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中国历史论著翻译中的若干体例问题
外文中国历史论著翻译的数量近年来增加很快，这是中国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一个好现象。但在翻译的体例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如版面格式编排、书目引用、汉文回译等等。
一、脚注还是尾注？
外国出版界的有些版面格式处理，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注入中文版面格式体例。比如，图表目录、参考书目、索引等，这对于读者阅读、查找和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这些设置已经对中国整个学术著作出版业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也有一些设置，中文译著存在着一些分歧，其中主要是引注采用页脚注还是尾著的问题。
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西文著作实际上都采用脚注，将所有引注采取尾注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在美国流行起来。其用意是将注与引区别开来，作者对正文的说明性注释，仍用脚注，引用的论著则采取脚注。在格式编排上区分注与引，固然不错，但给读者带来的麻烦却不小。要看作者的根据来源，得翻到书后去逐一查找，对于学术著作的特定读者对象而言，相当不便。对于作者而言，需要对自己行文中作特别说明的注释，数量不多；有些注、引合一，无论作者还是编辑都无法区分，美国出版界的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把对读者阅读最为方便的脚注编排格式降低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因为是出版界的“行规”，这种不合理的安排得以通行，并不是它本身存在多少合理性。中国出版界无须“囫囵吞枣”，进行这种不合理的“国际接轨”。事实上，即使到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英文出版界并不都认同这种做法。黄宇和的Deadly Dreams、邓海伦的State of Merchant? 都采用脚注而不用尾注，“大英帝国”的出版界还是恪守着老传统。美国出版界的这种“标新立异”，是否与早期电子排版软件的缺陷有关，敝人不敢悬揣，但中国出版界千万不要拿了人家的先天缺陷当优点照搬过来，干给读者添堵的事情。所以，我的意见：统一采取脚注。
二、原著页码要不要标识？
现在的中文译著，原著页码有的标识，有的不标识，十分混乱；标识的位置也不统一，有的在页边，有的在正文。实际上，无论是校对、编辑过程还是提供读者核对方便，
外文中国历史论著翻译的数量近年来增加很快，这是中国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一个好现象。但在翻译的体例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如版面格式编排、书目引用、汉文回译等等。
一、脚注还是尾注？
外国出版界的有些版面格式处理，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注入中文版面格式体例。比如，图表目录、参考书目、索引等，这对于读者阅读、查找和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这些设置已经对中国整个学术著作出版业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也有一些设置，中文译著存在着一些分歧，其中主要是引注采用页脚注还是尾著的问题。
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西文著作实际上都采用脚注，将所有引注采取尾注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在美国流行起来。其用意是将注与引区别开来，作者对正文的说明性注释，仍用脚注，引用的论著则采取脚注。在格式编排上区分注与引，固然不错，但给读者带来的麻烦却不小。要看作者的根据来源，得翻到书后去逐一查找，对于学术著作的特定读者对象而言，相当不便。对于作者而言，需要对自己行文中作特别说明的注释，数量不多；有些注、引合一，无论作者还是编辑都无法区分，美国出版界的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把对读者阅读最为方便的脚注编排格式降低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因为是出版界的“行规”，这种不合理的安排得以通行，并不是它本身存在多少合理性。中国出版界无须“囫囵吞枣”，进行这种不合理的“国际接轨”。事实上，即使到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英文出版界并不都认同这种做法。黄宇和的Deadly Dreams、邓海伦的State of Merchant? 都采用脚注而不用尾注，“大英帝国”的出版界还是恪守着老传统。美国出版界的这种“标新立异”，是否与早期电子排版软件的缺陷有关，敝人不敢悬揣，但中国出版界千万不要拿了人家的先天缺陷当优点照搬过来，干给读者添堵的事情。所以，我的意见：统一采取脚注。
二、原著页码要不要标识？
现在的中文译著，原著页码有的标识，有的不标识，十分混乱；标识的位置也不统一，有的在页边，有的在正文。实际上，无论是校对、编辑过程还是提供读者核对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