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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女神》的艺术特色

2008-03-30 16:31阅读:
浅谈《女神》的艺术特色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歌集,也是中国新诗发韧时期最重要的一部诗集,出版于1921年8月,收入了诗人1918年至1921年写的56首诗。《女神》以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为主调,以“绝端自主,绝端自由”的新诗体冲破传统,横扫羁绊,唱出了爱国主义的激越壮歌,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唱出了理想的赞歌。
《女神》共收作品56篇,分为三辑。第一辑是三个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第二辑分量最重要,包括《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晨安》等代表性诗篇;第三辑大部分是小诗,并且多为诗人早期的作品。因此,如果从写作时间顺序看,倒是第三辑第一部分诗该排在前,第二辑次之,第一辑的诗剧在最后。《女神》各诗的写作时间基本反映了郭沫若五四时期思想与艺术风格演进的轨迹。
《女神》应和着时代急风暴雨式的节奏而歌唱,思想解放的激流和奔腾飞泻的情感被诗人凝聚于笔端,交融成为积极浪漫主义的诗风。其浪漫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火山喷发式的抒情模式
《凤凰涅槃》堪称新诗史上第一首杰出的浪漫主义抒情长诗。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像那欢唱的烈火一样贯注入全诗之中,这是理想主义之火,是反抗之火。这首诗是浪漫主义的激情的结晶。据诗人自己说,1919年末至1920年初,他的“个人郁积,民族的郁积”在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那狂放无羁的形式中找到了“喷火的方式”,即浪漫主义反抗激情的抒情模式,他的创作是灵感几乎天天处在火山喷发的状态。《凤凰涅槃》这首长诗即是在一天之中分两段写出来的。那种“火速的写”下突然袭来的“诗的意趣”,以致“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天都只是打战”的精神状态,与作者讲述的浪漫主义诗人歌德“诗兴来了的时候”顾不上把纸摆正就“急忙从头到尾地矗立着便写下去”的情形是十分类似的。不同的是,郭沫若写这首长诗的激情,不仅有新的时代精神的吹拂,也有新的理想光辉的照射。在写这首长诗的前后创作的《匪徒颂》,《晨安》,《巨炮之教训》等诗篇里,虽然仍夹杂有浑沌与朦胧的认识,但从中毕竟可以看出在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下,作者内心世界中产生的理想之光。理想之光和反抗之光可以说是《凤凰涅槃》浪漫主义精神的
两大支柱,没有这灵魂,也就不会有这火之曲的生命。
二、丰富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
奇伟的构思,奔腾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强有力的节奏,是《女神》积极浪漫主义艺术的又一表现。《女神》的题材广泛而丰富。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高山大川,日月星辰,城市乡村,名胜古迹等等,都在歌咏之列。在把素材糅合成诗的形象的创作过程中,诗人的智慧之花使诗的形象体系放射出耀眼的异彩。诗人虚构出神龛中的女神不甘寂寞,苦闷而又悲凉的生活,为追求温热和太阳走下神龛,通过女神们的吟唱揭露鞭挞了黑暗的世界,传达了处在黑暗冷酷现实中的人们的心声。诗人又让颛琐和共工争帝将天柱碰坏,再由女神们批判已往那种炼石补天的改良办法。这样巧妙的构思,既不失神话故事的离奇情节,又不乏强烈的现实意义。《天狗》一诗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想象丰富,大胆夸张的特点,反映了狂飚突进的“五四”时期人们特有的精神状态,形式上的离奇,衬托出的是思想的真实。
《凤凰涅槃》为新诗的想象力和语言的创造性吹来一股奇异的风。丰富的想象与夸张的形象和语言,大大增强了这首诗的浪漫主义(特)色彩。例如“凤歌”中为了表达对对黑暗中国的愤怒与诅咒的感情,连着用了“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三个极度夸张的比喻来批判“茫茫的宇宙。”接着,在一连串的质问之后,诗人又用了一组排比式的诗句把诅咒的感情融入夸张的形象之中:
生在这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夸张的比喻充分表达了浪漫主义的感情。比起“凤歌”来,“凰歌”的想象和夸张表现了更丰富的内涵,如形容女性的痛苦感是“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浊”;歌唱无处安身的心境是缥缈的浮生,好像“大海里的孤舟”,“黑夜的酣梦”,而这如梦的生命又是那样的孤寂和荒凉:
前也是睡眠,
后也是睡眠,
来得如飘风,
去得如轻烟,
来如风,
去如烟,
眠在后,
睡有前,
我们只是睡眠当中的
一刹那的风烟。
