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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字，为后人增补）。时人赞叹说《方言》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扬雄虽是中国第一部方言专著的编撰者，但方言调查的做法，在周秦时代就已存在了。扬雄给刘歆的信，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都谈到，周秦时代的每年8月，中央王朝都派出乘坐车輶（yóu）车（一种轻便的车子）的使者到中国各地调查方言、习俗、民歌民谣。扬雄和应劭称这种人叫“輶輶轩之使”，也就是“輶轩使者”的意思。周王朝的这种做法，本身虽不属于语言科学研究的范畴，它的目的正如东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所说：“以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
通过了解各地方言，以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加强中央王朝与地方上的联系，这是当时方言调查的目的。汉朝官方有无此种做法，已不得而知，但刘歆给扬雄的信中说：“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傜俗。”扬雄的回信也说：“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扬雄是西汉时人，这起码说明，方言调查在汉代可能也是皇帝所关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种通过輶轩使者调查所得的方言材料，随着周秦王朝的败亡，可能也就成了王朝书库中的尘封散乱之物，西汉前期并未见到有何人加以留心整理。扬雄提到成都的严君平和临邛的林闾翁孺（“林闾”是复姓）“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而这两个人不仅与扬雄是同乡，且又都是扬的老师，林闾翁孺与扬雄还有亲戚关系。但他们二人掌握的材料并不多，“君平才有千言”，“翁孺梗概之法略有”。但也许正是这种种关系和他们所见到的材料和拟就的“梗概”，启发了扬雄研究方言的兴趣；而扬雄本人又曾在汉成帝时“得观书于石室”（皇家藏书之处），并校书于天禄阁。方言调查的传统和调查所得材料的遗存，应当视为扬雄编撰《方言》的引发契机和初步基础。
所谓“輶轩使者绝代语释”，所指应当是先代使者调查方言所得到的“绝代语”的释义，就是古代语言的解释；“别国方言”则是就地域而言，也就是西汉时代各地方言的意思。这个题目本身就说明此书不只是讲“方言”的，它包含了对“绝代语”的释义和“别国方言”的释义两个方面的内容（依何九盈先生说，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不过，“绝代语”和“方言”这两个概念，具体落实到某一个词儿上，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不是绝对的。书中明言地域区划的，当然是该地的方言；至于“绝代语”在扬雄时代也许是较易辩识的，今天则不易分辨出来了。
扬雄是一位古文经学家。据东汉许慎说，汉平帝曾召集百余名学者到未央宫讲解文字，扬雄根据会议材料，采以作《训纂篇》。《汉书》本传记载他曾教授刘歆之子刘棻学作“奇字”。所谓奇字，就是先秦古文字中的形体奇异者。语言文字方面的深厚功底为他撰写《方言》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扬雄大约在40岁左右从老家到长安，以后一直在长安任职。这就使他有机会熟悉带有今天普通话性质的当时的“通语”，有机会接触来自各个方言区的人。在给刘歆的信里扬雄说，在长安时，他常常手握毛笔，携带白绢（写字用），向来自各地的孝廉和士卒询问各地方言异语，回到家里即加以整理排比。这样的实际调查工作，一直进行了27年之久。扬雄71岁时死在长安。他一生官位不高，家境素贫，很少有人到他门上。扬雄把他的后半生几乎全都奉献给了方言调查研究工作。扬雄的足迹虽只由蜀郡至长安，但他握笔携绢的记录工作，已开创现代方言调查的先河。
--主要内容--
《方言》经东晋郭璞注释之后流传至今。
今本《方言》计13卷，大体轮廓可能仿《尔雅》体例，但卷内条目似不及《尔雅》严格有条理。大体上，卷一、二、三是语词部分，其中有动词、形容词，也有名词；卷四释衣服；卷五释器皿、家具、农具等；卷六、七又是语词；卷八释动物名；卷九释车、船、兵器等；卷十也是语词；卷十一释昆虫；卷十二、十三大体与《尔雅》的“释言”相似，往往以一词释一词，而没有方言词汇比较方面的内容，与前10卷大不相同。何九盈先生怀疑最后2卷可能原来是分作4卷的（扬雄自己说全书是15卷），且扬雄生前并没有把《方言》写完，现在的后2卷原本只是写作提纲。后扬雄因病去世，没有来得及把这2卷中有关方言的对比写进各条之下，以致成了未最后完成的书稿。
