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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曾著录于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画类五之中，顾氏在文中有云：“此幅钩勒圜转，不让白描，且仙袂飘飘，具有‘吴带当风’之致。”上世纪50年代初，顾氏后人、时任苏州市文管会委员的顾公硕先生（1904-1966）将此《钟馗像》轴捐赠给了苏博。
翁万戈编著《陈洪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8月版）中卷，陈洪绶《钟馗像》轴印在书中。在《陈洪绶》上卷《陈洪绶的绘画》之《上：现存作品分析》一文中，翁先生说：“此画有数本，散见著录。因民间有过节应景，摹者很多，这幅当为祖本。”清人方濬颐《梦园书画录》卷十七中，也著录有一幅陈洪绶《钟馗》立幅，题跋为“老莲陈洪绶为柳塘王盟兄画于青藤书屋，劝蒲觞也”，无年款。钱塘吴氏旧藏。
1986年6月4日，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在苏博对陈洪绶《钟馗像》进行鉴定，结论为“资料”，参见劳继雄著《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第肆册（第1945页）。杨仁恺著《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第肆册中有按语云：“谢稚柳处曾藏有同名一图，为绢本。此乃临本。”（第1633页）谢稚柳参与了苏博的古书画鉴定，难道关于苏博藏陈洪绶《钟馗像》的鉴定结论是谢先生的观点？
谢稚柳所藏陈洪绶绢本同名画作，其实就是张大千《大风堂书画录》（见笔者校注本，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7月版）中所著录的《陈章侯<钟进士像>》，右上方题跋文字与苏博本完全相同，款下钤“臣绶”（白）与“莲白衣”（朱）二印。右下钤朱文印“姜氏筱珊珍赏”。姜氏或是张大千友人、古书画收藏家。
谢稚柳所藏绢本《钟进士像》轴，于1958年左右转让给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的徐平羽（1909-1986），并进行了重新装裱。后来此图出现在北京某拍卖公司2006年秋拍的徐氏“玉莲斋藏画专场”中，画名为《劝蒲觞图》（拍卖编号0063），纵126厘米，横62厘米。估价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元。虽然经张大千、谢稚柳、徐平羽三家递藏，但可能因真伪存疑而流拍。2008年4月2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高鸿的《徐平羽藏陈老莲<劝蒲觞图>考辨》一文，考鉴此图是伪作。
郑重先生著《艺术大师程十发》（程十发艺术馆2009年印行）一书中，也有一幅与苏博陈洪绶《钟馗像》一模一样的《判官图》，画材与尺寸不详。左上角题曰：“丙戊孟春，洪绶画于灵鹫寺闻寒草堂。”下钤“陈洪绶印”（白）。丙戊即顺治三年（1646）。灵鹫寺或是杭州灵隐寺。此图应非真迹，书法拙劣，疑似清末人临摹本。苏州博物馆藏任熊绢本设色《临陈洪绶<钟馗图>》轴（编号：苏1-479）或是程藏本《判官图》的“母本”。
《艺术大师程十发》中有一段记载：程十发在鉴定或收藏古书画时，十分注重比他年长且更有学识的专家，在杭州有潘天寿、余天任，在上海有钱瘦铁，并由其长子程助为此奔波跑腿。有一次将一幅陈洪绶画带给潘天寿鉴定，潘打开画一看就说是陈洪绶的，旧裱头；并对程助说：“画是真的，你回去对你父亲说画是真的，信我就不写了。”（第80页）不知是否就是这幅陈洪绶款的《判官图》？
当年谢稚柳等人对苏博藏陈洪绶《钟馗像》轴的鉴定，可谓是“一锤定音”，也因此判处了此图的“死刑”，以致一件有可能是陈洪绶真迹的画作，因此未能列入全国古代书画的统一编号之中。就因为谢稚柳曾收藏过绢本《钟进士像》，而苏博所藏纸本《钟馗像》就被鉴定为是“临本”？难道两幅钟馗图就不可能都是临本或摹本？或者是一真一伪？如就著录而言，顾氏过云楼本《钟馗像》比张大千本《钟进士像》至少要早六十年。
在古代绘画作品中，时常会有“多胞胎”或“双包案”（即真假包公之意）之作，即一件作品在图像、题跋等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在印章、尺寸、材质上稍有差异。从理论上讲，一稿多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从逻辑和常识上讲，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幅完全一模一样的同样画作。
