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4日《新华书目报》对话专栏：王波对话作家王选：文学是我们放生于星河的一条船
2021-02-19 17:27阅读：
__评论家王波与作家王选关于文学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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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评论家王波与作家王选关于文学的对话
，因此，被我唠唠叨叨写了下来。”青年作家王选如此解释自己的创作初衷。
王波： 说说你这几年不断引起文坛热议的新锐散文。
王选：文体只是一种界定方式，一种归纳范畴，有时对于创作毫无意义。我的散文写作能引起一些关注，除了切入现实之后用非虚构写作外，还存在某种虚构写作，这就是有些人说我的散文像小说。我其实也是试图通过这种跨文体写作，把小说和散文融合起来，就像两杯不同的液体，倒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反应。而这种反应我想也是文学所需要的。这种反应，就是异质、新鲜、陌生，甚至对于阅读的某种冒犯和书写的某种重建。当然，我只是在尝试，离我的期望还很远。我想散文写作，根本的一点还是说人话，不装腔作势，不言过其实，要坦诚相见，要放低身段，要把自己作为人的一面拿出来，要把读者当人。当然，还有新。要创新，不论语言、文体、内容，都是很难的。 但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应该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让读者一看便知道你给他提供了新鲜的内容，他也能在文海中认出你的文字。这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王波： 你如何看待当今文坛上一部分青年作家用西方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王选：写作应该有世界性的眼光，这毋庸置疑。但世界文学不仅仅是西方，还有东方、拉美、非洲等。从某方面说，西方文学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鲜的经验， 值得学习、思考、突破。 但好的文学应该是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且在这种兼容里要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学方法和价值判断。当然，作为华语文学， 也应该体现属于我们独特的古典和现代之美，这样的中国故事更有韵味。
王波：谈谈你对文学的理解。
王选： 在最早的时候写东西是为了内心表达的需要。 当一个自卑、胆怯、封闭的农村少年第一次面对乡村之外庞杂的世界，面对青春期的困惑、不安和骚动，面对闲余时光里的怅然、迷茫，开始把一些带着盛夏青草般的文字种在横条纹稿纸的背面。 后来，流落城中村，寄居在拥挤陈旧的出租屋，独自一人生活，挨饿受冻，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坐在床上，把底层群体也包括我的生活本相一一呈现，烟火四溅，不厌其烦……我常想，文学于大多数写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想，一是精神寄托，二是精神追求。指望文学成名成家者毕竟是少数，流传千古者更是里浪里淘沙，而我们依然坚持，就是因为我们只是希望文学像一只船，能安放我们的内心。在喧嚣、粗俗之世，这只船漂于落满星辰的河流之上，能载着我们去向远方。当然，文学也不止于此，同时它还是我们的价值判断、人生理想。
王波：童年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王选：我是一个放牛长大的孩子，小时候怕极了放牛。现在想起来，我这三十多年最开心的时光也就是放牛的那些日子了。可惜，我们再也无法踏入童年的河流。我出生在秦岭山脉西端的一个小山村。从5岁到15 岁，放牛整整10年。在放牧的日子里，很多时候，我自己跟自己聊天，在大脑里编故事玩，来打发漫长的时光。天高云淡、茫茫四野，无意识里就启动了一个人想象能力的阀门，而写作是不能缺少想象力的。当然，这只是童年对写作的影响之一。小时候我们家日子过得并不宽裕，甚至有点清贫。除去放牛、上学、玩耍，有一部分时间我都帮父母干活。父母为人憨厚老实。父亲家教极严，我做了错事，挨揍虽非隔三岔五，但他那一声狮子吼也让我小胆儿发抖。在我