夸张是想象力的果实。这些诗句中想象和夸张的比喻,摆脱了对生活原型的依赖,似乎呈现一种不合理性;但它更强烈地展示了生活原型的本质,又融进了作为创造主体诗人的感情色彩的真实性,因而是一种更合理的艺术抒情方式的创造。
三、多元化的抒情方式
新诗没有为郭沫若提供固定的浪漫主义抒情模式,诗人自身是丰富多变的抒情模式的创造者,这种抒情模式是应该是多元化地吸收中外艺术养分并进行融汇创造的统一体,即闻一多所孜孜以求的“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凤凰涅槃》就是“五四”初期新诗中产生的这种“宁馨儿”之一。在作品中,我们看到诗人对中外各种艺术乳汁的吸吮和消化。这是有歌德诗剧的庄严,瓦格纳音乐中的华丽,惠特曼抒情诗中的庄严,瓦格纳音乐中的华丽,惠特曼抒情诗中雄放,海涅歌声中的柔婉,庄子散文中的汪洋恣肆,屈原骚体中的流动和对比。在这广泛的吸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人继承了屈原《离骚》,《九歌》所代表的悲婉豪放的美学传统,为新诗的风格开拓了一条悲壮豪放的美学之路。凤凰的形象经过诗人的创造已经没有多少异域的色彩,而是带着民族和时代的悲剧美的特征,走进了人们的审美视野。“群鸟歌”寓庄于谐,穿插以强烈的美与丑的对比,更增强了凤凰自焚壮举的悲剧气氛。“凤凰更生歌”中最美的赞词和火的基本色调交相辉映,反复吟咏,使全诗悲壮美的格调达到了至高点。闻一多说:“我们的诗人不独喊出人人心中的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呢!”这正是《凤凰涅槃》悲壮的美学风格的追求所达到的艺术境界。
四、诗情、诗意、诗境的纯真表现
《女神》的革命浪漫主义还表现为诗的自然,纯真而又充满激情。由于诗人的思想感情在“五四”时代精神的激荡下,像江河湖海中掀起的“大波大浪”,从而产生了写诗的冲动,“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乍寒乍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写不成字”。无法抑制的激情,使《女神》成了诗人“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旋律,心琴上弹出来的曲调,心底颤动,灵底喊叫”,是自然而纯真的诗。
作为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主张诗是心底的“自然流露”,他一再强调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炉中煤》正是诗人诗情的自然流露,是这种诗意,诗境的纯真表现。
全诗共4节20行,以煤为口吻向心爱的人儿倾诉了衷肠。第一节写“我”为心爱的人儿献身。其中的“殷勤”和“思量”,深婉含蓄,表现了“我”对“女郎”的一往情深。第二节写“我”申述自己的面目。诗人将乌黑的煤与忠实的黑奴巧妙地联系起来,比拟自然贴切,写出了“我”对“女郎”的忠诚和无价的爱。“该不嫌”三字深化了“我”的热恋和献身精神,增加了情感浓度。第三节写“我”的重生。诗人以煤的地下生成历史,进一步说明了“黑奴”的前身原是“有用”的“栋梁”,活埋在工作上地下多年,“今朝”才“重见天光”。这一节在深层意义上暗喻了诗人早年报国救国的愿望。诗人很早就有“富国强兵”的思想,但报国之志难以实现,爱国之情只能深埋在心底。只有到了“五四”时期,这种感情才得以“重见天光”。诗的第四节写在“重见天光”之后,“我”对祖国的思念倍增。诗人已将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情不自禁的内心流露,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对祖国的眷恋之情。
五、神话传说和象征的运用
神话传说是人类丰富想象力创造的结晶,其中充溢着浪漫主义的诗人创造新的艺术世界的源泉。从拜伦的《该隐》,雪莱的《解放了的罗米修斯》,到屈原的《问天》,《九歌》,都是这类艺术模式的实践。《凤凰涅槃》同样选择了神话传说的外壳来传达和驰骋诗人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诗人努力尝试将中外神话传说熔于一炉,既在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上代表纯洁,美丽,高尚的凤凰形象中找到恰当的象征喻体,又吸收了阿拉伯古老神话传说中“菲尼克司”满500岁自焚更生这一喻体的框架,两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形象,经过诗人的再创造,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美好的象征。凤凰自焚而更生的壮举本身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艺术世界,在这里,英雄的格调和悲壮的气氛渲染得十分和谐,象征意义和现实的呼喊交织相映。诗中欢乐的歌唱是理想的一个侧面。过分乐观的涂抹,给新生凤凰的歌声带来了理想色彩。这歌唱较少属于实有而更多属于未来。诗中深沉的诅咒是理想的另一个侧面,它是理想之火对于旧世界否定和批判的凝聚。这诅咒的歌声中蕴含着更明晰的现实感,它较少空泛而更多实有的感情。两个侧面都汇流在火中将死和再生的凤凰形象的歌唱中。这就使凤凰这一象征性的形象具有了现实性和理想性结合的双得特征以及批判性和鼓舞性汇合的综合作用。这两个侧面,两重效果又统一于火这一象征性的形象之中。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是你在欢唱?
