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焚毁的乌托邦

2008-12-28 21:3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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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果戈里焚稿看文学中现实与理想的张力
19世纪俄国文学是19世纪文学极其辉煌的组成部分。尽管每一篇关于俄国文学的文章都会从罗蒙诺索夫、谢尔查文和卡拉姆津讲起，但真正标志着俄罗斯文学成熟并且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无疑是两位世界级的大师——普希金和果戈里。从普希金开始，人们不再说“俄国的拜伦”，他为俄罗斯文学树立起自信与自豪感。与普希金在诗歌上的成就相呼应，果戈里则被誉为“俄罗斯散文之父”，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他的作品在俄罗斯散文的发展方面发挥了真正的影响。一直以来，我们也将他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与普希金的浪漫主义相呼应，但这一点在西方文学史上是存疑的。[1] 果戈里作为一个信仰正教的俄罗斯文学家，在其创作与思想上有许多奇特与神秘之处，这一点一直吸引着后世研究者的注意。
果戈里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长篇小说《死魂灵》。这部作品如果单就国内出版的文本内容本身来看，自然是一部优秀的社会讽刺小说。作者借诙谐讽刺的笔法，通过主人公乞乞科夫购买死农奴这样看似荒诞不经的情节，揭露了俄罗斯上层社会中种种荒唐、庸俗和丑恶，他的矛头指向每个人的人性深处，也在第二部中表达了一定的理想。可是如果我们再深入了解果戈里他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经历的困惑与矛盾，尤其是他两度焚稿的过程，就会发现这部作品并不是它看上去那么简单。
《死魂灵》的第一部赢得的社会声誉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果戈里

以乞乞科夫造访NN市购买“死魂灵”为线索，对当时俄罗斯上层社会各色人等做了一番穷形尽相的描画和嘲讽——马尼洛夫甜腻而无聊（这似乎是对卡拉姆津式感伤主义者的嘲笑），诺兹德廖夫偏执冲动、漫天吹牛，索巴凯维奇饕餮而刻薄（死魂灵也能当成活的讨价还价），普柳什金守财到令人恶心的地步，警察局长阿历克赛·伊凡诺维奇以权谋私而显得神通广大、八面玲珑……果戈里天才的刻画艺术和犀利的社会洞察力、以及在这种嬉笑怒骂背后流露出的忧虑伤感（“含泪的笑”）博得了批评家们的普遍赞誉。总而言之，小说的第一部被公认的成功之作。
然而作者在创作第二部的时候却遇到了很多波折。在1845年和1852年临终之前，果戈里两度焚烧了第二部的手稿。现在通行的《死魂灵》的第二部是跟据他的草稿整理而成的，其中有很多地方有缺漏，而显然也不是作者焚烧之前的面貌。究竟作者又对第二部进行了怎样的改动，研究者们只能跟据听过果戈里朗读作品的人们的回忆进行种种猜测，但终究不能形成定论。这自然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遗憾，然而在烧毁手稿的同时，果戈里却向我们打开了另外一本关于他自己心灵的书，或许，这本书更为复杂、充满了更多的矛盾，这里有太多难以言传，甚至也未必能意会的情感。
果戈里究竟为什么焚毁手稿？在谈这一点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果戈里创作《死魂灵》的意图。
在1841年与1842年之间，果戈里曾经得过一场大病。这场病的痊愈带来了他思想上的转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果戈里的思想日趋成熟，他认为上帝所做的这一切不是无原因的，其中不仅包含着上帝的大慈大悲，也包含着对他个人的温情。他认为他是上帝选定的那些可以信赖的人，他的职责是在人世间体现上苍的旨意。……‘一八四二年初，我将偿还清一切……’果戈里在给谢·季·阿克萨科夫的信中写道，……这里谈到了负债，这些债务果戈里打算用出版《死魂灵》和文集来偿还。”[2] 由此果戈里也就让《死魂灵》背负了特定的使命，这使命是高尚的，也是沉重的。既是要用《死魂灵》还债，要让它体现上帝的旨意，那么它的主题绝对必须是严肃并且有价值的。
在《就〈死魂灵〉致不同人物的四封信》中，果戈里自己对这部作品做出了解释。他在信中指出，他的作品就是自己的心灵史。正是因为在自己身上看到了种种卑鄙庸俗之处，他才萌发了将塑造这样一群主人公的灵感：“然而我身上集中了所有可能的卑鄙，每种都有一点点，迄今我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还从未看到过有这么多卑鄙的。……随着这些恶劣品质开始不断暴露，我心中摆脱它们的愿望由于一种神奇崇高的暗示而日渐强烈；一次非同寻常的内心波澜使我产生了将这些恶劣品质传给我的一些主人公的想法。……我抓住我的一种恶劣品质后，我就以别的身份，站在另一个舞台上去批判它，我尽力将它描绘成是我的一个给我带来巨大侮辱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我用仇恨、嘲讽和一切可用的手段去批判它。”[3] 果戈里自认是用这样一种手段与自己身上的卑鄙“作斗争”，但事实上，他不想让他的创作停留在这里，他在这封信的最后说：“你也会弄明白，为什么我至今没有给读者展示一些能让人感到慰藉的现象，没有选一些品德优秀的人当我的主人公。这些人是无法在脑袋中臆想出来的。当你自己尚未哪怕是多少有点像他们时，当你的糊涂脑袋尚不能取得善良的品质并尚没有能力将一些善良的品质争取到心中时——无论你的笔写出什么来，都将是没有生气的，也将是远离真理的，一如霄壤。”[4] 这里说他“不能”写，意味着他并非“不愿”写。正相反，他希望能塑造一些优秀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希望回答第一步末尾“出路在哪里？”的问题，可是他却觉力不从心。这封信写于1843年，此时他刚刚发表了《死魂灵》的第一部。