们村，村民淳朴、勤劳，因此，惹是生非、鸡鸣狗盗之事甚少。我常记得，每到腊月，谁家杀猪都会炒一大锅肉，每家一碗送人，让大家尝尝。这样的家庭和这样的村庄，就如一粒粒麦子，一天天养育了我的秉性，让我成为今天这般样子。而这种秉性，也成为了我文学写作的底色。每个写作者，都有属于自己文学的故乡。这故乡，便是一个写作者精神的源泉。回到故乡，其实就是回到童年，回到大地深处，回到盛放生死的内心。
王波：说说你最喜爱的作家。
王选：相比文坛那些青年作家，我是一个读书不多的人，也羞于在别人面前提及自己的阅读。我最喜欢的第一个作家还是鲁迅。谈鲁迅先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言难尽，每次读先生，都深有触动，再深说，我还讲不大清楚，我想，这就是一个伟大作家的价值和意义。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我也喜欢。 有些人说在我的《南城
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一书中能看到《呼兰河传》的影子。《呼兰河传》可以当作散文或者小说来看，作者始终是在场的，是真诚的。 我写的《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和《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也是如此。有些人问我这两本书写的是散文还是小说？我认为，其实小说和散文作为文体对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血管里流出的血
液呈现给读者什么， 有时候劳神于文体是无意义的。此外，真诚，一个人面对写作时的真诚，面对读者的真诚，甚至面对自己时的真诚是很重要的。有一部分写作者缺少真诚。面对写作花言巧语，面对读者端着架子，面对自己极度伪饰。苏童、莫言、格非、余华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记得当初读《丰乳肥臀》，因为名字太艳，放暑假回家，我还拿了一张报纸把封皮包起来，害怕在家被父母发现，以为我读黄
书。格非的小说，尤其是他80年代写的《褐色鸟群》和《迷舟》都是经典之作。我觉得格非的小说有一种迷人气息。当然还有汪曾祺，直接影响力了我。他的散文淡雅，里面透露着一种文人极为朴素的情怀，他写昆明，写高邮，写花草，写吃喝，他笔下那些生活的细节和情趣，让人舒心，甚至动容。 还有当代一些诗人的诗歌作品， 太多， 太零碎，不一一赘述了。外国文学里，马尔克斯、奈保尔、马赛尔·埃梅、胡安·鲁尔福等作家对我有影响。当然，还有古典文学、诗词、小说、明清散文，这些传统的东西，已经不是对一个人的写作带来影响， 而是重新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观。让我纳闷的是，这几年看年轻作家的一些访谈，他们极度标榜外国作家，一列举便是一长串名字，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则是嗤之以鼻。我还是觉得，阅读这玩意，跟吃饭一样，口味杂点营养才均衡。顿顿麦当劳、星巴克，怕
会虚胖。
王波：你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
王选：从最初的内心表达，到后来的记录，再到后来的某种的文学自觉和文学担当，我就是这么走来的。我觉得文学是没有康庄大道的， 谁能指出哪一天或者哪一个作品就能说明你走到文学这条路上了？ 有天赋、才情，爱着且坚持着，你就在这条道上了。成就，真是谈不上，除了发表过一些作品，出了两本书，获过几个奖之外，再没有可挂齿的事了。老一辈作家在我这个年龄，已经拿出了足够分量的作品，而我依然在四处打游击。和同龄的写作者比，他们也用思考和写作完成着自己的文学地图，而我依然不甘浑浑噩噩东拼西闯地到处求索，说来惭愧。人过了三十，对于写作，开始变得迟疑和焦虑。开始重新思考写作的意义，重新思考自己究竟能写出什么。这么说来，我有时还是个悲观主义者。
王波：说说正在进行的文学创作。
王选：去年刚完成了书稿《遍地乡愁》和《最后一个村庄》的写作，书名还未确定。两部书稿都关注的是当下农村在大时代中的变迁。 第二部书稿今年会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和《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是我对近10年城中村寄居生活的一种总结，也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漂泊之路的回望。《遍地