是我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
是火在欢唱?
人的火化,火的人化,人与火融为一体,使火的象征意义具有了丰富的实体。我们可以说,这支火之曲是一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方法融为一体的交响诗。
六、对偶,排比的运用
诗中大量运用词的对偶,句的排比,也深烙着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传统的印痕。“凰歌”中的抒情歌唱,有时用这样的长句的排比来写失落感:
我们年青时候的新鲜哪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甘美哪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光华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友爱哪儿去了?
有时又用参差不齐而又对仗工整的诗句来写孤寂感和绝望感:
左也是漶漫,
右也是漶漫,
前不见灯台,
后不见海岸,
帆已破,
樯已断,
楫已飘流,
柁已腐烂,
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吟,
怒了的海涛还是在海中泛滥。
有时用节的复沓,句子的重复,变化的流动感和音乐的多变性很强。最后的“凤凰和鸣”服从于赞美新生的欢乐这一主题,采用了句式格调一致的反复咏叹,虽然给人以过分单调的感觉,表现了诗人缺乏艺术节制力的弱点,但是经过删刈和浓缩后的欢唱,并不显得冗长和累赘。反复的欢唱,给人以回旋的乐曲般的审美愉快。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最后以席勒的《欢乐颂》合唱的反复,把欢乐的主题推向高潮;《凤凰涅槃》最后的反复欢唱,也使这首火之曲在人们心中永远回响着一种烈火中得到再生的欢乐:
是你在欢唱?是你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为在欢唱!
《女神》的精神,是“五四”时期蓬勃发展的民主精神,创造精神的典型体现。它既是一代青年的情绪和愿望的集中反映,又给寻求者和徘徊中的人以鼓舞,点燃了他们的“智光”促其向前,从而把“五四”激起的社会改革的热情烧得更旺。《女神》的叛逆的歌声,有如疾雷破山,对当时停滞,死寂的旧中国实在是一次强烈的冲击;它的理想的光芒,又如电光耀眼,启示人民去缔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灿烂的崭新社会。
《女神》的意义,还在于它为诗歌革命和创造树立了榜样。在诗的形式上,作者反对并冲决一切旧形式的桎梏,主张形式应“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由”。《女神》以完全解放,自由的新诗体,表现出浪漫主义的风格。它打破了旧体诗的形式羁绊,押韵,句式,章法都没有固定的格式,显得自然,真切而洒脱。它以博大魁伟的思想内涵和全然新创的诗歌形式,在中国绵延了几千年的诗歌史上掀起了一场大革命。
总之,郭沫若在《女神》的创作中表现出了对现实强烈不满,对庸俗丑陋的现实极为反感,而对一切非凡的事物有强烈的兴趣。他不喜欢如实生活,而偏爱表现主观理想特别注重主观抒情,强调创作自主,强调在创作中要充分展示个人的主观世界,要充分表示那种奔放的直爽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强烈感情。同时寄情山水,关爱大自然,以大自然为描写和歌颂的对象,在尽情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中,即寄托自己的理想,又突出人和大自然的精神交往。
[参考文献]:
①郭沫若:《女神》,上海泰东书局出版,1921年8月5日出版。
②党秀臣:《中国现当代文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
③吴宏聪,范伯群:《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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