可是果戈里的责任感恰成为他最大的难题。他在1843年提出的问题，在《死魂灵》的第二部中仍然得不到解决——他描画起庸俗人物得心应手，但到了“正面”人物那里就犹豫了，失望了，无能为力了。1845年他第一次焚毁了第二部的原稿。他在信中说：“第二部以原有的样子面世只可能带来害处而不是好处。需要考虑的不是去满足任何艺术和文学的爱好者，而是所有的读者，《死魂灵》是为他们而写的。描绘几个能表现出我们民族的崇高的高尚气度的性格，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它只能激起无聊的自高自大和夸口吹牛。……往往有这样的时候，在不能立即为每个人像白天一样清楚地指出通向崇高和美好事物的道路和途径时，你甚至根本不应去谈论它们。后一种情况在《死魂灵》第二部中展开得很少很薄弱，而它本该是主要的；因此第二部被烧掉了。”果戈里看到了高尚性格的导向性在这部小说中的单薄乏力[5] 。他本来还满怀信心，认为只要注定的时间来到，自己很快就能再度完成这部作品。可是在1852年果戈里临终之前，他又一次焚烧了书稿，对此我们只能推测，一方面是由于舆论界对他在《与友人书信选》中的思想的攻击给了他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仍然是他对小说仍然不满意。
就现存的《死魂灵》第二部片段来看，其中所描绘的两个主要正面形象——康斯坦丁和摩拉佐夫确实都有理想化倾向。康斯坦丁精明能干，最善于变废为宝，家业一派欣欣向荣。而他致富的秘诀就是热爱工作，享受劳作的乐趣，从中收获幸福。摩拉佐夫是全书的道德典范，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白手起家而成为无可匹敌的亿万富翁，并且他所用的手段都是完全正当的。有研究者确实这些形象颇不以为然。在The Enigma of Gogol一书中作者认为：“不得不承认这些形象没有一个能稍微让人信服。与‘反面’主人公乞乞科夫一样，他们对攫取财物有着极端的热情。他们的‘正面’仅仅体现在他们是成功的攫取者并且建立起攫取的一套自我裁决的哲学。事实上，康斯坦丁的基本原则 ‘每一样垃圾都产生一笔财富’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更理性的普柳什金，或者就这方面是一个更恪守道德规范的乞乞科夫；因为通过搜集无用之物并使之变为钱财，这不正是乞乞科夫做事依据的准则吗？将乞乞科夫在第一部中卑下的动机改装成第二部中高尚的信条，这正体现了果戈里在构思这一巨制时智力和灵感的贫乏。”[6] 至于摩拉佐夫老人，他完全靠正当手段成为巨富，这一点本来就难以服众，而这样一个富翁劝乞乞科夫“丢掉发财的念头”时又何以现身说法？[7]
然而果戈里的难处在于他既要描绘现状，又要阐发理想；既要表现真实，又要指明出路。如果一味强调理想比现实崇高，谁能保证这种理想是可实现的？可是如果理想不能高于真实，理想又如何成其为理想，理想的价值又何在？果戈里是苛刻的，仅仅说出理想不能使他满足。应当说，果戈里的理想有宏观和具体两个方面，宏观的理想是唤醒俄罗斯人民心中的民族意识，具体的理想则体现在他对田庄的规划上。
正如他在《塔拉斯·布尔巴》中所说的，每一个俄罗斯人，纵使他是一个恶棍、无赖，他的心中都会有一种俄罗斯的意识，一旦这种意识被唤醒，他就要痛改前非，洗心革面。所以这种民族意识在个人心里的复苏势必带来整个俄罗斯的复兴。“果戈里想带给他的同代人，《死魂灵》中戏剧性人物们的似乎正是这样一种觉醒。从他最后的信件和文件中可以看出，他的目标还远高于此：他不仅要让乞乞科夫获得新生，他还要唤醒整个俄罗斯……但在豪迈而浪漫的中篇《塔拉斯·布尔巴》中，被艺术，或者说历史所推崇的事物，却与改革前俄罗斯‘惨淡的现实’极不协调。此时的俄罗斯如莱蒙托夫所描述，是‘农奴的国家，地主的国家’。忠于现实的讽刺家果戈里与乌托邦的梦想家果戈里格格不入，这使得他不再去惊扰他主人公们的命运发展，这些主人公取自真实生活并且已得以自主存在。”[8]
果戈里对田庄的理想通过《死魂灵》第二部中康斯坦丁的经营体现出来。在《俄罗斯地主》中，果戈里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论述，他赋予一个地主崇高的责任，就是要对每个农民的灵魂负责；因此要恪守两者之间的领属关系，因为这是上帝规定的次序；地主在劳动时要以身作则，与农民同心协力并和他们处熟；要在劳动开始的时候为农民举行盛宴；要激励劳动能手，用中肯的话责备偷懒的人；不必教他们读书但要倾心栽培真正渴望学习神学的人……[9] 从果戈里的角度出发，我相信他是真诚的。陈旧的制度自有其优势，新生的的制度也自有其缺陷，何必一定要指出谁对谁错，扣上“落后”“守旧”的帽子呢？可是在那个民主思潮涌动的时代，他的观点受到了别林斯基等人的猛烈攻击——因为那个时代不允许有人为旧制度说话。从同代人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舆论的冲击使果戈里非常苦闷，很有可能他自己也会怀疑自己的观点。至少我们可以想象，最真诚的理想总是最为脆弱的，因为人性的弱点是最不可捉摸的东西，即使是理想主义者都有可能背叛自己，何况理想的实现还有赖于其他平庸的人呢？而愿意把自己身上的卑鄙当作仇敌来批判的果戈里，如何能不觉察到这一点，又如何能不困惑呢？……
