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浪博客
群。
我始为奴仆, 几时树功勋？
挽弓当挽强, 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 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 岂在多杀伤?
驱马天雨雪, 军行入高山。
径危抱寒石, 指落曾冰间。
已去汉月远, 何时筑城还？
浮云暮南征, 可望不可攀。
单于寇我垒, 百里风尘昏。
雄剑四五动, 彼军为我奔。
虏其名王归, 系颈授辕门。
潜身备行列, 一胜何足论。
从军十馀年, 能无分寸功？
众人贵苟得, 欲语羞雷同。
中原有斗争, 况在狄与戎？
丈夫四方志, 安可辞固穷。
后出塞五首
男儿生世间, 及壮当封侯。
战伐有功业, 焉能守旧丘?
召募赴蓟门, 军动不可留。
千金买马鞍, 百金装刀头。
闾里送我行, 亲戚拥道周。
斑白居上列, 酒酣进庶羞。
少年别有赠, 含笑看吴钩。
朝进东门营, 暮上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 马鸣风萧萧。
平沙列万幕, 部伍各见招。
中天悬明月, 令严夜寂寥。
悲笳数声动, 壮士惨不骄。
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边, 今人重高勋。
岂知英雄主, 出师亘长云。
六合已一家, 四夷且孤军。
遂使貔虎士, 奋身勇所闻。
拔剑击大荒, 日收胡马群。
誓开玄冥北, 持以奉吾君。
献凯日继踵, 两蕃静无虞。
渔阳豪侠地, 击鼓吹笙竽。
云帆转辽海, 粳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 照耀舆台躯。
主将位益崇, 气骄凌上都。
边人不敢议, 议者死路衢。
我本良家子, 出师亦多门。
将骄益愁思, 身贵不足论。
跃马二十年, 恐辜明主恩。
坐见幽州骑, 长驱河洛昏。
中夜间道归, 故里但空村。
恶名幸脱免, 穷老无儿孙。
杜甫的《前出塞》与《后出塞》,向为人们论作天宝乱前乱后史笔之作。朱鹤龄笺释云:“天宝末,哥舒翰贪功于吐蕃,安禄山构祸于契丹,于是征调半天下,《前出塞》为哥舒发,《后出塞》为禄山发”。《前出塞》王嗣爽《杜臆》:“当是天宝间哥舒翰征吐蕃时事,诗亦当作于是时,非追作也。”但从诗的末章“从军十年馀”点示,可知这位赴交河的战士,必是十年后的追忆构成诗的内容。而诗的首章又有句云“开边一何多。”唐代边事繁多,尤以天宝中为甚。如天宝六年,高仙芝讨小勃律,虏其王归；天宝八年,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天宝十年,鲜于仲通讨南越,高仙芝讨大食,安禄山讨契丹。
如以切合诗言“开边多”为计,当从天宝十年(752)逆推而上十年余,即开元末年(740),当是诗中描写赴交河的战士“戚戚去故里”出塞的年分。
问:这不是切合历史吗?
答:问题考察的意义并不止于此。我是在于将《前出塞》与《后出塞》相联系的关系上找出一些新的认识,因为从来人们都将前、后出塞两组诗分别独立看待,以为前出塞刺“开边”,后出塞刺“禄山市宠”。这是单从此较表面的诗旨区分两组诗的独立性,我以为疑点是忽略了两组诗的统一性与连贯性,在《后出塞》中,诗的末章有句“跃马二十年”,显然诗的内容也属于追述,追述赴蓟门战士二十年的军旅经历,如按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安禄山以功市宠,数侵略奚契丹,徵兵东都,重赏要士。朝廷之,志益骄而反遂决矣。故作是诗以讽,当在安禄山将叛之时。”那么,当从安禄山乱起前天宝十三年(755)下移二十年。则为代宗永泰大历九年(775),杜甫已不在人世。殊不可采。
我并不在意从史实上否认前人的见解,我的看法是,前、后出塞的“从军十年馀”与“跃马二十年”,不能是独立分解写两个征戍一应府兵一应募兵三十年的军中经历,而是两诗虽断复连描写一个征战士兵的经历,也就是说,《后出塞》的“跃马二十年”应包括《前出塞》的“从军十年馀”在内,那么,两诗虽断复连的脉胳除去时间的点示外,是否还有迹可寻?
