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谱》刻本的“前世今生”
2010-10-19 21:48阅读：
凡是研究书法或爱好草书的人，都熟悉唐孙过庭所撰并以草书自书的《书谱》（残）。但长期以来，人们所见到的大多是刻本，直到辛亥革命后，才
有真迹影印本流传。据记载，《书谱》刻本，最早是宋刘焘等人集摹的《淳熙秘阁续法帖》本，亦称太清楼刻本，后有薛绍彭刻本，再后有明人的《停
云馆法帖》本和《玉烟堂帖》本。以上诸刻，据杨守敬《学书迩言》（文物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版）的评价，断为“皆不佳”。而杨守敬最推崇的，是安麓村于康熙年间在天津沽水草堂钩勒上石的刻本，亦称安刻本或天津刻
本。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称：“孙过庭《书谱》，??唯国初安麓村所刻绝精，有陈香泉释文。此石后归临川李氏，又归端午桥，惜有磨泐处。此
帖翻刻者甚多，皆可观。”
对于安刻《书谱》的推崇，除杨守敬外，尚有《碑帖叙录》（杨震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称它“刻极精，最称善本。当墨迹影印本未流 行时，此拓国照原样传出真迹面貌，故有名”；《善本碑帖录》（张彦生著，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也誉称：“安氏摹勒刻石，行款照原真迹，??刻石精，为世重。”早在乾隆嘉庆年间，著名学者石韫玉就写过《安刻孙过庭书谱跋》
（见《独学庐二稿》），称“此帖??系从真迹钩勒者。考孙虔礼《书谱》，
文氏停云馆曾刻之，亦精妙，然世有赝本混淆，不若此刻单行可信也”。当
然，对安刻《书谱》也有少数人怀贬意的，如清书法家何绍基在《跋贾芸樵藏文氏刻孙过庭书谱》（见《东洲草堂文集》）一文中云：“停云馆刻本，
瘦润有典型，最后见安氏刻本，视停云加以腴宕，其实文本安本所自出同一墨本也。今见此本，始知文刻胜安刻，安刻盖有故增姿致处。”
要对安刻《书谱》进行正确评价，只有把安刻的早期石拓本与真迹影印
本对勘，才能判断。最近，我有幸在钱萃恒老先生处见到安刻《书谱》的早
期石拓本（以下简称钱藏本），经折装，一册，计五十九面，每面六行，除第十九、二十两面缺失而以后刻摹本补足之外，其余保存完好（无陈奕禧楷
书释文）。此拓本后贴有长白毓兴手书跋文，书于嘉庆庚午（1810 年）邗江
转运使署。除跋外，在正文的顶端，尚有毓兴所贴纸笺十二处，签上小字，有补遗，有订误，有评语。其中评语颇有精到处。钱老先生
断此本为“安麓
村刻最初拓本”，并肯定为“长白毓春圃藏、金匾钱梅溪摹刻祖本”。经研究，钱藏本确是“绝精”，不但气韵生动，拓工精妙，有些字的笔画有干笔，其细如微发处亦显示清晰，有虫蚀或泐损处也一目了然。以安刻拓本和补上的后刻摹本两面相较，相距真有天壤之别。摹刻本相当呆滞，神韵丧失殆尽，杨守敬所称“此帖翻刻者甚多，皆可观”的话，不尽可信。再就钱藏本的纸色和墨色来看，虽不能肯定为最初拓本，但系安刻的早期拓本无疑。安刻《书谱》，在天津刻者有木刻和石刻两种，木刻在先，石刻在后，两刻皆出一人
