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早上七点半从羽田机场起飞，一个半小时后降落在札晃机场，北海道律师团的田中先生早就在机场外面等候了。
我们来不及到旅馆放下行李，就租了一辆车直奔一个叫室南的小城。二战的时候，这儿是日本重要的煤炭．矿业基地和军事码头，曾经有几千名中国强制劳工在这儿从事过奴隶劳动。据当地强制劳工研究者上野先生介绍，中国劳工在这儿的境遇极其悲惨，在北海道零下几十度的寒冬里，居然身穿单衣在户外的风雪中从事着超强体力劳动，而一天的饭食，只是中午一碗面糊糊，晚上一个饭团子，饥饿的劳工竟被迫吃自己同伴的尸体充饥。上野先生的介绍，可以从日本外务省的报告书得到证实：中国劳工只是从四四年一月至四四年五月在这儿从事了五个月的劳动，死亡率却达到了百分之三十点三，其中年纪最大的七十一岁，最小的只有十二岁，绝大多数是青壮年。上野先生说：当时日本军方和企业对中国劳工的行径，只可以用“虐杀”这样一个字眼形容。
午饭是在室南一家小餐馆里吃的。是那种很低档的家庭餐馆，一间不大的房间，一半是操作间，有几口锅在煤气炉上开着，灶台外面是漆着红漆的柜台，柜台的另一侧延伸出来，就成了餐桌，吃饭的人就坐在高脚凳上，面对灶台吃饭。没别的饭，只有面条，老板一家三口在柜台里忙活：老头下面，儿子调料，老太太收拾碗筷和桌面。三人都穿着雪白的工作服，不大言语，只在客人进来和临走的时候例行公事地送上一句问候。一些西装革履的人闷不作声地坐在高脚凳上，各自把脸埋在热汽里吃着。和热闹的中国餐馆比起来，这儿的气氛显得沉闷而冷清。
我们入乡随俗，每人花五百五十日元要了一碗酱汤面，也各自埋头吃着。吃完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下午摄象机要用一块新电池，而装电池的箱子的钥匙却远在东京另外一个同伴的身上。于是去问老板，那老头告诉我们，走不远，拐弯那边有一个钥匙店，于是唯一的翻译带着另外两个人去了，剩下我和田中先生在那儿等着。
我觉得十分尴尬。我和田中先生已经认识了，现在没了翻译，却连一句话也没法说，只好装做互不认识，各自把脸别着。等了一阵，脖子都别酸了还不见他们回来，只好从包里拿出本子，装着在看东西。
就这样过了大概一刻钟的样子。在这期间，那老头一直在忙他自己的，没见他往我这边看过一眼。一会儿，他走进了里间，片刻从里面出来，走到我面前，一抬手，默不作声地把两包小盒的巧克力放到我面
我们来不及到旅馆放下行李，就租了一辆车直奔一个叫室南的小城。二战的时候，这儿是日本重要的煤炭．矿业基地和军事码头，曾经有几千名中国强制劳工在这儿从事过奴隶劳动。据当地强制劳工研究者上野先生介绍，中国劳工在这儿的境遇极其悲惨，在北海道零下几十度的寒冬里，居然身穿单衣在户外的风雪中从事着超强体力劳动，而一天的饭食，只是中午一碗面糊糊，晚上一个饭团子，饥饿的劳工竟被迫吃自己同伴的尸体充饥。上野先生的介绍，可以从日本外务省的报告书得到证实：中国劳工只是从四四年一月至四四年五月在这儿从事了五个月的劳动，死亡率却达到了百分之三十点三，其中年纪最大的七十一岁，最小的只有十二岁，绝大多数是青壮年。上野先生说：当时日本军方和企业对中国劳工的行径，只可以用“虐杀”这样一个字眼形容。
午饭是在室南一家小餐馆里吃的。是那种很低档的家庭餐馆，一间不大的房间，一半是操作间，有几口锅在煤气炉上开着，灶台外面是漆着红漆的柜台，柜台的另一侧延伸出来，就成了餐桌，吃饭的人就坐在高脚凳上，面对灶台吃饭。没别的饭，只有面条，老板一家三口在柜台里忙活：老头下面，儿子调料，老太太收拾碗筷和桌面。三人都穿着雪白的工作服，不大言语，只在客人进来和临走的时候例行公事地送上一句问候。一些西装革履的人闷不作声地坐在高脚凳上，各自把脸埋在热汽里吃着。和热闹的中国餐馆比起来，这儿的气氛显得沉闷而冷清。
我们入乡随俗，每人花五百五十日元要了一碗酱汤面，也各自埋头吃着。吃完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下午摄象机要用一块新电池，而装电池的箱子的钥匙却远在东京另外一个同伴的身上。于是去问老板，那老头告诉我们，走不远，拐弯那边有一个钥匙店，于是唯一的翻译带着另外两个人去了，剩下我和田中先生在那儿等着。
我觉得十分尴尬。我和田中先生已经认识了，现在没了翻译，却连一句话也没法说，只好装做互不认识，各自把脸别着。等了一阵，脖子都别酸了还不见他们回来，只好从包里拿出本子，装着在看东西。
就这样过了大概一刻钟的样子。在这期间，那老头一直在忙他自己的，没见他往我这边看过一眼。一会儿，他走进了里间，片刻从里面出来，走到我面前，一抬手，默不作声地把两包小盒的巧克力放到我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