我们且看《前出塞》末章“从军十年馀,能无分寸功?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决不像清人沈德潜所语“按前九章多从军愁苦之词。”从诗人描述从军经历有愁苦语,有血性语,有怨叹语,更有喜功语,如末两章可见。诗的末二章是从军十年余凯旋归来的结束语。从战争愁苦的另一面又磨砺了功业的壮志,那“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的豪情,已埋了再度从军的暗线,是《后出塞》的伏笔。《后出塞》首章起句“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正好呼应了《前出塞》末章结句的豪情,成为思路一致的线索。“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有功业”又恰好照应坐实了《前出塞》开元末年(740)交河负戈起,历经再度蓟门从征,“跃马二十年”,则应是乾元二年(760),是时,两京收复,贼势犹存,杜甫春夏自东都回华州管所,秋又弃官西客秦州,杜甫于是年有三吏三别之作,度前、后出塞与三吏三别之诗或先后同于是年所作。
问:这是谈前、后出塞的相互关系了。
答:之所以将前后出塞作为整体之作,还在于论及不必将它拘泥于史实。比如许多评家将前出塞针对哥舒翰后出塞针对安禄山论定,这里有一个史学和文学的不同观念。任何作品,顶极之作,或二、三流作品,都可在不同程度上看作历史文献,因为或多或少,都可从中找出“史实”的痕迹。“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之所以通行,成就斐然,通过严密的考证,弄清当时关于诗人诗作的一系列情况,就是因为诗人或这样或那样把“史实”化入诗中,参诸史籍,勾稽检索,对于一些问题,终究可以获得确凿无疑的结论。杜甫之诗,不特抒情,尤长于记事,记历史上实有之事,甚至史书错漏之事,都可参证杜甫诗作获得订正。在这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认定,杜诗不仅有很高的文学性,也有很强的写实性,即是说,它的历史文献价值很高。
问:问题涉及文学与史学关系了。
答:把文学作品看作历史文献,它并不会降低文学的价值。相反,正因为我们这样理解文学,才可能迈出更深入理解文学的第一步。如果我们对作者的人生经历,作品的时代背景,融化入作品中的史实原型一无所知,茫然不解,那么,对作品的理解一定是肤浅的,只能有限的认知而不能与作品神遇。例如《三吏》《三别》透过安史之乱的史实提示,进而达到了解当时社会人情风貌,人事兴衰,借文学而得到历史真知,或者反过来,按照历史的向导,进入文学的宫殿,获得艺术的审美提示,诗人艺术地创作一个负戈交河,蓟门报国征人的军旅经历,事实叙述向我们揭示了巨大的社会内容。诗的叙事性质,如同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前、后出塞认知为叙事诗是可以的,用诗讲述复杂曲折的故事显然不相宜,但并非任何故事都非诗之所长,含情量丰富的故事,用诗是可以叙好的,并因其特有的音乐性与精炼语言而胜于其他文体,但诗如要表现众多的人物,复杂的情节,诗是不擅长的。前、后出塞人少(一个),情节枝蔓少,含情量多,两少一多,是前、后出塞的成功之处。
问:请从文学上谈谈前、后出塞诗。
答:前、后出塞都是五言诗,从文学性解析诗的结构,《前出塞》九章,每章八句,相对独立中章法一线,《后出塞》五章,除首章十四句,以下各章十二句,且完全可将首章起二句“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作为断续《前出塞》之笔特殊提示看待,这样,《后出塞》五章也是相对独立中章法一线。借史实以叙故事,保持章法一线是十分必要的。《前出塞》九个片段组诗,《后出塞》五个片段组诗各有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情感发展的合理性而组成了故事叙述体,再将前、后两个叙述体贯通,便将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中唐代的战事状况作了全面概括。杜甫用组诗形式连章为叙事诗,是他借鉴民间叙事诗而于不变中求变,无复依傍,成为文人新创的名篇。自然,文学的诗歌并不专以章法新奇取胜,当代诗评家谢冕说:“叙事诗是多情的,还是寡情的,这是叙事诗生存的关键。”叙事诗是叙事的诗,不是用诗叙事,即是说,它首先是诗,而诗总是以抒情见长,因此要求叙事部分着力精简刻画。