13卷的《方言》所收的词条计有675条（据周祖谟《方言校笺》统计），每一条下，作者往往先提出一个或几个同义词作为条目，然后或用一个词来解释它们，或分别说明各个词的使用地域，所以实际词目远远超过了条数。例如：
①跌：蹷也。（卷13）
②焬、烈：暴也。（同上）
③怃、、怜、牟：爱也。韩郑曰怃；晋卫曰；汝颍之间曰怜；宋鲁之间曰牟，或曰怜。怜，通语也。（卷1）
④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
往，凡语也。（卷1）
例①、②这种释词方式见于卷12、13，缺少了方言词的比较和通行区域的说明。例③、④大体是全书的通例。所谓“通语”、“凡语”，指的是当时没有区域限制的通行语；某地语或某某之间语指某地区或某两地区方言而言，最后两种情况也有通行区域广狭之分。
在记录方言词汇时，扬雄已敏税地觉察到，某些方言同的区别，是方音不同造成的，他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转语”或“语之转”。例如：
⑤庸谓之倯，转语也。（卷3）
⑥鼅鼄：……或谓之蠾蝓。蠾蝓者，侏儒语之转也。（卷11）
例⑤倯（sōng）与庸叠韵，都是懒惰无能的意思。例⑥两种名称实指一物，即今天的蜘蛛，它们都是由“侏儒”一词的语音衍化而来。
《汉书·艺文志》和《汉书·扬雄传》都没有提及《方言》，所以后代便有人对《方言》的作者发生怀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经“反覆推求，其真伪皆无显据。姑从旧本，仍题雄名”。现代学者王国维、罗常培等主张《方言》为扬雄所撰。根据扬雄《答刘歆书》和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等材料，可知周秦时期已有人采集方言。
扬雄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以周秦残存的资料作为起点，进一步收集和整理各地方言。他利用各方人士来京的机会进行调查，用了27年时间，完成这部著作。《方言》刻本北宋有国子监本，南宋有蜀本、闽本和赣本，现存宋本是南宋庆元六年(1200)浔阳（今江西九江）太守李孟传的刻本。《方言》所记载的都是古代不同地区的词汇，还掺杂少数当时少数民族的语言。它的体例是先列举词条，然后分别说明通行情况。例如第1卷第1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对所记录的词汇，往往注明“通语”、“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转语”等。通语即当时通行的语言，某地语即当时某个地方的方言，某地某地之间语即通行区域比通语小比某地语大的方言，转语则是由于时间和地域上的不同而语音发生变化的词。《方言》对所记词汇大都说明通行区域，可从中大体了解汉代方言分布的轮廓。
--注疏著作--
《方言注》，
《方言》
这是《方言》的第一个注本，13卷，东晋郭璞撰（涵芬楼四部丛刊本）。郭璞继承和发扬了以活的方言口语作为调查对象的传统，在为《方言》作注时，采用晋代活的语言来和扬雄所记汉代方言相比较。从《方言注》中可以看出某些词语古今的意义已发生变化。例如卷一：“虔、刘、惨、，杀也。”注：“今关西呼打为。”卷六：“擘，楚谓之纫。”注：“今亦以线贯针为纫，音刃。”《方言注》还指明某些方言词依旧在某地保存，或已经在某地消失转而在他处保存。例如卷一：“娥、，好也。……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注：“今关西人亦呼好为媌，莫交反。”“虔、儇，慧也。……，楚或谓之。”注：“他和反，亦今通语。”扬雄《方言》的原本虽无可查考，但因有郭注本而得以长期保存下来。现在能见到的宋以后的几种《方言》刻本，都是郭注本。《方言注·序》和扬雄跟刘歆间往来的书信都说《方言》共有15篇，但今本《方言注》仅存13卷，这大概是六朝时期的变动。至于字数，应劭《风俗通义·序》说9000字，清代戴震统计，《方言注》正文则有1.9万余字，其间变化，因时代推移，已无从查考。
《方言疏证》，清代为扬雄《方言》正伪补漏，逐条疏证的第一个校本。13卷，戴震撰（四库全书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扬雄《方言》的刻本，自宋代以来有多种，经流传写刻，难免有些错漏。戴震以《永乐大典》本跟明本校勘，并进一步搜集古籍中引用《方言》和《方言注》的文字来和《永乐大典》本互相参订，共改正讹字281个，补脱字27个，删衍字17个。辨析疑义，取证确凿。例如卷五：“甑，自关而东谓之甗，或谓之儐”，注：“梁州呼。”文中“梁州”为“凉州”之讹，戴氏加以改正。又如卷十三：“冢，……凡葬而无坟谓之墓，言不封也。”“言不封也”下面有脱字，戴氏从《永乐大典》本补注“墓犹慕也”4个字。卷六：“怠，陁，坏也。”注：“谓坏落也，音虫豸，未晓。”戴氏认为“未晓”二字是阅读者所记，为衍文，故删。《方言疏证》还有疏漏和可以商榷之处。例如卷五：“薄，……自关而西谓之薄。”戴氏下脱“南楚谓之蓬薄”六字。卷十二：“莳、殖，立也。”戴氏误改“殖”为“植”。清代王念孙
