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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阿德涅之线

2021-01-28 17:5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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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威尔逊的知识大融通
文/姚斌
查理·芒格先生以格栅思维而闻名。所谓的格栅思维是一种多元跨学科知识体系的比喻。当各个不同学科的基本原理以逻辑串联、整合在一起时,就像一个纵横交错的格栅,可以从多个不同视角和维度来分析同一个问题。我们的世界总是充满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人们常常无法真正认识这个极端复杂的世界。但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多个不同的维度对同一个问题作出同样的判断,就可能让我们的判断接近真相。
早在1959年,英国学者查尔斯·斯诺在他的《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中就指出,将人文知识的文化和自然科学的文化割裂,使之两极化,对所有人都是一种损失。他“发现这两种人之间存在严重的怀疑和不理解,这导致在运用科学技术解决世界问题的前景方面产生了有害的后果。”自然科学家的专业被切割成狭窄的领域,又和人际关系极少关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探讨相同的主题自然欠缺准备。一位生化学家对法律理论和中国贸易又能了解多少?
“当代达尔文”爱德华·威尔逊基于世界复杂性进行思考,提出“融通”理论。他毕生致力于将社会生物学向社会科学扩展,去涵括人类所有的知识,探讨人类社会未来的可能发展。对威尔逊来说,要跨越生物学和人文之间最后一道鸿沟,需要从神经科学、心理学和演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理解人性。他坚持不懈地试图打破并超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学科壁垒。他认为,将哲学、生物学、演化论三者之间连接起来,会成为他的“新综合理论”的范例,也就是所谓的“融通”,即众多思想“一起跳跃”,创造出统一的知识体系。
由此,在《知识大融通》一书中,威尔逊认为,一个学科中的单元和程序能够与其他学科中已确认的知识相互验证,在理论上和应用上都会比较卓越。一个好理论能够持续存在,并且能够准确预测许多现象,而这些预测又最容易通过观测和实验来验证。要将各大学术分支相结合,并且结束它们之间的文化战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把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之间的界限看作划分地域的边界,而是看成宽阔且多半是未探究的领域,有待双方合作参与研究。当我们从一种事实归纳出的结果与从另一种不同事实归纳出的结果相符合时,就达到了融通的阶段。融通是测试理论真实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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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试图进行跨学科研究来自弗兰西斯·培根。他是启蒙运动的先驱。培根在研究心理过程时,就希望改革跨学科的理性分析。他强调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归纳
探索方法,最好能通用于所有的学习分支。他在寻找一个最佳的方法,以此来表达我们所获得的知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认为需要充分运用人文科学,包括艺术和小说,把它们当作发展和表达科学的最佳途径。依照培根广泛的定义,科学就应该是诗篇,而诗篇就应该是科学。
勒内·笛卡尔最重要的看法,是把知识视为一个由互相关联的真理所构成的系统,而且最终可以抽象化成数学。他的想法有时通过一系列的“梦境”呈现,在一群混乱的象征符号(包括霹雳、图书、恶魔和甜瓜)中,看出宇宙是理性的,并且由因果关系所整合。他相信这个观点可以被应用到物理学、医学、生物学,甚至道德的理性分析。然而,启蒙运动所遗留下来的自由思想,首先在浪漫主义时期就和人文学科脱节。到20世纪中期,文学与科学已经不再相互关联了。
事实上,光凭学习各学科的片面知识,无法接近真相或真理。因此,威尔逊认为,我们需要追求这些学科之间的融通。尽管这种统一过程很难达到,但是它终将是不可避免的。威尔逊深信,当各种思想差距变小时,知识的多样性和深度将会增加,这主要是我们在各个学科之间找到一个基本的共性。追求知识融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知识分子拟定了一个终极目标,它担保在地平线之外将出现秩序,而不是混沌一团。