例如《前出塞》首章辞家应征叙事精当,初出门多少恋亲之情,因何应征,巨细浓缩,决无阙漏,而着力都在黯然情伤。再以《后出塞》第二章来看,“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向大将谁？恐是霍嫖姚。”“朝进”“暮上”精简了军行紧急的叙事过程,却用浓墨重笔来写军行环境,景物情状。沉沉落日,猎猎军旗,嘶嘶战马,萧萧北风。落日与战旗辉映,风声与马嘶交织,飒然一派关塞气象。依次日暮、傍晚,月夜时间推移描画出威武雄壮的军容气势,暮野行军显示刚健庄严,平沙宿营体现军容整肃,月夜静营呈现森严悲壮气氛,在写景传情中铺垫了人物征行悲壮的豪情。这是文学之笔不同于史学之笔的价值取向。至于那多少激烈的征战,那种惨切的场面,又都在叙事的精简中以第三章两句“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浓缩了。
前、后出塞取形式上叙事,本质上抒情来创作的。既然是叙事,诗人已不便将自身情感直接抒发诗中,他采取代言式,即叙事主体是第一人称的“我”,但这个“我”又非杜甫,他虚拟一个征人的口吻叙述自己的经历,坦然的方式客观地展露了征人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和情感跌荡,矛盾、痛苦、兴奋、自豪、怨愤、希望如此复杂错综而如此真实自然地流露,杜甫虽是让士兵的“我”在讲述,但杜甫的社会批判意识是融注在征人的内心感受来表达,没有了诗人的形象,诗人的主观意图已成了征人的真实思想,浓化了叙事诗的叙事效果。这样,我们可以约略区别杜甫何以是文学家和诗人杜甫而不是史学家的杜甫,尽管宋人称杜甫“史笔森严”以“诗史”相称(《新唐书·杜甫传》)。但我们看到作品中的“史实”不是“记”进去的,而是“融化”进去的。它服从于诗人的审美情趣,因此,前、后出塞作品中的“史实”不再是指谓着某一件实事,或一个实在过的人物,它由于诗人的情感过滤,虚拟创造而得到提高,得到升华,它超载了对“史实”的指谓,当笔下超越这种指谓,“史实”已变形为另有意味的艺术品了。以无指谓而有意味来看待前、后出塞,其“史实”已被规定束缚,而诗歌文学里的变形的“史实”,艺术的张力由“过去的东西”变成“过去的意象”,从而按诗人暗示着许多历史叙述无法表达的对宇宙对人生的情感体验,正由于变形“史实”的无指谓作用,它同“实在”无须构成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对应,所以,文学替代不了历史。
问:文学与史实的区分与联系真该有清醒的见地。
答:前、后出塞的“史实”经过诗人的情感过滤,文学化了,它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指谓,只成为整个作品意味的一部分。安史之乱前后,我们读史笔之作如《新、旧唐书》,“天宝四载,奚契丹叛,禄山起兵击之,八月给契丹诸首大量酒,毒焉,既酣,悉斩其首,献馘阙下。”
“七载禄山赐铁券,封柳城郡公。九载进爵东平郡王。”可以冷静地感知唐代征战以及社会状况,但并不动感情。假如仅以杜甫诗作历史文献看,也就只能获此效果而已,但是,我们读前、后出塞诗作,所得决不止于此,诗因其“史实”有诗人的情感过滤,虚拟意象的完整故事而特别感人,显然,读杜甫诗与读史笔叙述有极大不同,并不只是表达上五言体诗与散文的区别,更重要是文学与写实的区别,诗人因虚拟征人故事情感跌荡的心路历程产生强烈的美学效果。《前出塞》前四章叙说征人离家和征途感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随时空转换的情感变化,辞家的悲感与愤懑交织；“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征行的愤惋同报国豪情共生；“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远戍的悲凉与戍卒的怨苦同步。可谓心路曲折,感情沉挫,特别感人。清人施补华说《前出塞》“‘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是讽刺语,‘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是愤惋语。‘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是决绝语。‘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是感伤语。