扬雄虽是中国第一部方言专著的编撰者，但方言调查的做法，在周秦时代就已存在了。扬雄给刘歆的信，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都谈到，周秦时代的每年8月，中央王朝都派出乘坐车輶（yóu）车（一种轻便的车子）的使者到中国各地调查方言、习俗、民歌民谣。扬雄和应劭称这种人叫“輶輶轩之使”，也就是“輶轩使者”的意思。周王朝的这种做法，本身虽不属于语言科学研究的范畴，它的目的正如东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所说：“以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
通过了解各地方言，以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加强中央王朝与地方上的联系，这是当时方言调查的目的。汉朝官方有无此种做法，已不得而知，但刘歆给扬雄的信中说：“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傜俗。”扬雄的回信也说：“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扬雄是西汉时人，这起码说明，方言调查在汉代可能也是皇帝所关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种通过輶轩使者调查所得的方言材料，随着周秦王朝的败亡，可能也就成了王朝书库中的尘封散乱之物，西汉前期并未见到有何人加以留心整理。扬雄提到成都的严君平和临邛的林闾翁孺（“林闾”是复姓）“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而这两个人不仅与扬雄是同乡，且又都是扬的老师，林闾翁孺与扬雄还有亲戚关系。但他们二人掌握的材料并不多，“君平才有千言”，“翁孺梗概之法略有”。但也许正是这种种关系和他们所见到的材料和拟就的“梗概”，启发了扬雄研究方言的兴趣；而扬雄本人又曾在汉成帝时“得观书于石室”（皇家藏书之处），并校书于天禄阁。方言调查的传统和调查所得材料的遗存，应当视为扬雄编撰《方言》的引发契机和初步基础。
所谓“輶轩使者绝代语释”，所指应当是先代使者调查方言所得到的“绝代语”的释义，就是古代语言的解释；“别国方言”则是就地域而言，也就是西汉时代各地方言的意思。这个题目本身就说明此书不只是讲“方言”的，它包含了对“绝代语”的释义和“别国方言”的释义两个方面的内容（依何九盈先生说，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不过，“绝代语”和“方言”这两个概念，具体落实到某一个词儿上，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不是绝对的。书中明言地域区划的，当然是该地的方言；至于“绝代语”在扬雄时代也许是较易辩识的，今天则不易分辨出来了。
扬雄是一位古文经学家。据东汉许慎说，汉平帝曾召集百余名学者到未央宫讲解文字，扬雄根据会议材料，采以作《训纂篇》。《汉书》本传记载他曾教授刘歆之子刘棻学作“奇字”。所谓奇字，就是先秦古文字中的形体奇异者。语言文字方面的深厚功底为他撰写《方言》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扬雄大约在40岁左右从老家到长安，以后一直在长安任职。这就使他有机会熟悉带有今天普通话性质的当时的“通语”，有机会接触来自各个方言区的人。在给刘歆的信里扬雄说，在长安时，他常常手握毛笔，携带白绢（写字用），向来自各地的孝廉和士卒询问各地方言异语，回到家里即加以整理排比。这样的实际调查工作，一直进行了27年之久。扬雄71岁时死在长安。他一生官位不高，家境素贫，很少有人到他门上。扬雄把他的后半生几乎全都奉献给了方言调查研究工作。扬雄的足迹虽只由蜀郡至长安，但他握笔携绢的记录工作，已开创现代方言调查的先河。
--主要内容--
《方言》经东晋郭璞注释之后流传至今。
今本《方言》计13卷，大体轮廓可能仿《尔雅》体例，但卷内条目似不及《尔雅》严格有条理。大体上，卷一、二、三是语词部分，其中有动词、形容词，也有名词；卷四释衣服；卷五释器皿、家具、农具等；卷六、七又是语词；卷八释动物名；卷九释车、船、兵器等；卷十也是语词；卷十一释昆虫；卷十二、十三大体与《尔雅》的“释言”相似，往往以一词释一词，而没有方言词汇比较方面的内容，与前10卷大不相同。何九盈先生怀疑最后2卷可能原来是分作4卷的（扬雄自己说全书是15卷），且扬雄生前并没有把《方言》写完，现在的后2卷原本只是写作提纲。后扬雄因病去世，没有来得及把这2卷中有关方言的对比写进各条之下，以致成了未最后完成的书稿。
13卷的《方言》所收的词条计有675条（据周祖谟《方言校笺》统计），每一条下，作者往往先提出一个或几个同义词作为条目，然后或用一个词来解释它们，或分别说明各个词的使用地域，所以实际词目远远超过了条数。例如：