乡愁》和《最后一个村庄》是我对15年完整乡村生活的一次总结和对一个村庄在大时代的波浪中起伏漂流的守望。乡村和城中村构成了我的生活地图，也完成了我自以为是的文学图谱。它属于我写作的
王波： 说说你这几年不断引起文坛热议的新锐散文。
王选：文体只是一种界定方式，一种归纳范畴，有时对于创作毫无意义。我的散文写作能引起一些关注，除了切入现实之后用非虚构写作外，还存在某种虚构写作，这就是有些人说我的散文像小说。我其实也是试图通过这种跨文体写作，把小说和散文融合起来，就像两杯不同的液体，倒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反应。而这种反应我想也是文学所需要的。这种反应，就是异质、新鲜、陌生，甚至对于阅读的某种冒犯和书写的某种重建。当然，我只是在尝试，离我的期望还很远。我想散文写作，根本的一点还是说人话，不装腔作势，不言过其实，要坦诚相见，要放低身段，要把自己作为人的一面拿出来，要把读者当人。当然，还有新。要创新，不论语言、文体、内容，都是很难的。 但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应该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让读者一看便知道你给他提供了新鲜的内容，他也能在文海中认出你的文字。这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王波： 你如何看待当今文坛上一部分青年作家用西方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王选：写作应该有世界性的眼光，这毋庸置疑。但世界文学不仅仅是西方，还有东方、拉美、非洲等。从某方面说，西方文学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鲜的经验， 值得学习、思考、突破。 但好的文学应该是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且在这种兼容里要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学方法和价值判断。当然，作为华语文学， 也应该体现属于我们独特的古典和现代之美，这样的中国故事更有韵味。
王波：谈谈你对文学的理解。
王选： 在最早的时候写东西是为了内心表达的需要。 当一个自卑、胆怯、封闭的农村少年第一次面对乡村之外庞杂的世界，面对青春期的困惑、不安和骚动，面对闲余时光里的怅然、迷茫，开始把一些带着盛夏青草般的文字种在横条纹稿纸的背面。 后来，流落城中村，寄居在拥挤陈旧的出租屋，独自一人生活，挨饿受冻，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坐在床上，把底层群体也包括我的生活本相一一呈现，烟火四溅，不厌其烦……我常想，文学于大多数写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想，一是精神寄托，二是精神追求。指望文学成名成家者毕竟是少数，流传千古者更是里浪里淘沙，而我们依然坚持，就是因为我们只是希望文学像一只船，能安放我们的内心。在喧嚣、粗俗之世，这只船漂于落满星辰的河流之上，能载着我们去向远方。当然，文学也不止于此，同时它还是我们的价值判断、人生理想。
王波：童年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王选：我是一个放牛长大的孩子，小时候怕极了放牛。现在想起来，我这三十多年最开心的时光也就是放牛的那些日子了。可惜，我们再也无法踏入童年的河流。我出生在秦岭山脉西端的一个小山村。从5岁到15 岁，放牛整整10年。在放牧的日子里，很多时候，我自己跟自己聊天，在大脑里编故事玩，来打发漫长的时光。天高云淡、茫茫四野，无意识里就启动了一个人想象能力的阀门，而写作是不能缺少想象力的。当然，这只是童年对写作的影响之一。小时候我们家日子过得并不宽裕，甚至有点清贫。除去放牛、上学、玩耍，有一部分时间我都帮父母干活。父母为人憨厚老实。父亲家教极严，我做了错事，挨揍虽非隔三岔五，但他那一声狮子吼也让我小胆儿发抖。在我
们村，村民淳朴、勤劳，因此，惹是生非、鸡鸣狗盗之事甚少。我常记得，每到腊月，谁家杀猪都会炒一大锅肉，每家一碗送人，让大家尝尝。这样的家庭和这样的村庄，就如一粒粒麦子，一天天养育了我的秉性，让我成为今天这般样子。而这种秉性，也成为了我文学写作的底色。每个写作者，都有属于自己文学的故乡。这故乡，便是一个写作者精神的源泉。回到故乡，其实就是回到童年，回到大地深处，回到盛放生死的内心。