当年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工作量非常大，所以有时在鉴定过程中也只能提快速度，以量取胜，这样就难免会出现诸多的误鉴或“走眼”情况。而且他们大都只鉴定到“四王”吴恽，对此之后的作品大多不屑一顾，更遑论是“海上画派”的作品了。但如果要真正推翻他们当年的某些鉴定结论的确也很难，因为今人和后人已经不具备他们当年的某些鉴定条件了。
翁万戈编著《陈洪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8月版）中卷，陈洪绶《钟馗像》轴印在书中。在《陈洪绶》上卷《陈洪绶的绘画》之《上：现存作品分析》一文中，翁先生说：“此画有数本，散见著录。因民间有过节应景，摹者很多，这幅当为祖本。”清人方濬颐《梦园书画录》卷十七中，也著录有一幅陈洪绶《钟馗》立幅，题跋为“老莲陈洪绶为柳塘王盟兄画于青藤书屋，劝蒲觞也”，无年款。钱塘吴氏旧藏。
1986年6月4日，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在苏博对陈洪绶《钟馗像》进行鉴定，结论为“资料”，参见劳继雄著《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第肆册（第1945页）。杨仁恺著《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第肆册中有按语云：“谢稚柳处曾藏有同名一图，为绢本。此乃临本。”（第1633页）谢稚柳参与了苏博的古书画鉴定，难道关于苏博藏陈洪绶《钟馗像》的鉴定结论是谢先生的观点？
谢稚柳所藏陈洪绶绢本同名画作，其实就是张大千《大风堂书画录》（见笔者校注本，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7月版）中所著录的《陈章侯<钟进士像>》，右上方题跋文字与苏博本完全相同，款下钤“臣绶”（白）与“莲白衣”（朱）二印。右下钤朱文印“姜氏筱珊珍赏”。姜氏或是张大千友人、古书画收藏家。
谢稚柳所藏绢本《钟进士像》轴，于1958年左右转让给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的徐平羽（1909-1986），并进行了重新装裱。后来此图出现在北京某拍卖公司2006年秋拍的徐氏“玉莲斋藏画专场”中，画名为《劝蒲觞图》（拍卖编号0063），纵126厘米，横62厘米。估价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元。虽然经张大千、谢稚柳、徐平羽三家递藏，但可能因真伪存疑而流拍。2008年4月2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高鸿的《徐平羽藏陈老莲<劝蒲觞图>考辨》一文，考鉴此图是伪作。
郑重先生著《艺术大师程十发》（程十发艺术馆2009年印行）一书中，也有一幅与苏博陈洪绶《钟馗像》一模一样的《判官图》，画材与尺寸不详。左上角题曰：“丙戊孟春，洪绶画于灵鹫寺闻寒草堂。”下钤“陈洪绶印”（白）。丙戊即顺治三年（1646）。灵鹫寺或是杭州灵隐寺。此图应非真迹，书法拙劣，疑似清末人临摹本。苏州博物馆藏任熊绢本设色《临陈洪绶<钟馗图>》轴（编号：苏1-479）或是程藏本《判官图》的“母本”。
《艺术大师程十发》中有一段记载：程十发在鉴定或收藏古书画时，十分注重比他年长且更有学识的专家，在杭州有潘天寿、余天任，在上海有钱瘦铁，并由其长子程助为此奔波跑腿。有一次将一幅陈洪绶画带给潘天寿鉴定，潘打开画一看就说是陈洪绶的，旧裱头；并对程助说：“画是真的，你回去对你父亲说画是真的，信我就不写了。”（第80页）不知是否就是这幅陈洪绶款的《判官图》？
当年谢稚柳等人对苏博藏陈洪绶《钟馗像》轴的鉴定，可谓是“一锤定音”，也因此判处了此图的“死刑”，以致一件有可能是陈洪绶真迹的画作，因此未能列入全国古代书画的统一编号之中。就因为谢稚柳曾收藏过绢本《钟进士像》，而苏博所藏纸本《钟馗像》就被鉴定为是“临本”？难道两幅钟馗图就不可能都是临本或摹本？或者是一真一伪？如就著录而言，顾氏过云楼本《钟馗像》比张大千本《钟进士像》至少要早六十年。
在古代绘画作品中，时常会有“多胞胎”或“双包案”（即真假包公之意）之作，即一件作品在图像、题跋等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在印章、尺寸、材质上稍有差异。从理论上讲，一稿多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从逻辑和常识上讲，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幅完全一模一样的同样画作。
当年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工作量非常大，所以有时在鉴定过程中也只能提快速度，以量取胜，这样就难免会出现诸多的误鉴或“走眼”情况。而且他们大都只鉴定到“四王”吴恽，对此之后的作品大多不屑一顾，更遑论是“海上画派”的作品了。但如果要真正推翻他们当年的某些鉴定结论的确也很难，因为今人和后人已经不具备他们当年的某些鉴定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