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为通识教育而生
2017-07-20 10:38阅读：
科学史为通识教育而生
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20日第6版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于2017年5月16日正式成立，6月30日召开了成立大会，引起了国内学界和媒体的热情关注。经常有记者朋友问我，清华为什么要建科学史系，与国内同行相比，清华科学史系有什么新的特点。我想，让科学史回归“为通识教育而生”的“初心”和“本位”，是我们建系办系的一大特点。
唯有“科学通史”能达成桥梁功能
科学史是一种“二阶”学科，是科学充分发展、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以至于需要进行系统性反思之后诞生的“高阶”学科。19世纪是科学分科化、职业化、技术化、力量化的世纪。科学的分科化带来了强大的力量，也带来了知识分裂和共同价值的缺失。克服这种注定会愈演愈烈的知识分科化倾向，是科学史学科的早期倡导者们的基本哲学动机。从英国哲学家休厄尔、法国哲学家孔德，到德国哲学家奥斯特瓦尔德，都是如此。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1884-1956）深受孔德的影响，倡导其新人文主义，试图通过科学史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设桥梁。萨顿强调，作为独立学科的科学史首先应该是通史而不是专科史，唯有“科学通史”才有可能达成桥梁的功能。可以说，科学史从一开始就扮演着推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角色。
哈佛大学如今是科学史学科的重镇，这一方面是因为萨顿在这里长期耕耘，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哈佛校长科南特基于通识教育理念对科学史课程和学科的重视。科南特（1893-1978）是著
名哈佛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策划人，是美国战后通识教育理念的坚定倡导者和推行者。化学家出身的科南特一直重视科学史学科，并且有意识地把科学史作为哈佛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科南特担任哈佛校长三年之后，创办了科学史博士计划，萨顿是博士导师。1940年，科南特又为萨顿设立了教授席位，虽然自1920年萨顿即成为哈佛的讲师并且授课，但一直没有薪水。科南特校长相信通过科学史可以使学生更好的“触摸科学”（feel
for
science）。他让萨顿的博士生科恩（I.B.Cohen）协调他实施这一计划，并且于1947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理解科学：一个历史的进路》（On
Understanding Science: an Historical
Approach）。科南特建议在哈佛开设三门科学史课程，一门课由科恩教、一门由E. C.
Kemble(物理学家)和霍尔顿（G.
Holton）一起教，另一门由柯南特和库恩合作开设。三门课程培养出了后来的三位科学史大家：库恩、科恩和霍尔顿，他们都是科学史界最高奖萨顿奖章获得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声名卓著，影响远远超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1966年，科恩成为哈佛科学史系首任主任。
摒弃分科治史，担起历史使命
最近十多年，通识教育逐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共识。越来越多的综合大学在探索本科层面上实施通识教育。目前，同时加入C9联盟和大学通识教育十校联盟的共有5所大学，这五所大学均设置了自己的通识教育学院，其中北大有元培学院，清华有新雅学院，复旦有复旦学院，浙江大学有求是学院，南京大学有匡亚明学院。按道理，这些学校都应该大力发展科技史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科学史系，以为全国通识教育的表率。然而，不幸的是，这五所国内的顶尖高校只有北大有科技史的博士点（但这个博士点来自原北京医科大学的医学史博士点，在本部发展不大，甚至多次被要求取消），清华只拥有硕士点，浙江大学拥有的硕士点在2016年的教育部学科评估之前自行取消，复旦和南大则连硕士点也没有。为什么在特别重视通识教育的国内名校，科技史学科发展会如此不堪呢？这与我国科技史学科的独特发展路径有关。
与国际科学史学科为沟通科学与人文而生、为通识教育而生不同，我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一开始就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规划的结果。其发展动机是弘扬爱国主义，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以现代科学的分科模式为框架，去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去打捞相似的内容，并且证明即使从现代科学角度看，中国古代的科学亦十分发达。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科技史学科发展历史的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研究队伍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鼎盛时期有上百人的编制，而高校师资力量则相对比较弱小。1954年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是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发端，体现的也是国家的意志。同年，“自然科学史组”在中科院历史二所内设置。1957年，直属院领导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1975年升级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此后一直是“国家队”。
第二、分科治史。科学史所成立之后，下设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地理、生物、技术六个研究组。高校从事科技史的学者基本上也在理科院系，从事分科史研究。正由于分科治史，许多专科大学的科技史研究比综合大学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比如北京医科大学的医学史、南京农业大学的农史，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学院）的冶金史，以及诸多师范院校的数学史和物理学史。等到90年代高校理工科的教学科研走上正轨之后，科技史在专科大学能够继续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而在著名的综合大学，科技史学科反而日益边缘化。等到老一代退休之后，遂进入难以为继的状态。比如浙江大学，80年代有杭州大学物理系做物理学史的王锦光先生，拿到了物理史的硕士点，但在物理系后继无人，硕士点最后移到人文学院，最后由于师资不够，而被迫在学科评估之前自我撤销。
第三、面向中国古代。由于目标是“发掘整理祖国科学遗产与成就”，因此整个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科技史学科基本上以中国古代科技史为研究对象，完全忽视了对现代科学的故乡西方科技史的研究，这样，20世纪中国的科技史学科几乎与现代科学的历史脱节，与中国高校的本科理科教育脱节。尽管从80年代开始，开始重视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以及西方科技史的研究，但积重难返，时至今日，中国科技史界的主要研究领域还是中国古代。
这些特征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在今日高校通识教育呼声日高的重要历史关头，科技史学科却整体失声、甚至整体衰落。我想，清华大学创办科学系，其意义不在于在“面向中国古代”、“分科治史”的诸多研究机构之外再添加一个类似的机构，而是重新认识科学史在中国当代的历史使命，回归科学史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功能。我们将重点发展西方科技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两个研究方向，为中国人全面理解西方科学、为中国当代的科技政策制定和科学文化建设提供学术基础。我们将大力建设科学史类的通识教育课程，争当清华通识教育的中坚力量。我们将充分利用我校强大优质的理工科生源，打造科学技术史本科生培养体系，既为本校跨文理的通识教育作贡献，也为科技史学科的研究生计划储备优质生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