之手。今木刻板尚藏山东省诸城，近年已由齐鲁书社重拓后影印行世，惜板已漫漶，非当年本来面目，远不如钱藏本之精。
为了判明钱藏本是否为安刻早期拓本，我们以有正书局按原大用珂罗版
影印《清宫藏唐孙过庭书谱序墨迹》作了比勘（以下简称《墨迹》本），发现钱藏本是完全按照墨迹钩勒上石的。在《墨迹》本倒数第二行末端，钤有
篆阴文长方印一方，文曰“安氏仪周书画之章”；又在距末行二寸一分的左下角处，钤有篆阴文印二方，一为长方形，文曰“朝鲜人”，其下为正方形，
文曰“安歧之印”；复在距末行四寸一分的左下方，钤有正方形印二方，一为篆阴文，文曰“梁清标印”，其下为篆阳文，文曰“蕉林秘玩”。关于《书谱》墨迹的流转情况，称安氏得之于梁清标家，不仅见于他人著录，即毓兴
在钱藏本所写跋文中也明确提出（跋文后详）。我们从两相比勘中还发现：钱藏本确有如何绍基所说“故增姿致处”，如第一面“吴郡孙过庭撰”中“孙”
之末笔、“汉魏有钟张之绝”中“绝”之末笔、“晋末称二王之妙”中“晋”
之末笔，墨迹皆作实笔，而安刻作干笔；第二面“钟当抗行”中“行”之末
笔、“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中“也”之末笔、“考其专擅”中“专”之末笔，墨迹皆为实笔，安刻故作飞白，尤以第二面“然张精熟”之“精”，墨
迹“米”旁上方右点作瘦长形，安刻改作圆润形。如此之类，安刻不鲜见。于此，我们不得不佩服何绍基的眼光，他虽“不知墨本是何样也”，却能从
停云馆刻本与安刻本的比勘中，肯定安刻有“故增姿致处”，洵为卓识。但他因此而得出“文刻胜安刻”的结论，就不能令人信服了。据安氏“善古诗，鉴赏古迹，不爽毫发，倾家收藏项氏梁氏卞氏所珍，颇为当代推重”（杨子
勤《雪桥诗话续集五》），他之所以在钩勒上石时，对《书谱》真迹的某些字要“故增姿致”，我们认为那不是妄改，而是从拓片的效果来考虑的，不
如此则不足以传其神韵。勒石非影印，有其局限性，安刻之所以如此，当是为了弥补石刻的局限性，并不能因此而判文刻安刻之高低。
还有一点，据记载，《书谱》真迹现藏台湾，世间虽有《墨迹》本，但
该本系距安刻本二百多年后才影印的，其中某些字又有泐损，如《墨迹》本
第三面“反玉辂于椎轮者乎，又云”之“乎、云”字，泐损严重，安刻犹可辨识；第八面末行之“有”、第卅四面七行之“加”，皆严重泐损，而安刻
完好；尚有其他一些字有泐损，安刻也完好。于此可见，《墨迹》本是不能代替安刻本的，何况安刻早期拓本，无论刻工和拓工，均称“绝精”，还可
窥探我国清初手工工艺的高超水平呢。
至于钱藏本是否即“金匮钱梅溪摹刻祖本”，我们虽不敢完全肯定，但
经分析，其可能性是相当大的。有嘉庆年间颇有名气的收藏家毓兴（字春圃） 的手写跋文可证。现将跋文迻写标点如下：
唐率府录事参军孙虔礼《书谱》，自元明以来，学草书者奉为圭臬，国初尚在，藏蕉林相国家，又归安麓村氏。麓村精于赏鉴，珍秘甚深，曾刻石于津门，此康熙初年事也。至乾隆戊寅，歙人汪令闻得其石，后复归?亭家。南城曾宾谷方伯转运扬州时，又从江氏得之。其摹勒之精，不下真迹，宋刻已不传，而较胜于停云馆、玉烟堂两家所刻之本也。今原石既归江右，拓本亦鲜，学者真（珍）如拱璧，因谋于金匮钱君梅溪，重摸上石，分为两卷。闲窗展玩，政如丹崖绝壑，应接不暇；而缵述作书微妙，尤溯古迈今，卓然名论，
惜真迹之不及见也。
嘉庆庚午六月长白毓兴题于邦（邗）江转运使署（末钤阳文朱印一方，文曰“□清”）。