‘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是自占身分语。竭情尽态,言人所不能言。”(《岘说诗》)虽不深透,也说准了情感变化的波澜。《后出塞》首章没有辞家的悲伤,那种战伐功业的豪情,正是《前出塞》“丈夫四方志”感情的合理承继,但五组诗的情感波澜,是把人物放置在军营环境描写中,在悲笳数动中传出征人“我”从首章赴国之义演绎心境悲凉的情感变化,以下三章报国之义征战中又融入豪情与愁思的情感矛盾,末章,关怀故里逃归的侥幸与归来穷老希望的破灭,铺叙中深得古诗十九首的情韵,堪称笔力高古。要说杜甫“史笔森严”,确乎作品里的“史实”,有史实之“形”而无史实之“实”,无指谓而有意味。
就以上所谈前、后出塞,并不否定贬低此诗的历史文献价值,但我要强调的是,诗因其“史实”有诗人的情感过滤,即诗人在遣词组句处处注意感情的融注,它并不需要强调“史实”的认知,而是激起人们感情的共鸣,假如我们一定要认知诗歌文学中之“史实”为纯粹的史实,那也是站在历史文献立场观察文学的结果,而这种观察也经过认知过滤,舍掉了其它。如果我们保持欣赏作品的位置,那么我们不以“史实”为指谓,而以“史实”为意象,则会与古人神遇,收获同喜同悲的遇合。体认从中融流出的诗人情感的喜怒衷乐。前、后出塞里人物故事的美学意象涵盖了全诗,荒凉的边关,征途的险恶,世情的冷漠,环境的恶劣,战争的惨烈,报国的义勇,功业的失望等等,诗歌不是客体的冷静叙述,而是主体的强烈发挥,全诗洋溢着诗人独有的爱,洋溢着诗人悲天悯人的人道精神,在一个充满战乱,充满残酷,充满悲伤的历史环境里,诗人对现实的情感体验,对社会的批判意识,正是激动万代宗仰的根本所在。
问者答:很好,所谈新颖,令人颇多启发。
燑/P>
燑/P>
我始为奴仆, 几时树功勋？
挽弓当挽强, 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 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 岂在多杀伤?
驱马天雨雪, 军行入高山。
径危抱寒石, 指落曾冰间。
已去汉月远, 何时筑城还？
浮云暮南征, 可望不可攀。
单于寇我垒, 百里风尘昏。
雄剑四五动, 彼军为我奔。
虏其名王归, 系颈授辕门。
潜身备行列, 一胜何足论。
从军十馀年, 能无分寸功？
众人贵苟得, 欲语羞雷同。
中原有斗争, 况在狄与戎？
丈夫四方志, 安可辞固穷。
后出塞五首
男儿生世间, 及壮当封侯。
战伐有功业, 焉能守旧丘?
召募赴蓟门, 军动不可留。
千金买马鞍, 百金装刀头。
闾里送我行, 亲戚拥道周。
斑白居上列, 酒酣进庶羞。
少年别有赠, 含笑看吴钩。
朝进东门营, 暮上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 马鸣风萧萧。
平沙列万幕, 部伍各见招。
中天悬明月, 令严夜寂寥。
悲笳数声动, 壮士惨不骄。
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边, 今人重高勋。
岂知英雄主, 出师亘长云。
六合已一家, 四夷且孤军。
遂使貔虎士, 奋身勇所闻。
拔剑击大荒, 日收胡马群。
誓开玄冥北, 持以奉吾君。
献凯日继踵, 两蕃静无虞。
渔阳豪侠地, 击鼓吹笙竽。
云帆转辽海, 粳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 照耀舆台躯。
主将位益崇, 气骄凌上都。
边人不敢议, 议者死路衢。
我本良家子, 出师亦多门。
将骄益愁思, 身贵不足论。
跃马二十年, 恐辜明主恩。
坐见幽州骑, 长驱河洛昏。
中夜间道归, 故里但空村。
恶名幸脱免, 穷老无儿孙。
杜甫的《前出塞》与《后出塞》,向为人们论作天宝乱前乱后史笔之作。朱鹤龄笺释云:“天宝末,哥舒翰贪功于吐蕃,安禄山构祸于契丹,于是征调半天下,《前出塞》为哥舒发,《后出塞》为禄山发”。《前出塞》王嗣爽《杜臆》:“当是天宝间哥舒翰征吐蕃时事,诗亦当作于是时,非追作也。”但从诗的末章“从军十年馀”点示,可知这位赴交河的战士,必是十年后的追忆构成诗的内容。而诗的首章又有句云“开边一何多。”唐代边事繁多,尤以天宝中为甚。如天宝六年,高仙芝讨小勃律,虏其王归；天宝八年,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天宝十年,鲜于仲通讨南越,高仙芝讨大食,安禄山讨契丹。
如以切合诗言“开边多”为计,当从天宝十年(752)逆推而上十年余,即开元末年(740),当是诗中描写赴交河的战士“戚戚去故里”出塞的年分。
问:这不是切合历史吗?