王波：说说你最喜爱的作家。
王选：相比文坛那些青年作家，我是一个读书不多的人，也羞于在别人面前提及自己的阅读。我最喜欢的第一个作家还是鲁迅。谈鲁迅先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言难尽，每次读先生，都深有触动，再深说，我还讲不大清楚，我想，这就是一个伟大作家的价值和意义。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我也喜欢。 有些人说在我的《南城
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一书中能看到《呼兰河传》的影子。《呼兰河传》可以当作散文或者小说来看，作者始终是在场的，是真诚的。 我写的《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和《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也是如此。有些人问我这两本书写的是散文还是小说？我认为，其实小说和散文作为文体对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血管里流出的血
液呈现给读者什么， 有时候劳神于文体是无意义的。此外，真诚，一个人面对写作时的真诚，面对读者的真诚，甚至面对自己时的真诚是很重要的。有一部分写作者缺少真诚。面对写作花言巧语，面对读者端着架子，面对自己极度伪饰。苏童、莫言、格非、余华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记得当初读《丰乳肥臀》，因为名字太艳，放暑假回家，我还拿了一张报纸把封皮包起来，害怕在家被父母发现，以为我读黄
书。格非的小说，尤其是他80年代写的《褐色鸟群》和《迷舟》都是经典之作。我觉得格非的小说有一种迷人气息。当然还有汪曾祺，直接影响力了我。他的散文淡雅，里面透露着一种文人极为朴素的情怀，他写昆明，写高邮，写花草，写吃喝，他笔下那些生活的细节和情趣，让人舒心，甚至动容。 还有当代一些诗人的诗歌作品， 太多， 太零碎，不一一赘述了。外国文学里，马尔克斯、奈保尔、马赛尔·埃梅、胡安·鲁尔福等作家对我有影响。当然，还有古典文学、诗词、小说、明清散文，这些传统的东西，已经不是对一个人的写作带来影响， 而是重新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观。让我纳闷的是，这几年看年轻作家的一些访谈，他们极度标榜外国作家，一列举便是一长串名字，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则是嗤之以鼻。我还是觉得，阅读这玩意，跟吃饭一样，口味杂点营养才均衡。顿顿麦当劳、星巴克，怕
会虚胖。
王波：你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
王选：从最初的内心表达，到后来的记录，再到后来的某种的文学自觉和文学担当，我就是这么走来的。我觉得文学是没有康庄大道的， 谁能指出哪一天或者哪一个作品就能说明你走到文学这条路上了？ 有天赋、才情，爱着且坚持着，你就在这条道上了。成就，真是谈不上，除了发表过一些作品，出了两本书，获过几个奖之外，再没有可挂齿的事了。老一辈作家在我这个年龄，已经拿出了足够分量的作品，而我依然在四处打游击。和同龄的写作者比，他们也用思考和写作完成着自己的文学地图，而我依然不甘浑浑噩噩东拼西闯地到处求索，说来惭愧。人过了三十，对于写作，开始变得迟疑和焦虑。开始重新思考写作的意义，重新思考自己究竟能写出什么。这么说来，我有时还是个悲观主义者。
王波：说说正在进行的文学创作。
王选：去年刚完成了书稿《遍地乡愁》和《最后一个村庄》的写作，书名还未确定。两部书稿都关注的是当下农村在大时代中的变迁。 第二部书稿今年会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和《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是我对近10年城中村寄居生活的一种总结，也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漂泊之路的回望。《遍地
乡愁》和《最后一个村庄》是我对15年完整乡村生活的一次总结和对一个村庄在大时代的波浪中起伏漂流的守望。乡村和城中村构成了我的生活地图，也完成了我自以为是的文学图谱。它属于我写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