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史编纂体例的两点意见
周育民一、关于设“朝纪”
我主张以传统纪传体为基础，有所改造创新。我国史书体裁有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和章节等体，纪传体由于信息包容量大、类目清晰而历来被视为“正史”。《清史稿》之列于“二十五史”，得益于其纪传体之体裁，但因由前清的遗老遗少在民国时代匆匆编写，观点陈旧，编列粗疏，才有重新编纂之必要。新修清史如不以纪传体为基础，不管编纂者主观意愿如何，根据中国史学的传统，决不可能取得如“二十五史”之地位，这对新修清史的历史地位影响至巨。以纪传体为基础，并非简单沿用《清史稿》体例，而应有所改造创新。如何创新，有些先生提出引进通史、专史、编年史体例，我以为不妥。以纪传体为基础的创新，并不是简单地把其他史体并入即可，而是在纪传体中吸引其他史体的长处。
旧纪传体强于传人，弱于纪事，故章学诚批评其“大势难贯”。如何“贯大势”？有两种主张，一为纪事，一为论说。前者如章学诚直采纪事本末，章太炎设“记”体，梁启超设“载记”；后者如罗尔纲创“叙论”，白寿彝列“序说”、“综述”。近来在讨论清史编纂体例时，有些先生亦主张以章节史体以“贯大势”。我以为一部史书，体裁应一致，一部分采章节体，一部分采纪传体，一部分采纪事本末，势必支离。
我认为，将旧史“帝纪”改为“朝纪”，采纪事本末体之长，按朝纪事。如“光绪朝纪”列边疆危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事，按年代顺序分叙。诸帝生平另列传，兼顾诸帝于朝纪外之行政事项。如此，则一朝大事，见于朝纪；朝纪不备之要政，载于帝传。编年之意，亦涵其中。叙事之法，旧史之纪事本末体依年叙事，条理不彰，则可采章节体之长（但不必分章节）。
章学诚认为史书的最高境界是“圆神方智”（《文史通义·书教下》），《尚书》为圆神之典，《春秋》为“方智”之范，二者不宜偏废。以论说“贯大势”，作者无拘于题目义例，或可“体圆而用神”，但无定法规制，难合“体方以智”的要求。别开“朝纪”，既保存纪传体之本色，又采纪事本末体之长，兼顾编年序列之法。一朝大事，均系于“朝纪”，以大事“贯大势”。“朝纪”之例，选事用神，叙事以智，或许符合这“圆神方智”的要求。
“朝纪”叙事之法，不是简单地采用旧纪事本末体，即将所纪史事的相关史实按年月编入，而是兼采章节体史书的优点，对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