答:问题考察的意义并不止于此。我是在于将《前出塞》与《后出塞》相联系的关系上找出一些新的认识,因为从来人们都将前、后出塞两组诗分别独立看待,以为前出塞刺“开边”,后出塞刺“禄山市宠”。这是单从此较表面的诗旨区分两组诗的独立性,我以为疑点是忽略了两组诗的统一性与连贯性,在《后出塞》中,诗的末章有句“跃马二十年”,显然诗的内容也属于追述,追述赴蓟门战士二十年的军旅经历,如按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安禄山以功市宠,数侵略奚契丹,徵兵东都,重赏要士。朝廷之,志益骄而反遂决矣。故作是诗以讽,当在安禄山将叛之时。”那么,当从安禄山乱起前天宝十三年(755)下移二十年。则为代宗永泰大历九年(775),杜甫已不在人世。殊不可采。
我并不在意从史实上否认前人的见解,我的看法是,前、后出塞的“从军十年馀”与“跃马二十年”,不能是独立分解写两个征戍一应府兵一应募兵三十年的军中经历,而是两诗虽断复连描写一个征战士兵的经历,也就是说,《后出塞》的“跃马二十年”应包括《前出塞》的“从军十年馀”在内,那么,两诗虽断复连的脉胳除去时间的点示外,是否还有迹可寻?
我们且看《前出塞》末章“从军十年馀,能无分寸功?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决不像清人沈德潜所语“按前九章多从军愁苦之词。”从诗人描述从军经历有愁苦语,有血性语,有怨叹语,更有喜功语,如末两章可见。诗的末二章是从军十年余凯旋归来的结束语。从战争愁苦的另一面又磨砺了功业的壮志,那“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的豪情,已埋了再度从军的暗线,是《后出塞》的伏笔。《后出塞》首章起句“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正好呼应了《前出塞》末章结句的豪情,成为思路一致的线索。“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有功业”又恰好照应坐实了《前出塞》开元末年(740)交河负戈起,历经再度蓟门从征,“跃马二十年”,则应是乾元二年(760),是时,两京收复,贼势犹存,杜甫春夏自东都回华州管所,秋又弃官西客秦州,杜甫于是年有三吏三别之作,度前、后出塞与三吏三别之诗或先后同于是年所作。
问:这是谈前、后出塞的相互关系了。
答:之所以将前后出塞作为整体之作,还在于论及不必将它拘泥于史实。比如许多评家将前出塞针对哥舒翰后出塞针对安禄山论定,这里有一个史学和文学的不同观念。任何作品,顶极之作,或二、三流作品,都可在不同程度上看作历史文献,因为或多或少,都可从中找出“史实”的痕迹。“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之所以通行,成就斐然,通过严密的考证,弄清当时关于诗人诗作的一系列情况,就是因为诗人或这样或那样把“史实”化入诗中,参诸史籍,勾稽检索,对于一些问题,终究可以获得确凿无疑的结论。杜甫之诗,不特抒情,尤长于记事,记历史上实有之事,甚至史书错漏之事,都可参证杜甫诗作获得订正。在这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认定,杜诗不仅有很高的文学性,也有很强的写实性,即是说,它的历史文献价值很高。
问:问题涉及文学与史学关系了。
答:把文学作品看作历史文献,它并不会降低文学的价值。相反,正因为我们这样理解文学,才可能迈出更深入理解文学的第一步。如果我们对作者的人生经历,作品的时代背景,融化入作品中的史实原型一无所知,茫然不解,那么,对作品的理解一定是肤浅的,只能有限的认知而不能与作品神遇。例如《三吏》《三别》透过安史之乱的史实提示,进而达到了解当时社会人情风貌,人事兴衰,借文学而得到历史真知,或者反过来,按照历史的向导,进入文学的宫殿,获得艺术的审美提示,诗人艺术地创作一个负戈交河,蓟门报国征人的军旅经历,事实叙述向我们揭示了巨大的社会内容。诗的叙事性质,如同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前、后出塞认知为叙事诗是可以的,用诗讲述复杂曲折的故事显然不相宜,但并非任何故事都非诗之所长,含情量丰富的故事,用诗是可以叙好的,并因其特有的音乐性与精炼语言而胜于其他文体,但诗如要表现众多的人物,复杂的情节,诗是不擅长的。前、后出塞人少(一个),情节枝蔓少,含情量多,两少一多,是前、后出塞的成功之处。
