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拱璧人民调解制度的探索及其影响
2022-05-20 10:02阅读：
刘丰杰【1】
摘要：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是我国根据几千年历史传统和我国的民情独创的非诉讼法律制度。她是我们化解矛盾、消除纷争、止诉息讼的重要途径，是保障人民群众各项合法权利的有力武器，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稳定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人民调解法》的制定和实施，将人民调解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各种专业调解委员会应运而生，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纵观现在对人民调解的研究文章，人们普遍认为人民调解制度萌芽时间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笔者对此具有不同意见，有必要予以澄清。因为早在1920年，王拱璧在建设青年新村，实行村民自治当中，已经初步确立了人民调解制度。
关键词：王拱璧 人民调解
民间纠纷
调解委员会
一、中国历史上的调解制度
中国是一个倡导“与人为善、与邻为善、与人和睦相处”的国家，在人与人相处当中，提倡“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远亲不如近邻”的处事原则。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处理民间纠纷的理论基础。因此，《将相和》、《打金枝》、《六尺巷》的故事流传至今。
调解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周礼》即有“调人”的记载，“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意思是西周即有专人负责调解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秦汉时期，在乡、亭设置“蔷夫”一职，专管赋税徭役和调解民间纠纷。唐代的民间纠纷，先由坊正、村正、里正调解，调解不成，才能到县衙进行诉讼。
到了明代，在乡一级设置
“申明亭”，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即推举德高望重的老人运用《大明律》和乡规民约调解民间纠纷。到了清末，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外列强纷纷侵略中国，中国不断割地赔款，国将不国，老百姓民不聊生，揭竿而起，民间调解不复存在。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百姓雪上加霜，易子相食，民间调解无人顾及。
二、王拱璧人民调解制度的出现
1920年初，王拱璧日本留学回国，看到家乡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回想日本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农民安居乐业，学生上学由政府和村集体负担。心中无法平静，经过认真思考，决定不去教育部报到，立志农村改革，在家建设青年新村，建设青年新村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村民自治，而人民调解是村民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村民自治就是村民直接享受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制度。其基本内容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村里设立村委会，村委会的办事机构是村事务所，事务所内设调解委员会。村民发生纠纷，首先由调解委员会调解，调解不成，再由村事务所裁决。在此期间，调解委员会为青年村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为积怨息争，团结生产，深入进行调解工作。有张姓两家，为争墙界，二十年不共语，不来往。有王姓与邻家为争一棵树，打架伤人，打官司十多年不得开交。象这些“清官难断”的纷争，都经调委会调解，终于解决了。【2】
当时，占农村一半人口的妇女，地位极其低下，很少有人身自由，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可休妻，妻不可休夫，婚姻不自主，自己的身子自己不当家，被人当作私有财产，父母、丈夫死后没有继承权。为了生活，小的送人作童养媳，大的做妾、作佣人，任人摆布，因妇女原因产生的民间矛盾在各种社会矛盾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是，当时青年村具体事件记载不多，可是，在一九四二年，与青年村相隔十里的归村妇女的悲惨景象，李彬凯先生在《风雨春秋》一书中倒有记载：
公元1942年，十二岁，五月，在大麦打苞小麦挑旗之际，我一路吃着“乌霉”（变霉的麦穗），由外地逃荒回来。在平常年景，这个时候应该是茂林绿叶，桃李争艳的季节，而此时却枝头兀颓，万树无皮。村外新坟一片连着一片，哭声载道，路断人稀，一派凄惨景象，要比法国的著名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悲惨十倍。1942年的故乡，在青黄不接之际，万般无奈，周围农村，成群结队的青年妇女，，穿着结婚时的新衣，在丈夫的搀扶下，蹲在公路两沿，企盼着过路商客能够宠幸赎身，得以活命。【3】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青年村当时的社会状况与以上状况基本相似，大部分村民无法活下去，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民间矛盾层出不穷。王拱璧的村民自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的。王拱璧实施村民自治的主要制度是会规和村民道德规范，其中，“爱劳动，爱学习，要团结，不上告”是村民做人的道德规范，需要人人遵守。这样，大量的民间纠纷需要调解委员会自行调解消化，将矛盾解决在田间地头。王拱璧在人民调解制度试验当中，不但指导村民团结互助，和睦相处，调解纠纷，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对民间疑难纠纷进行调解，并取得良好效果。
王拱璧1924年在青年村实行义务教育，男女达到学龄必须入学。为维护青公女生于嘉的继承权，制止族人在她寡母死后要瓜分她家田产房产，我（王拱璧）曾涉水渡河到八十里外的县城，两次邀同念雪庐县长予以支持，并为此时布告全县。我（王拱璧）曾断然制止了一起率众绑架青公女生王芳覃，几乎引起数百人械斗的抢婚事件，我支持了王生，当场宣布解除婚约。【4】
三、王拱璧村民调解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王拱璧1920年村民自治制度、人民调解制度的确立，青年新村犹如战乱缝隙中的世外桃源，令国内外参观者络绎不绝，影响日益扩大。1921年，浙江萧山县衙前村农民协会宣言中规定了会员间纠纷调解办法；1922年，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成立了“赤山约”农会，下设仲裁部，专门调解农会会员之间的纠纷。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各省两万多个农会都设有调解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调解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抗日政府和解放区政府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分别颁布了调解法规。例如，《山东省调解委员会条例》、晋察冀边区行政村调解工作条例》等。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调解制度作为司法建设的重要内容逐步走向法制轨道。1954年，政务院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人民调解组织的性质、名称、设置，规范了人民调解的任务、工作原则和活动方式；明确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标志着人民调解制度在新中国正式确立，从此也可以看出王拱璧村民自治当中，人民调解制度对中国后来的影响。
1963年，浙江省诸暨县枫桥镇在社会治安管理当中，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调解作用，采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办法，化解社会各类矛盾，治安状况日益改善，受到群众和上级政府的好评。枫桥镇的做法实际上与王拱璧的做法是基本相同的，枫桥这一做法被人称为枫桥经验，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亲自作了批示，号召全国各地推广学习。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把人民调解规定为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法院在案件审理当中，根据需要，随时可以进入调解程序。1982年通过的《宪法》也把人民调解制度作为群众自治的重要内容载入其中。
2011年1月1日实施的《人民调解法》是第一部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该法将人民调解上升为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支持。
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时，习近平多次提及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金字招牌”的枫桥经验，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的说来，人民调解制度是制度中国社会制度一大特色，她发展到今天是经过几代人探索、研究、发展的成果，她凝聚了老一辈几代人的心血。王拱璧是中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探索者、倡导者、实践者，对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王拱璧的人民调解制度的设想及实践，对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的一步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对王拱璧人民调解制度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作者简介：刘丰杰，男，中国法学会会员，漯河市召陵区王拱璧研究会副会长；
【2】（1991年版.窦克武《王拱璧文集》306页）；
【3】（李彬凯《风雨春秋》第30页）；
【4】（窦克武《王拱璧文集》第308-3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