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打虎”知多少？
宣统元年（1909），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胡思敬上奏，请按律实治赃罪以儆官邪，冀扶将倾之厦。奏言直斥卖官之风祸国殃民：“盖自苞苴请托之风盛，其用人也，狡而亡耻者掖之，骤登华要；贤而刚介自守者压之，使悲愤憔悴，困踬以死”，语气沉痛。胡思敬以“盛世”乾隆朝为例，三品以上大员以犯赃罪至斩绞自尽者，凡四十余人，还不包括其罪不至诛及被诛而非犯赃并四品以下犯官。也就是说，乾隆一朝仅因受贿被处死的三品以上“大老虎”即达四十余人。这也间接地说明了惩贪与“盛世”关联。他批评晚清朝政：“数十年来，上下以相忍为国，未闻戮一吏、抄一产，岂乾隆之朝皆小人，而光绪以后之人皆君子？”他揭露，袁世凯侵吞京奉铁路、永平盐捐百余万，杨士骧受贿五十万金，袁树勋三十万两买得山东巡抚，吉林巡抚朱家宝拥资六十万回籍，杨士琦买妓“色贿”袁世凯。虽说都是“风闻奏事”，但也足见清末官箴狼藉的败象。
胡思敬是个爱读历史的人，在奏折之后，附上了乾隆六年至六十年打“老虎”的一份清单。其中卖官的、卖“文凭”的、借喜庆收礼的、勾结“煤”老板盐老板的、买房置地的、贪污挪用公款的、“塌方式”腐败的，应有尽有。官位最高的是大学士，宰相级的官员。赃款达万两者，一律正法；克扣军饷的，一律正法；属下、同僚贪赃失察的，一概革职，惩治不可谓不力，但贪官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其中道理，惩贪不难，难在不敢贪、不能贪，这正是专制制度无法解决的难题。
兹将胡思敬列出的乾隆朝“老虎”巨贪的清单摘抄如下：
乾隆六年
山西学政喀尔钦以贿卖生童正法
提督鄂善受俞长庚贿一千两派员监视自尽
乾隆十三年
总河周学健以受属员馈送并吴同仁贿二千两托其保奏，派员监视自尽
乾隆十五年
四川学政朱荃以贿卖生童九员畏罪投水自尽
乾隆十六年
宣统元年（1909），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胡思敬上奏，请按律实治赃罪以儆官邪，冀扶将倾之厦。奏言直斥卖官之风祸国殃民：“盖自苞苴请托之风盛，其用人也，狡而亡耻者掖之，骤登华要；贤而刚介自守者压之，使悲愤憔悴，困踬以死”，语气沉痛。胡思敬以“盛世”乾隆朝为例，三品以上大员以犯赃罪至斩绞自尽者，凡四十余人，还不包括其罪不至诛及被诛而非犯赃并四品以下犯官。也就是说，乾隆一朝仅因受贿被处死的三品以上“大老虎”即达四十余人。这也间接地说明了惩贪与“盛世”关联。他批评晚清朝政：“数十年来，上下以相忍为国，未闻戮一吏、抄一产，岂乾隆之朝皆小人，而光绪以后之人皆君子？”他揭露，袁世凯侵吞京奉铁路、永平盐捐百余万，杨士骧受贿五十万金，袁树勋三十万两买得山东巡抚，吉林巡抚朱家宝拥资六十万回籍，杨士琦买妓“色贿”袁世凯。虽说都是“风闻奏事”，但也足见清末官箴狼藉的败象。
胡思敬是个爱读历史的人，在奏折之后，附上了乾隆六年至六十年打“老虎”的一份清单。其中卖官的、卖“文凭”的、借喜庆收礼的、勾结“煤”老板盐老板的、买房置地的、贪污挪用公款的、“塌方式”腐败的，应有尽有。官位最高的是大学士，宰相级的官员。赃款达万两者，一律正法；克扣军饷的，一律正法；属下、同僚贪赃失察的，一概革职，惩治不可谓不力，但贪官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其中道理，惩贪不难，难在不敢贪、不能贪，这正是专制制度无法解决的难题。
兹将胡思敬列出的乾隆朝“老虎”巨贪的清单摘抄如下：
乾隆六年
山西学政喀尔钦以贿卖生童正法
提督鄂善受俞长庚贿一千两派员监视自尽
乾隆十三年
总河周学健以受属员馈送并吴同仁贿二千两托其保奏，派员监视自尽
乾隆十五年
四川学政朱荃以贿卖生童九员畏罪投水自尽
乾隆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