问:请从文学上谈谈前、后出塞诗。
答:前、后出塞都是五言诗,从文学性解析诗的结构,《前出塞》九章,每章八句,相对独立中章法一线,《后出塞》五章,除首章十四句,以下各章十二句,且完全可将首章起二句“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作为断续《前出塞》之笔特殊提示看待,这样,《后出塞》五章也是相对独立中章法一线。借史实以叙故事,保持章法一线是十分必要的。《前出塞》九个片段组诗,《后出塞》五个片段组诗各有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情感发展的合理性而组成了故事叙述体,再将前、后两个叙述体贯通,便将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中唐代的战事状况作了全面概括。杜甫用组诗形式连章为叙事诗,是他借鉴民间叙事诗而于不变中求变,无复依傍,成为文人新创的名篇。自然,文学的诗歌并不专以章法新奇取胜,当代诗评家谢冕说:“叙事诗是多情的,还是寡情的,这是叙事诗生存的关键。”叙事诗是叙事的诗,不是用诗叙事,即是说,它首先是诗,而诗总是以抒情见长,因此要求叙事部分着力精简刻画。例如《前出塞》首章辞家应征叙事精当,初出门多少恋亲之情,因何应征,巨细浓缩,决无阙漏,而着力都在黯然情伤。再以《后出塞》第二章来看,“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向大将谁？恐是霍嫖姚。”“朝进”“暮上”精简了军行紧急的叙事过程,却用浓墨重笔来写军行环境,景物情状。沉沉落日,猎猎军旗,嘶嘶战马,萧萧北风。落日与战旗辉映,风声与马嘶交织,飒然一派关塞气象。依次日暮、傍晚,月夜时间推移描画出威武雄壮的军容气势,暮野行军显示刚健庄严,平沙宿营体现军容整肃,月夜静营呈现森严悲壮气氛,在写景传情中铺垫了人物征行悲壮的豪情。这是文学之笔不同于史学之笔的价值取向。至于那多少激烈的征战,那种惨切的场面,又都在叙事的精简中以第三章两句“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浓缩了。
前、后出塞取形式上叙事,本质上抒情来创作的。既然是叙事,诗人已不便将自身情感直接抒发诗中,他采取代言式,即叙事主体是第一人称的“我”,但这个“我”又非杜甫,他虚拟一个征人的口吻叙述自己的经历,坦然的方式客观地展露了征人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和情感跌荡,矛盾、痛苦、兴奋、自豪、怨愤、希望如此复杂错综而如此真实自然地流露,杜甫虽是让士兵的“我”在讲述,但杜甫的社会批判意识是融注在征人的内心感受来表达,没有了诗人的形象,诗人的主观意图已成了征人的真实思想,浓化了叙事诗的叙事效果。这样,我们可以约略区别杜甫何以是文学家和诗人杜甫而不是史学家的杜甫,尽管宋人称杜甫“史笔森严”以“诗史”相称(《新唐书·杜甫传》)。但我们看到作品中的“史实”不是“记”进去的,而是“融化”进去的。它服从于诗人的审美情趣,因此,前、后出塞作品中的“史实”不再是指谓着某一件实事,或一个实在过的人物,它由于诗人的情感过滤,虚拟创造而得到提高,得到升华,它超载了对“史实”的指谓,当笔下超越这种指谓,“史实”已变形为另有意味的艺术品了。以无指谓而有意味来看待前、后出塞,其“史实”已被规定束缚,而诗歌文学里的变形的“史实”,艺术的张力由“过去的东西”变成“过去的意象”,从而按诗人暗示着许多历史叙述无法表达的对宇宙对人生的情感体验,正由于变形“史实”的无指谓作用,它同“实在”无须构成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对应,所以,文学替代不了历史。