科学上最锐利的工具是化约主义,它会把自然现象拆解成自然的成分。化约主义是了解复杂系统的途径,它将某个组织层内的定律和原理融入更普遍也更基本的层次内,这就是“化约主义”。其中最强而有力的表现形式是完全地融会贯通。而纯数学则是通往圣杯的道路。它描述所有可想象世界的科学,它是一个在逻辑上封闭的系统,但是在初始前提允许的条件下,可以朝各个方向无限延伸。我们如果有无穷的时间和计算潜力,就可以用数学来描述任何想象得到的宇宙。然而,我们无法只依赖数学来获得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特殊的世界的信息。只有通过观测,我们才能得知周期表、哈勃常数,以及关于人类存在的其他所有的明确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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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于本性,会把所有知识综合起来产生一个故事,并且从中重新创造整个世界。比如,无数的神祗、森林幽灵、使妇女怀孕的精灵,以及魔术师、术士和巫师所做的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巨蛇。人类的适应能力往往来自神话和自我蒙骗,以及部落认同感和典礼仪式,而远远超过客观的事实。自笛卡尔和康德以来,现代哲学史多半是由不成功的大脑模型所组成。这个挫败其实是大脑生物进化过程的必然后果。
当神秘主义和科学在梦境中交会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显然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关联,提出了解析梦境意义的假设。他认为,梦是无意识欲望的伪装。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脑内隐藏的非理性过程,并提出无意识的观念,这对西方文化是一项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致命错误在于不愿意测试自己的理论,让它们面对其他有竞争力的解释,然后再修正他的理论来包含矛盾的事实。
爱德华·威尔逊在解析像梦中巨蛇的梦境图像时,引入生物学,认为可以用生物学上的两种主要分析方法来说明:第一种方法会显露出“近因”,也就是现象的本质,以致产生这个现象的生理过程;第二种分析方法则探讨现象“为什么”作用,这是它们的最终原因,也就是生物体因为进化过程创造出的这些机制而享有的利益。生物学家的目标是同时寻找近因和最终原因。
在宇宙内的已知系统中,最复杂的是生物系统。所有生物现象中最复杂的是人类的心灵。如果大脑和心灵在本质上是生物现象,那么我们必须仰赖生物科学才能圆满结合所有的学术分支,上至人文学科,下至自然科学。生物学内的各个领域现在已经大致融通,而且程度上逐年增长。生物科学的融通是建立在对不同时空尺度的透彻了解上。当我们由一个层次进入到另一个层次时,例如由分子进到细胞,或由器官进到生物体,需要正确地安排时空上的变化。根据在分析上所采用的时空尺度大小,生物学内的基本划分可以由上而下列为:进化生物学、生态学、有机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
当更多关联建立起来时,各个学科也就能更圆满地由上贯通到下,由实体中最特殊的部分一路贯通到最普遍的分子和原子。比如,在研究细胞时,光凭对细胞内分子和原子的零散的知识,我们无法预测整个细胞的功能。我们即使对某种蛋白质的组成原子具有完整的知识,也不可能预测它的三维空间结构,但我们可以决定蛋白质中的氨基酸成分,而其中每个原子的位置也可以借由X射线结晶学准确测定出来。胰岛素是最简单的蛋白质之一,是含有51个氨基酸的球形分子。能够重建这个分子的结构,是化约主义生物学的许多成功事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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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进入经济学领域,就会发现,在没有学科融通的时代,会造成经济学研究的许多“缺失”。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等人所设想的经济,是一个收入循环的封闭的系统。经济系统在供需刺激的推动下,控制了世界的资源,并把资源转成有利的结果。根据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假说,当生产个体和消费个体能够自由追求自我的最佳利益时,经济状况就会向前推动,为整个社会带来最高利益。
在1830年后的“边际主义时代”,经济学家十分注意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性质。他们将经济内部的活动划分成代理者所做的每一项决定,而代理者包括个人、公司和政府。他们利用抽象、类似物理理论的架构,在虚拟的世界中分析、估计并预测生产和消费变化所造成的效应;利用微分方法,计算生产和消费极细微的“边际”变化所造成的经济变动。由此,他们建立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微观经济学的要义则是利用精确的度量来表示经济变动。这些度量包括边际成本、边际产量、边际收益、边际效用。
今天我们正处在新古典经济学时代,这是一个“模型建造时代”。从193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添加了线性规划、博弈论和其他有利的数学与统计技巧,希望更精密地模拟经济世界。他们因为要求准确度,所以不停地重复有关平衡与失衡的主题,并尽可能忠实而明确地说明供需、工厂与消费者的动机、竞争条件、市场的变动和失败,以及劳力和资源的最佳利用方式。这仍然是供需平衡的模型。
