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元与朝军
| 山东大学教授 马 兵 |
孙犁先生尝谓散文是老年的文体，因为好的散文内蕴沉实，用情矜慎，不经历人生的洗练和文化的熏染是写不出那种醇厚味道的。此言对于后辈的散文作者是很必要的提醒，如何让情感从自我耽溺到自我克制，如何不再醉心于警句和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用日常和精确的语言裁量世道人心，如何遗貌取神，又如何笔简意深，这是一个有文体自觉意识的年轻散文作家迟早要面对的问题。刚进入而立之年的刘星元，来自散文的厚土兰陵，是新近崛起的青年散文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位。他的乡党，散文巨匠王鼎钧曾如此评价他：“语言平易中有清新，一洗遗风，比余秋雨、木心还要自然一些，康庄大道，足以致远。延长中国文学吊古伤今的传统，小中见大，含蓄中有深沉，将来人生经验有了厚度和高度，有成为‘大师’的可能。”窃以为，鼎公的评价正说明，虽然与孙犁、鼎公等淡泊自奉的境界尚有距离，但刘星元选题用心，择材精当，且为文总有真性情，不是专靠辞藻掩映，说明他在自己的写作之初就有着与一种流行的青春写作恶趣味保持区隔的自觉，这殊为难得。具体可从三点论之。
其一，刘星元散文多取材乡野，这是很多论者都注意到的。但星元的乡野书写始终是纳入到县城背景之下，他并非一意低吟乡土行将消逝的挽歌，而更多是考量在均质逻辑的城市化进程之下，县城作为链接乡村与都市的缓冲地带，对于大多数国人的乡土回忆与都市想象到底提供了什么，又如何塑造自我的身份意识。就像一直对准故乡汾阳的贾樟柯，刘星元写作的“心事”就是他居住的县城，而他关注的焦点也是那些在潮流一样的奔跑中的停滞者和逆行者。比如，《一座县城的七个片段》，从郊区教堂顶上朽烂的十字架到县城里不合时宜的诗人，从洗头房里仓促温热的交易到那奔波于阴阳两界的灵车，从被高铁时代甩出秩序之外的旧车站到沉沦于市井里的当年的舞台名角儿，无论人与物，这些片段都有着强烈的废墟气质，他们注定是时代纪念碑之下的注脚甚或垫脚石，然而如同一个“反向的存储器”，这些被去功能化的人和物提供了一个对时代的沉默无言的见证。
其二，在星元
| 山东大学教授 马 兵 |
孙犁先生尝谓散文是老年的文体，因为好的散文内蕴沉实，用情矜慎，不经历人生的洗练和文化的熏染是写不出那种醇厚味道的。此言对于后辈的散文作者是很必要的提醒，如何让情感从自我耽溺到自我克制，如何不再醉心于警句和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用日常和精确的语言裁量世道人心，如何遗貌取神，又如何笔简意深，这是一个有文体自觉意识的年轻散文作家迟早要面对的问题。刚进入而立之年的刘星元，来自散文的厚土兰陵，是新近崛起的青年散文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位。他的乡党，散文巨匠王鼎钧曾如此评价他：“语言平易中有清新，一洗遗风，比余秋雨、木心还要自然一些，康庄大道，足以致远。延长中国文学吊古伤今的传统，小中见大，含蓄中有深沉，将来人生经验有了厚度和高度，有成为‘大师’的可能。”窃以为，鼎公的评价正说明，虽然与孙犁、鼎公等淡泊自奉的境界尚有距离，但刘星元选题用心，择材精当，且为文总有真性情，不是专靠辞藻掩映，说明他在自己的写作之初就有着与一种流行的青春写作恶趣味保持区隔的自觉，这殊为难得。具体可从三点论之。
其一，刘星元散文多取材乡野，这是很多论者都注意到的。但星元的乡野书写始终是纳入到县城背景之下，他并非一意低吟乡土行将消逝的挽歌，而更多是考量在均质逻辑的城市化进程之下，县城作为链接乡村与都市的缓冲地带，对于大多数国人的乡土回忆与都市想象到底提供了什么，又如何塑造自我的身份意识。就像一直对准故乡汾阳的贾樟柯，刘星元写作的“心事”就是他居住的县城，而他关注的焦点也是那些在潮流一样的奔跑中的停滞者和逆行者。比如，《一座县城的七个片段》，从郊区教堂顶上朽烂的十字架到县城里不合时宜的诗人，从洗头房里仓促温热的交易到那奔波于阴阳两界的灵车，从被高铁时代甩出秩序之外的旧车站到沉沦于市井里的当年的舞台名角儿，无论人与物，这些片段都有着强烈的废墟气质，他们注定是时代纪念碑之下的注脚甚或垫脚石，然而如同一个“反向的存储器”，这些被去功能化的人和物提供了一个对时代的沉默无言的见证。
其二，在星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