毓兴跋文写于距今一百七十余年前，从跋文和十二处贴签的纸张和墨色
来判断，是一百多年前的故物无疑。跋中提到《书谱》真迹原藏“蕉林相国家”，以及曾宾谷转运扬州等情，皆符合史实；而钱梅溪曾复刻《书谱》，
也见于他人著录，称“钱氏复刻本”或“钱泳刻本”，跋文既提到属“金匮钱君梅溪，重摸上石”，当是事实。钱梅溪所据之祖本，只能是刻本，因当时真迹已入清宫，而安刻《书谱》又名重一时，故所据祖本很可能是安刻本。
唯毓兴跋文有使人易生疑处，即在“重摸上石，分为两卷”之后，紧接“闲
窗展玩，政如丹崖绝壑，应接不暇”，则钱藏本是指“重摸上石”之祖本，抑指“重摸上石”之本呢？我们认为是指前者而非后者。因若指后者，则在
前面正文十二处贴签，揆之常情，似无此必要。如在钱藏本第六面二行“辄书易其处”上签云：“此辄字人皆以纵字读之，不知车旁加取，正见草书之妙”；第卅一面四行“汉末伯英”之上，签补一百八十字：“时代全不相接，必有晋人同号，??穷其根源，析其枝派，贵使文。”并另行注云：“此数行右伯英二字下。自文字以上，真迹阙一百八十字”；第卅面末行末字泐损，签曰“叹”；第卅五面首行签补前页末字“精”后阙文三十字：“手不忘熟，??
笔笔得潇洒流”，并另行注云：“自精字以下，真迹阙三十字”；第卅四面
首行“（终）奏绝伦之妙”上签云：“释文作终□，以余观之，乃终奏也。即行臻二字，草法可推。”如此等等。看来似在底本上加签，以提醒“重摸
上石”时注意，因他既属钱氏“重摸上石”，先校正底本是常规，若钱藏本系“重摸上石”本，似乎就无再贴签的必要了。再有，毓兴跋文中提到的“江右”，是指“南城曾宾谷方伯转运扬州时”，得安刻《书谱》原石，后又将原石载归江西；因曾氏原籍南城属江西，系江右，故称“今原石又归江右”。此外，还要补充一点：据《善本碑帖录》称，安刻《书谱》“末刻政和二字
印，原石拓印左下角栏角出如划痕”。验之《墨迹》本，非是，而验之钱藏本，果然，此又可为钱藏本即安刻本之一旁证。
从毓兴的跋文，还使我们了解到，安刻《书谱》在天津所钩勒上石的原
石，后归安徽汪令闻，又归江?亭，再归曾宾谷，可补《学书迩言》所缺记。至于原石的下落，到了端方手之后，就不清楚了。再有，嘉庆年间由钱梅溪
翻刻的《书谱》，其原石的下落，据钱萃恒老先生在 1955 年所写的跋中称，
咸丰、同治年间，天津的张绣岩又从北京把钱梅溪所翻刻的原石买来，运回天津，镶嵌在张家的墙壁上，解放初期尚在，不知现在下落如何，若能找到，
也是天津的一件历史文物，是应该由博物馆收藏的。
安麓村名岐，字仪周，号麓村，又自号松泉老人。朝鲜人。清初曾居住
在天津的沽水草堂，是有名的盐商，“富甲天下”，同时又是有名的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著有《墨缘汇观录六卷》行世，很有学术价值。
[附记]：本文于 1985 年在《天津师大学报》发表时，文中提到：“毓兴
跋文中的‘江右’二字也颇费解，可能是笔误。”后将本文送给钱萃恒老先生请教，他除同意我将安刻判为《书谱》的早期刻本而非他定的“最初拓本”
之外，还告我，“江右”系指曾宾谷原籍江西南城而言，故这次收入本书时，即按钱老意见作了修改。另外，钱老还把他珍藏的安刻《书谱》转赠给我，
其深情厚谊，没齿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