果戈里的困惑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学究竟可不可能提出既符合现实又比现实更崇高的理想？
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在1835年的时候就宣告了现实主义时代的到来：“这便是诗歌的另一面，这便是现实的诗歌，生活的诗歌，现实性的诗歌，最后，也就是我们时代真实的、真正的诗歌。它的显著特点，在于对现实的忠实；它不再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像凸面玻璃一样，在一种观点之下把生活的复杂多彩的现象反映出来，从这些现象里面汲取那构成丰满的、生气勃勃的、统一的图画所必需的种种东西。”[10] 而同时，他也论述了现实主义诗歌的理想性：“这样说来，在我们的时代，理想的诗歌是不可能的了？不，正是我们的时代，它才是可能的，正应该由我们的时代来加以发展，……。如果他歌唱外部自然，他也不是被外部自然震惊，不是赞美它，而是在里面探索自己的存在、使命和苦难的秘密。……这新的理想的诗歌渊源于古代的诗歌，因为它从古代诗歌借来了高雅之美，壮伟之美，跟平凡的会话式语言十分不同的诗意的高扬的语言，以及一切琐屑的俗世事物的回避的态度。”[11] 他这里所说的理想，到底是从作者主观性出发的高于现实的理想，是作者的一种态度，而不是果戈里所孜孜寻求的“指出通向崇高和美好事物的道路和途径”。
从普希金和果戈里开始，俄罗斯文学进入了真正灿烂辉煌、举世瞩目的时代，而在果戈里之后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要比他更为耀眼。而他们，能否解决果戈里所困惑的问题呢？托尔斯泰一切的伟大几乎都建立在乌托邦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农业、艺术还是道德。他在《复活》中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他在《什么是艺术？》中描绘的未来艺术的蓝图，以及他一生呼吁的理想——让人类像兄弟般相爱，都是那么鼓舞人心却又让人无可奈何。或许他比果戈里更偏激，却又比他更自信，但他构想的价值终究只在文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之下显得谦卑而缄默，他似乎并不热衷于为某个社会问题发表一通见解，而是以他犀利的笔锋洞察、剖析人的内心。他留给我们的理想，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白痴》中的梅诗金公爵这样近乎完美并且带有自我色彩的人物形象。当然相比起《死魂灵》中的康斯坦丁、摩拉佐夫，这些形象更亲切、更易引起共鸣，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物就是完全真实的，就是能指明果戈里所寻求的出路。在他们之后怎么样呢？随着现代主义的生长，理想就逐渐走向断裂了。
果戈里焚毁了书稿，焚毁了他在其中构筑的乌托邦，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他只是不甘心，他仍然困惑，而在他的之前和之后，似乎也没有人来解决这样的困惑。对此我只能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就是如此。过去我会理直气壮地说，文学不是用来为现实指明出路的；而如今面对这位苛刻而又执着的大师，这位理想主义者，我只能无奈地说，文学，真的不能。

[1] Richard Peace, The Enigma of Gogol, P1, the Press Syndicate of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81.
[2] 伊·佐洛图斯基《果戈里传》，刘伦振译，393-39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3] 《与友人书简选》，吴国璋译，《果戈里全集》第七卷，98-9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4] 同上，102页。
[5] 同上，103-104页。
[6] Richard Peace, The Enigma of Gogol, P242-243, the Press Syndicate of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81.
[7] 同上。
[8] Anna Yelistratova, Nikolai Gogol and the West European Novel,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English, P201, Raduga Publishers 1984.
[9] 《与友人书简选》，吴国璋译，《果戈里全集》第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0]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满涛、辛未艾译，1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11] 同上，126-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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