其是当时与洋人办理交涉，清皇室非常倚赖他，其地位仅次于恭亲王。这样一位重臣要行“孝心”将年迈的母亲从老家迎接来京养老，皇帝以及作为人母的两宫皇太后，当然极其称赏文祥的孝顺，为表示对文祥和其母亲的关心，让文祥给她带去了皇室高规格礼物“人参”——金银有价，皇家的人参却是无价之宝。这里包含了皇家的深恩，说白了，这有感情的成分在内！
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十九日的还有一道皇帝谕旨：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文祥，病逾匝月，尚未就痊……并赏给人参八两，以资调理。这次是身担满清洋务重任的文祥劳累致病，慈禧太后不仅温言安慰，派御医去为文祥看病，同时也特意以皇帝名义送去了皇家的心意——人参。
多次受到皇室赏赐人参的文祥对于满清皇室忠心尽职，作为三朝重臣，“于国计民生利病所关，及办理中外交涉事件，无不尽心筹画，实为股肱心膂之臣”（《清史列传》），他对晚清朝政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其实，翻检清代史料，如翁同龢、张之洞等，很多深得朝廷倚赖重用的满汉大臣都受到过宫廷赏赐的人参。可见，在清廷的治国理政中，人参成为当时皇家笼络大臣的一张“温情牌”。
此外，人参也参与了满清对外的政治交往。道光九年（1829年）七月，“越南国王以母老乞葠（参）芪”，越南作为当时清政府恭顺的藩属国之一，对满清皇室的朝贡相当积极，于是道光皇帝不仅给了人参和黄芪，而且还大大表扬了越南国王的孝顺。这是《清史稿》中明确记载的一次外交史实，而没有录入正史的人参外交事件，当不止这一件。
三、清代的人参来源
首先，清代人参最重要的来源是国内东北地区。自古以来，人参就是我国的重要特产之一。到了清代，国内人参的主要来源地是太行山、长白山。太行山的人参，为我国古人常用的传统补益药，因其地区古代属于上党郡，所以一般称为“党参”，唐宋时期很看重。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社会更看重东北地区的长白山野山参，认为“人参透明，党参不透明”——清代所指“人参”已然是特指长白山野山参。
我国东北地区的长白山山脉和乌苏里江流域一带，日光充足，土地寒冷，这种特性决定了它是人参最适合的生长地，明清时期珍贵的长白山野山参即产于此。唐朝诗人林宽的《送人归日东诗》中写道：“门外人参径，到时花几开。”——日东，就是辽宁一带的东北地区——可见，在唐代，我国东北地区就是产人参的重要地区。及至女真在东北地区崛起兴盛，以及开创清朝后，长白山野山参更是受到当时人的极力推崇。清代梁章钜把长白山人参夸赞得几乎有些过分：“迨入我朝（清朝），而东参遂甲天下，王气所钟，非一朝一夕故矣。”（《浪迹丛谈》）
最初，东北地区的女真族采集的人参是作为地方珍贵特产向明朝进贡，或者是通过互市与中原地区的明朝商人换取丝织品、茶叶和铁器等。据史料记载，明代时期的女真族为垄断长白山野山参的挖掘权还曾与朝鲜多次发生武力冲突。
因人参的重要经济价值，满清入关前采参业的特权主要掌握在八旗贵族手中，满清统一全国之初仍沿袭八旗分山采参制，但不久当国家政权稳定后，东北采参的特权就由满清皇室专有了。
（满清皇室对于“龙兴之地”——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图片来自网络，感谢！）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政府下令“一律停采（长白山野山参）”，实行由政府放票采参制，即由政府统一发证才可以采参，对于私自采参者，严厉惩罚，但东北地区狂采滥刨野山参之风并没有被有效遏制。在清政府放开汉人移民东北后，很多汉人到东北后的一个重要职业就是挖山参，因为当时人参实在是供不应求，价格奇高，虽然野山参也不易挖到，但正如老话所说，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但是，到了1853年，清政府停止发许可证给挖人参的汉人，人参采挖由朝廷派人直接控制，将人参的收益用作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剑桥中国晚清史》）。
因皇家控制，以及野山参资源的不足，市场上野山参供不应求，晚清的东北地区悄悄兴起了家植、家养人参的栽培活动，但是这种“人参”被视为“充货”、伪品，品质不被看好，只能算是替代品，然而为确保人参市场的垄断，清政府对民间人参栽培业进行查禁和打击。
其二是朝鲜的进贡和互市。人参也是朝鲜半岛北部的重要物产，一直作为贡品进献明清两代皇室。众所周知，朝鲜半岛出产的人参被称为“高丽参”。有清代人说：高丽参即人参，同是长白山所产，在山之阳（南）为人参，在山之阴（北）为高丽参，高丽在山阴，其被阳光之气，自不及山阳之盛，故所出之（人）参，性亦稍寒。”——意思是说：虽然都是长白山附近的人参，长白山南面清朝东北地区的东参要比山北面的朝鲜境内的高丽参的品质更好，这是清朝当时人的看法。朝鲜在向清朝皇室进贡高丽参的同时，朝鲜商人也通过向清朝商人提供高丽参而得到他们想要的物资。
再者是从国外购买人参。出于中医治疗和日常保养的需要，清代社会对于人参的需求量很大，于是在国内野山参价格高、供应量跟不上的情况下，清代也通过海商从国外购入外国人参进入国内市场。
先说从日本购进人参。日本人参，清代称其为“东洋参”，比朝鲜的肥大，看相好，所以，“医家或以为胜于高丽（人参）者”（《庸闲斋笔记》），江浙一代的富贵之家尤其喜欢服用“东洋参”。实际上，根据日本学者的考证，东洋参也是朝鲜人参的改良品种。“东洋参”成为幕府时期日本重要的经济作物，“（日本）诸侯官参之利，遂溥天下”。在终中日互市贸易下，日本人参成为清代中国一项重要的进口物资。
此外，清代中国还从美国进口人参。《清史稿》中记载，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了通商章程后，美国人也向清政府要求按照中英通商章程减少进口美国洋参、铅斤的关税，清政府同意了。可见，在道光年间已经开始相当规模进口美国洋参了，它被称为“花旗参”。
清代人参，不仅是一种珍贵的药材，同时也是一种稀有的经济作物，还发挥着某种特定的政治功能，实在不容小觑的一种植物。尽管人参的医用功效很被国人看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史料也显示，误服人参反而会引发其它疾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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