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人赖声川：我们都是这样长大 (一)
2009-05-13 13:16阅读：
曾有人说，想了解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先去看它的电视台大楼和银行大楼。台湾著名导演赖声川站在话剧的角度衡量，说道：要看一个城市的文化发展，去看它的剧场吧。
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晚上七点，
赖先生潇洒的迈上红色布景的讲台，黑色中式服装，飘逸的头发，透着台湾文人特有的儒雅，好像李安。北大剧社借《暗恋桃花源》再度进京的契机，要求先生做一次题目为“创意·戏剧·人生”的演讲。先生和缓悠长的语气营造了一个只属于话剧的气场，空气中充满了甜蜜，那些生动的故事和迷人的经历好像都在秋千上，自在徜徉。
或许源于家中三位优秀女性的陶冶吧，先生的情才显得那么浓、那么细腻，这一点，观众在戏剧中应该感受的到。婚后同去柏克莱大学陪读的演员太太，在美国学习动漫的小女儿，另一位舞台精灵大女儿，如今已在印度完婚，夫婿不丹人士等等。这个到处充满跨文化交流的温馨一家，可称得上台湾戏剧的福气了。
台湾：曾经没有剧场
一幅照片，
2003年，台湾，《遥远的星球一粒沙》，1500人戴着口罩坐在剧院里观戏，算是一个台湾奇观了，SARS肆虐的日子里，城市的大街小巷不见人影，却在这里聚集这许多观众，他们被戏剧吸引。先生一反常态，每场结束必走出来跟大家谢幕，跟观众说谢谢，“有那么一个特殊的夜晚，我们在一起。”
曾经，台湾没有这一切，根本都没有表演工作坊。先生所长大的台北，跟大陆任何地方长的很像，传统的，还有裹着小脚的老太太。“我们是这样一个社会，大家是非常熟悉的，这个社会没有《暗恋桃花源》，没有《千禧夜，我们说相声》，没有云门舞集，什么都没有，统统都没有。”
现在的台北，几乎一夜之间长成了这样，在大陆各地也是一样，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快速的城市面貌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新的文化会产生，许多旧的文化会消失。
消失的相声和牛肉面
赴美留学前，先生曾在一家音像店买过很多相声专辑，83年回台湾之后，当他再去买相声专辑的时候，却遇到了这样的尴尬：
“我要买相声专辑”——“什么？”
“相声”——“啊？”
“别唬我，我在你这儿买过很多相声专辑的”——“……”
相声，似乎成了一个神秘的符号和消失的过往，老板已不知道它是什么了。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就好像你经常到一家馆子吃牛肉面，突然有一天你说：老板来碗牛肉面，老板满脸疑惑的说：什么？牛肉面？什么东西啊？就是这样，那些满口留香的味道还在，实体却没有了。
上国中、大学的时候，先生喜欢去一家小店吃家常面，美国归来，小店找不到了，“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个口味的面……不知道大陆哪个省的，49年来台湾，摆个摊子卖，卖到后来可能房租太贵就收起来了，但是那碗面从此在台湾就消失了，那种口味的传承就没有了，说不定他从家乡带来的，家乡也没有了，于是它就成了濒临绝种的面”。
20多年前，相声在台湾面临同样的危机。
双面意外：相声活了，盗版火了
“我们要保存的东西太多了，于是我们做了《那一夜，women说相声》”，两个人说相声说了一晚上，时间上是倒叙的，很奇怪的形式。本以为来看的是知识分子，关心文化、关心弱势团体的人，想不到最后观众挤破了头。20年后再分析，主创们认为，“观众根本没有看过这样的戏剧，也没有听过这样的相声，那是两种刺激。”
对于另一层面的商业运作模式，先生称为“意外的收获”。
“还是一个朋友帮忙的，他说：听说你在搞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什么东西？我请他来看，他说做做看。后来正版还没出，盗版就来了，那个时候台湾也有盗版，现在比较少，那个时候正版和盗版的比例是1：5。”
“一次，我在台南的夜市里吃宵夜，看到摆地摊的全部是盗版，有的盗版比较拙劣，黑白影印的，有的比较高明的，我就看到李立群和李国修两个人演的戏，叫《李立群、李国修大爆笑》，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们什么时候出了这个啊？他们说从来没有。我就买了一个回去听，笑了，就是《那一夜，women说相声》。不仅北京的盗版很有创意，当时的台湾盗版也很有创意。”
录音带在台湾卖了100万套，一夜之间在大众的层面上，相声得到传播。
昨日台湾，今日北京
