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打通了我的创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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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越来越多。这更引起了我的关注。于是，我便常常去翻阅《小说月报》后面的杂志目录，一看到汪曾祺在哪本刊物上发表了小说，就想方设法到处去寻找这本杂志。开始，我觉得汪曾祺先生的这些小说不像《受戒》写得那样让人惊叹，好像写得很随便，都是些小人物的凡人凡事，一点也不像当时那些当红作家们写的那些作品波澜起伏、曲折动人，都是那么的平易，不动声色，就好像是我们身边非常熟悉的人。虽然这些人物大多数都是解放前的小人物，但他们好像一点也不陌生。而且我还觉得像这样的小说我也能写。后来，看得多了，这才慢慢品出味来，觉得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小说！先生小说中那种对于人世间人情冷暖的独特反映和对于人性的精确刻画，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深刻洞悉，都让我深深折服。于是，我便尝试着也这样写我的小说。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竟写得很顺利，还使我的创作一下子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不像之前写小说时那种煞费苦心，却很难写好的境况。82年夏天，我借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找到位于六部口的《北京文学》编辑部，很想从他们那里打听到汪曾祺先生的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门卫老大爷问我找谁？我说不出来要找谁，门卫老大爷不让我进。那时的刊物不像现在，都不在作品的后面标明责编的姓名。我哪里能知道编辑的名字呢？我就哀求老大爷让我进去一下，可老大爷说死说活，就是不让进。这以后，我天天上午九点多跑到《北京文学》编辑部，想找机会混进去，都让门卫老大爷挡在了门外。直到第七天，老大爷看我天天都去，被我打动了，才对我说：“看你天天都来，就让你进去一次。但你进去，可不能随便乱跑，问完事后就赶紧出来。”我忙点头答应了老大爷，并给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进了编辑部，我从一位男性编辑那里打听到了汪曾祺先生的工作单位在北京京剧院，但住址人家却不告诉我。我当即跑到虎坊桥来到北京京剧院，在四楼还是三楼找到了汪曾祺先生的办公室，结果人不在，只有一位女同志在洗衣服。这位女同志告诉我说：“汪曾祺有事才来，平时不大过来。你如果有事，可以到他家里去找。”就便告诉了我汪曾祺先生的住址。从此便开始了我和汪曾祺先生十几年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