①跌：蹷也。（卷13）
②焬、烈：暴也。（同上）
③怃、、怜、牟：爱也。韩郑曰怃；晋卫曰；汝颍之间曰怜；宋鲁之间曰牟，或曰怜。怜，通语也。（卷1）
④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
往，凡语也。（卷1）
例①、②这种释词方式见于卷12、13，缺少了方言词的比较和通行区域的说明。例③、④大体是全书的通例。所谓“通语”、“凡语”，指的是当时没有区域限制的通行语；某地语或某某之间语指某地区或某两地区方言而言，最后两种情况也有通行区域广狭之分。
在记录方言词汇时，扬雄已敏税地觉察到，某些方言同的区别，是方音不同造成的，他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转语”或“语之转”。例如：
⑤庸谓之倯，转语也。（卷3）
⑥鼅鼄：……或谓之蠾蝓。蠾蝓者，侏儒语之转也。（卷11）
例⑤倯（sōng）与庸叠韵，都是懒惰无能的意思。例⑥两种名称实指一物，即今天的蜘蛛，它们都是由“侏儒”一词的语音衍化而来。
《汉书·艺文志》和《汉书·扬雄传》都没有提及《方言》，所以后代便有人对《方言》的作者发生怀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经“反覆推求，其真伪皆无显据。姑从旧本，仍题雄名”。现代学者王国维、罗常培等主张《方言》为扬雄所撰。根据扬雄《答刘歆书》和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等材料，可知周秦时期已有人采集方言。
扬雄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以周秦残存的资料作为起点，进一步收集和整理各地方言。他利用各方人士来京的机会进行调查，用了27年时间，完成这部著作。《方言》刻本北宋有国子监本，南宋有蜀本、闽本和赣本，现存宋本是南宋庆元六年(1200)浔阳（今江西九江）太守李孟传的刻本。《方言》所记载的都是古代不同地区的词汇，还掺杂少数当时少数民族的语言。它的体例是先列举词条，然后分别说明通行情况。例如第1卷第1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对所记录的词汇，往往注明“通语”、“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转语”等。通语即当时通行的语言，某地语即当时某个地方的方言，某地某地之间语即通行区域比通语小比某地语大的方言，转语则是由于时间和地域上的不同而语音发生变化的词。《方言》对所记词汇大都说明通行区域，可从中大体了解汉代方言分布的轮廓。
--注疏著作--
《方言注》，
《方言》
这是《方言》的第一个注本，13卷，东晋郭璞撰（涵芬楼四部丛刊本）。郭璞继承和发扬了以活的方言口语作为调查对象的传统，在为《方言》作注时，采用晋代活的语言来和扬雄所记汉代方言相比较。从《方言注》中可以看出某些词语古今的意义已发生变化。例如卷一：“虔、刘、惨、，杀也。”注：“今关西呼打为。”卷六：“擘，楚谓之纫。”注：“今亦以线贯针为纫，音刃。”《方言注》还指明某些方言词依旧在某地保存，或已经在某地消失转而在他处保存。例如卷一：“娥、，好也。……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注：“今关西人亦呼好为媌，莫交反。”“虔、儇，慧也。……，楚或谓之。”注：“他和反，亦今通语。”扬雄《方言》的原本虽无可查考，但因有郭注本而得以长期保存下来。现在能见到的宋以后的几种《方言》刻本，都是郭注本。《方言注·序》和扬雄跟刘歆间往来的书信都说《方言》共有15篇，但今本《方言注》仅存13卷，这大概是六朝时期的变动。至于字数，应劭《风俗通义·序》说9000字，清代戴震统计，《方言注》正文则有1.9万余字，其间变化，因时代推移，已无从查考。
《方言疏证》，清代为扬雄《方言》正伪补漏，逐条疏证的第一个校本。13卷，戴震撰（四库全书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扬雄《方言》的刻本，自宋代以来有多种，经流传写刻，难免有些错漏。戴震以《永乐大典》本跟明本校勘，并进一步搜集古籍中引用《方言》和《方言注》的文字来和《永乐大典》本互相参订，共改正讹字281个，补脱字27个，删衍字17个。辨析疑义，取证确凿。例如卷五：“甑，自关而东谓之甗，或谓之儐”，注：“梁州呼。”文中“梁州”为“凉州”之讹，戴氏加以改正。又如卷十三：“冢，……凡葬而无坟谓之墓，言不封也。”“言不封也”下面有脱字，戴氏从《永乐大典》本补注“墓犹慕也”4个字。卷六：“怠，陁，坏也。”注：“谓坏落也，音虫豸，未晓。”戴氏认为“未晓”二字是阅读者所记，为衍文，故删。《方言疏证》还有疏漏和可以商榷之处。例如卷五：“薄，……自关而西谓之薄。”戴氏下脱“南楚谓之蓬薄”六字。卷十二：“莳、殖，立也。”戴氏误改“殖”为“植”。清代王念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