“我在80年代台湾观察到的，就像现在在北京观察到的一样，是一个极快速变化的社会，极快速复苏起来的一个社会，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多、失去很多，得到的东西你会看到，失去的东西你看不到，很多失去的东西是属于生活方式、属于传统。一个社会，当它失去很多之后，就像失血过多，虽说也有很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但怎么样才能平衡？在台湾，并不是历史学家或是社会学家，反而是剧场、话剧在提醒大家一些事情。”
北京的剧场，起码在我观察的5年左右时间里，相当热闹。又或许是沾了商业运作的光吧，常常你方唱罢我登场，古典现代大家谈。炒的很火的当属“麻花”系列话剧了，譬如什么《想吃麻花现给你拧》，据说上座率极高，广播里天天给它广告。但是，真正的话剧是什么呢？难道就是喜剧么？我有些质疑这些商业剧的分量和厚重感，想要山寨的话，上网、看电视就好了，何必非要真人秀呢？大众的狂欢又来洗小众的脑。
我们的话剧，有没有进行过反思，关心和传承这个社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呢？答案是有的，譬如《李白》《茶馆》《天下第一楼》《日出》的循环上演，又譬如火起来的郭德纲和德云社。然而“存在”是一个方面，存在的质量和比例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反映历史或社会的戏剧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创新而不生硬做作，好看又不刻板呢？有多少人，什么样的人能有机会走进票价颇高的剧场呢？剧院运作体制是不是能给演员创新的空间和保障呢？学习话剧表演的孩子又有多少能够走进剧院，像在学校一样挥洒自如的生活在舞台上，而不是二三流的电影、电视剧上呢？
集体即兴创作：始于1983
80年代，现代剧场没有诞生，传统剧场更是因为不可思议的经济问题几乎要被连根拔起，台湾变成一个基本上没有戏的社会，赖声川当属领路人。
“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创作方式，被称为‘集体即兴创作’，这个词摆出来很华丽，是什么意思呢？”
1983年9月，先生刚从柏克莱拿到博士学位，回到台北艺术大学任教，“接手”30位二年级的学生。他曾忐忑过，要交给学生什么？他不想将学到的拿出来教，却要走一条比较艰难的路，寻找自己的方式即兴创作。
他给同学们出了一道题目：表现一段你自己的生活经历。“表现的越彻底，收获将越大。”几天之后，孩子们的片段表演让他觉得心底透亮。他建议，在现有的片段基础上，将这些片段发展成一部完整的话剧。简单说，就是发展下去的学生故事，塑造了集体即兴创作的雏形。
其中有一幕剧是这样的，一个1米8几的男孩表演了一段父母准备离异等他盖章的故事，男孩完全融入了角色，每当要盖章的时候，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阻挡他，他盖不下去，每次排演都要慷慨激动的挣扎一番，然后被同学带下台。一天，“嘭”一声，章盖下去了，之后，男孩跑下台，过了十分钟，红肿着眼睛回来，先生问“怎么样？”他说“没事了，以后就这么演吧”。现实生活中，他是多么不想把章盖下去，这是他心里的一个坎，终于在话剧表演中，他迈过了这道坎，也迈过了这道人生关口。
小剧场，1983年底正式演出，15个故事，名为《我们都是这样长大》。在场的观众，包括导演侯孝贤、已故导演杨德昌等关心文化、关系戏剧的人，想不到大二的学生可以有这么生动的演出。作品产生了很大反响，这意味着“集体即兴创作”萌芽了。
先生欢迎研究生跟戏，“曾有个研究生跟戏的时候一直问我问题，我说你看就行了。后来，排一个戏，怎么也没有思路，就让大家休息，几个演员留下来了，当场即兴发挥就把戏给定了，其他人10分钟后回来时，我说魔术已经变完了，可是你没有看到。”集体即兴创作随时发生，它青睐有心观察、懂得领悟的人。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先生身边常带两个秘书，他们负责记录，把每次集体即兴创作的内容记录下来，每晚以固定模板的形式电邮给先生，稍作整理，剧本就成型了。
后来，各地导演向先生请教集体即兴创作的秘诀，于是就有了在上海的50分钟话剧《上海故事》，有了香港话剧团的《水中之书》。
“我们的挑战（80年代），并不是在现有形式中革命颠覆，而是在真空中创造出不同代的形式……如果在北京，要遵照从前的戏剧样式，或是突破它，上一个台阶。但是80年代，你要是跟台湾的一般民众说，走去看个话剧，他会说什么东西，不知道，因为没有，是我们自己打开了这个局面，于是我们开始创造文法，我们要创作它，去发明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