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故乡
游建斌
我生于1966年，那年交城山西冶川正赶上修公路，此后河滩路成了砂石公路。使“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变成了“汽车嘟嘟上山马车哒哒下”。
出生的那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年份，幼小的记忆里，时常有批斗会、忆苦思甜会。上小学时也经常被安排参加各种各样的大会坐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车可以坐，步行去水峪贯公社还有十里，要步行一个多小时。
农村的学校，以学农为由头的劳动是家常便饭。我们学校把劳动归纳为两类，一是建校劳动，主要是帮助学校搬石头、搬砖，垒围墙、盖教室等。二是支农劳动，帮助生产队锄地、收割等。直到恢复高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教育逐步走上正规。
村里要通电了，我家门前的街上开始埋电线杆。砍倒一颗柳树，剥去皮就是一个电线杆。白色的电线从进院子到入户一律排得整整齐齐。村里安装的电灯多是一个白炽灯泡，学校里给老师的大办公室安的是日光灯，开灯的时候启动器打火闪烁，亮了以后又是白白的光。
因为我们是农村偏远地区，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英语老师，尽管高考英语的成绩已经计入总成绩，但交城山上的初中学校仍开不了英语课，所以对于英语，至今一直头疼和发憷。有人问我英语的事我就说：“我的英语是地理老师教的。”
1980年，我们家落实政策。我家属于“六二压”。母亲、我和弟弟离开农村回城；大哥参军到了部队；二哥学习一直比较好，参加高考也上了学。
到了太原上的就是初三年级，最大的问题是英语总也赶不上，连猜带蒙也总是不及格。
想着早日参加工作以缓解家庭的困难局面，所以初中毕业后我上了司法班，学了法律。不能住校，中午带饭或吃食堂。每次买饭票，拿10斤山西省粮票和山西省细粮票和10块钱，买到13.5斤细粮和6斤半粗粮。粗粮只能喝玉米面糊糊和窝头，所以中午一般买一个白面馍馍和一个玉米面窝头搭配着吃。来往学校，开始买月票坐公交车，为了省钱，买只能坐规定路线的单线月票1.4元，再步行2站地；后来因为早上的公交车没
游建斌
我生于1966年，那年交城山西冶川正赶上修公路，此后河滩路成了砂石公路。使“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变成了“汽车嘟嘟上山马车哒哒下”。
出生的那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年份，幼小的记忆里，时常有批斗会、忆苦思甜会。上小学时也经常被安排参加各种各样的大会坐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车可以坐，步行去水峪贯公社还有十里，要步行一个多小时。
农村的学校，以学农为由头的劳动是家常便饭。我们学校把劳动归纳为两类，一是建校劳动，主要是帮助学校搬石头、搬砖，垒围墙、盖教室等。二是支农劳动，帮助生产队锄地、收割等。直到恢复高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教育逐步走上正规。
村里要通电了，我家门前的街上开始埋电线杆。砍倒一颗柳树，剥去皮就是一个电线杆。白色的电线从进院子到入户一律排得整整齐齐。村里安装的电灯多是一个白炽灯泡，学校里给老师的大办公室安的是日光灯，开灯的时候启动器打火闪烁，亮了以后又是白白的光。
因为我们是农村偏远地区，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英语老师，尽管高考英语的成绩已经计入总成绩，但交城山上的初中学校仍开不了英语课，所以对于英语，至今一直头疼和发憷。有人问我英语的事我就说：“我的英语是地理老师教的。”
1980年，我们家落实政策。我家属于“六二压”。母亲、我和弟弟离开农村回城；大哥参军到了部队；二哥学习一直比较好，参加高考也上了学。
到了太原上的就是初三年级，最大的问题是英语总也赶不上，连猜带蒙也总是不及格。
想着早日参加工作以缓解家庭的困难局面，所以初中毕业后我上了司法班，学了法律。不能住校，中午带饭或吃食堂。每次买饭票，拿10斤山西省粮票和山西省细粮票和10块钱，买到13.5斤细粮和6斤半粗粮。粗粮只能喝玉米面糊糊和窝头，所以中午一般买一个白面馍馍和一个玉米面窝头搭配着吃。来往学校，开始买月票坐公交车，为了省钱，买只能坐规定路线的单线月票1.4元，再步行2站地；后来因为早上的公交车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