问:文学与史实的区分与联系真该有清醒的见地。
答:前、后出塞的“史实”经过诗人的情感过滤,文学化了,它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指谓,只成为整个作品意味的一部分。安史之乱前后,我们读史笔之作如《新、旧唐书》,“天宝四载,奚契丹叛,禄山起兵击之,八月给契丹诸首大量酒,毒焉,既酣,悉斩其首,献馘阙下。”
“七载禄山赐铁券,封柳城郡公。九载进爵东平郡王。”可以冷静地感知唐代征战以及社会状况,但并不动感情。假如仅以杜甫诗作历史文献看,也就只能获此效果而已,但是,我们读前、后出塞诗作,所得决不止于此,诗因其“史实”有诗人的情感过滤,虚拟意象的完整故事而特别感人,显然,读杜甫诗与读史笔叙述有极大不同,并不只是表达上五言体诗与散文的区别,更重要是文学与写实的区别,诗人因虚拟征人故事情感跌荡的心路历程产生强烈的美学效果。《前出塞》前四章叙说征人离家和征途感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随时空转换的情感变化,辞家的悲感与愤懑交织；“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征行的愤惋同报国豪情共生；“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远戍的悲凉与戍卒的怨苦同步。可谓心路曲折,感情沉挫,特别感人。清人施补华说《前出塞》“‘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是讽刺语,‘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是愤惋语。‘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是决绝语。‘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是感伤语。‘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是自占身分语。竭情尽态,言人所不能言。”(《岘说诗》)虽不深透,也说准了情感变化的波澜。《后出塞》首章没有辞家的悲伤,那种战伐功业的豪情,正是《前出塞》“丈夫四方志”感情的合理承继,但五组诗的情感波澜,是把人物放置在军营环境描写中,在悲笳数动中传出征人“我”从首章赴国之义演绎心境悲凉的情感变化,以下三章报国之义征战中又融入豪情与愁思的情感矛盾,末章,关怀故里逃归的侥幸与归来穷老希望的破灭,铺叙中深得古诗十九首的情韵,堪称笔力高古。要说杜甫“史笔森严”,确乎作品里的“史实”,有史实之“形”而无史实之“实”,无指谓而有意味。
就以上所谈前、后出塞,并不否定贬低此诗的历史文献价值,但我要强调的是,诗因其“史实”有诗人的情感过滤,即诗人在遣词组句处处注意感情的融注,它并不需要强调“史实”的认知,而是激起人们感情的共鸣,假如我们一定要认知诗歌文学中之“史实”为纯粹的史实,那也是站在历史文献立场观察文学的结果,而这种观察也经过认知过滤,舍掉了其它。如果我们保持欣赏作品的位置,那么我们不以“史实”为指谓,而以“史实”为意象,则会与古人神遇,收获同喜同悲的遇合。体认从中融流出的诗人情感的喜怒衷乐。前、后出塞里人物故事的美学意象涵盖了全诗,荒凉的边关,征途的险恶,世情的冷漠,环境的恶劣,战争的惨烈,报国的义勇,功业的失望等等,诗歌不是客体的冷静叙述,而是主体的强烈发挥,全诗洋溢着诗人独有的爱,洋溢着诗人悲天悯人的人道精神,在一个充满战乱,充满残酷,充满悲伤的历史环境里,诗人对现实的情感体验,对社会的批判意识,正是激动万代宗仰的根本所在。
问者答:很好,所谈新颖,令人颇多启发。
燑/P>
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