保罗·萨缪尔森说,经济学家集中心力探讨的,是那些可以实现测量的观念。威尔逊认为,这句话涵盖了现今经济学理论的长处和短处。威尔逊只想讨论短处。他以两个标签总结了这些短处——牛顿式和封闭性。之所以称为牛顿式,是因为经济学家希望找到一般性的单纯定律来涵盖所有可能的经济状况。一般性是一个既合逻辑又值得追求的目标,但由于人类行为的天生特性,只有极少数状况可能符合条件。正如单凭物理基本定律无法制造飞机一样,单凭一般性的平衡理论架构,也无法预见最佳甚至只是稳定的经济秩序。这个模型不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封闭性,也就是说没有考虑人类行为的复杂程度和环境附加的限制。结果,虽然许多经济学家是天才,但在预测未来经济时只得到一点点成功,并且还身受失败之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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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遗传学是研究在演化动力的影响下,等位基因的分布和改变。演化动力包括自然选择、性选择、遗传漂变、突变以及基因流动五种。族群遗传学研究遗传重组、种群的分类、以及种群的空间结构,试图解释诸如适应和物种形成的现象。族群遗传学家在构建模型后产生的结果,往往符合实验室小心操控下的动植物族群所具有的分布模式。但是,他们对大自然进化过程的预测结果极差。这个缺陷并不源自理论内部的逻辑,而是自然界本身的不可预测性所造成的。环境随时都在变化,所以遗传学家输入模型的参数也随时都在改变。气候变化和天气造成的灾祸,一方面导致某些族群瓦解,另一方面却使其他族群能够自由扩展和结合。
威尔逊引入族群遗传学进行融通研究,他指出,经济学所面临的困难也和族群遗传学与环境科学类似。它屡次遭受外来冲击,包括迫使模型参数上下变动的所有无法解释的历史事件和环境变迁,仅仅这些因素,就能牵制经济预测的精确度。除了最一般性的统计项目,经济模型无法预测市场行情什么时候会上涨或下跌,也无法预知战争和技术革新所引起的数10年一次经济周期的变化。它们无法告诉我们到底是减少税收还是降低国债能比较有效地提升个人所得,也无法解释经济增长会如何影响收入的分布。
经济学理论还受到第二个同样根本的困难的阻挠,与族群遗传学和环境科学不同,它欠缺了一致的基层单位和过程。另外,它还没有取得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融通,甚至没有尝试去取得。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了解,总体的经济过程模式是人类庞大数量的决策借由某种方式所引起的,无论这些决策是出自个人、公司还是政府。最精细的经济学理论模型,试图把这类个体经济行为转释为尺度较大的集体性测量值和模式,也就是广泛定义中的“经济体系”。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把个人行为转释为主体行为的做法是分析上的主要问题。但是,这些学科对个人行为的真正本质和来源很少考虑。
威尔逊认为,经济学理论的缺憾需要有观念进行改革。把个体行为转释为主体行为的最先进模型,所具有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学家没有必要画地为牢,把自己的理论与严谨的生物学和心理学隔绝开来,包括其中经由详细的描述、试验和统计关系所导出的原理。经济学家必须从行为的标准社会科学模型中完全解放出来,并慎重考虑人性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基础。把心理学和生物学融入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理论,对后者只会带来好处。
阿里阿德涅是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国王的女儿,依靠她赠送的一个线团,雅典王子忒修斯走进迷宫杀死怪物,并沿着线找到来路走出了迷宫。对于忒修斯而言,阿里阿德涅之线是他在迷宫中的生命之线。阿里阿德涅线团比喻走出迷宫的方法和路径,解决复杂问题的线索。在威尔逊这里,就是融通,或者就是查理·芒格先生的“格栅思维”。
社会科学中的每一个学科,只要能在大多数时候把其他学科置之脑后,就可以自在地掌握自己选定的时空范围。但由于缺乏真正的社会理论,导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沟通失败,甚至连自己内部也无法交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如果要结合,就不能如以往那般按内容来划分学科,而必须根据学科各自涵盖的时空范围来定义。之后,还必须把各学科关联起来。这个收敛的过程其实已经开始了,自然科学在过去数10年中,借着自身内容的快速扩展,向社会科学靠拢,在分离的学科之间搭起四座桥梁:第一座是认知神经科学;第二座是人类行为遗传学;第三座是进化生物学;第四座是环境科学。
未来的分析者若能拥有融通的理论,就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得到更丰富的了解,并具备更强的预测能力。在未来的数10年当中,最理想的情况是,社会科学家把心理学的原理列入考虑,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如此,就能充分了解社会行为如何在既定的环境中,从个人情绪和意向的总和中衍生出来。通过对人类事物非理性部分的探索,而沿着类似阿里阿德涅之线的因果解释路径,由历史现象步入大脑科学和遗传学,他们就能够接续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间隔。如果这样的结合真能达成,社会科学就能拓展时空范围,并且获得丰富的新观念。结合是社会科学增获预测能力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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