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标本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2012-08-29 22:03阅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2009年，我国已有昆曲、古琴艺术、书法、京剧等26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而动物标本制作技艺也得到传承地区和相关组织的重视，在我国各省市申报成为非遗家族中的一员。让我们对动物标本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和发展作一个概略的回顾和了解。
动物标本制作的起源和发展
几千年前，当人类以狩猎为食时，他们发现猎物的外皮经过某种物质处理后，可以保存起来并制成衣服和遮蔽物。据考古考证，距今约1.8万年前北京山顶洞人已有缝制毛皮的能力。最早的剥制师是原始的猎手召集人，他们简单的将动物外皮剥下摆放在泥土或石头上，用于狩猎仪式。具有真正意义的动物剥制标本制作起源于300年前的英国。十八世纪初，开始用化学方法防护动物皮肤、毛羽，以免腐坏或虫蛀，并用干草填充动物皮张，再将其缝合。随着制备动物皮方法的迅速改进，发明了将动物的皮固定在标本架上的技术。到了二十世纪早期，动物剥制技术先驱者们开发了解剖学上精确的模型，这些模型把动物的每块肌肉及筋骨的每个细微处以富具美感的姿态融合在一起，制成了逼真的、精确度极高的动物标本。这一技术成为今天动物剥制术的基础。二十世纪后期剥制技术融入了许多种工艺，如木工工艺、制革法、铸模及铸造。但它也需要艺术才能，如雕塑及绘画等艺术。因此，在动物剥制术发达国家，现代动物剥制术已经逐渐演化为野生动物艺术的形式。
西方发达国家的动物剥制标本制作行业已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他们有为数众多的动物剥制术爱好者和参与者；有规模较大的标本制造公司；有成熟的标本产、供、销运行机制；
有发行量很大的关于动物剥制术的书籍、杂志、光盘、录像带；有定期举办的规模不等的或国际的或本国的关于动物剥制术的学术交流、锦标赛及野生动物艺术展览等活动。这些活动是由各大洲的动物剥制
术协会或各国家的动物剥制术协会组织的。
大约一百多年前，西方的动物标本剥制术传入我国。我国的标本采集与收集工作，最早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向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开始的，是西方传教士到我国采集动物标本时雇佣的猎人和向导，并教授了他们采集制作动物标本的方法，制作的标本主要提供给外国人搞生物研究。西方列国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在沿海建立了博物馆。如，法国神父1866年在徐家汇，英国人在1874年上海的亚洲文会博物馆。他们收集了大量的中国动物标本，现在不少西方的博物馆里，收集着大量的中国自然资源标本，使我国在编写自己的动物志的时候，不得不经常使用他们的动物标本，这也使国人深有感慨。
我国传统的兽类剥制与收藏是在欧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具有自己风格的两大派系，即南唐北刘。1949年建国以后，我国相继建立了许多博物馆、标本馆、生物科研机构及各级、各类学校，从而使动物剥制标本的使用空前的广泛和迫切。那些最早从事动物标本制作的人成为了我国动物剥制标本制作的先驱。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标本数量在全国是比较多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馆里的主要力量就集中在采集制作标本上，为馆里收集了大量的珍贵标本。我国目前的动物剥制标本制作既有传统的制作工艺和制作方法，也有较现代的制作工艺和制作方法。目前，世界上动物剥制术发达国家均采用雕塑法制作剥制标本。雕塑法最大限度地再现了动物形态及骨骼特征，特别是细微处如动物的血管、筋键等的特征表现。因此，用雕塑法制作剥制标本是最科学的制作方法。
展望动物剥制术的未来发展，由于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动物标本剥制术也必将进入计算机时代。计算机介入到标本制作后，用于标本制作的动物三维数据测量将由计算机代替人工完成；标本的姿态将按人的指令以数字方式呈现；标本模型的制作将像现时的电脑刻字一样由电脑雕刻机完成……。由于计算机的参与将会大大提高标本的制作效率，使标本制作技术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然而，计算机不是人脑，它只是一种人脑所驱动的工具……。
名重南北的“南唐北刘”标本世家
传统的剥制与收藏成为专门技术，始于英国，至今已有300年的历史。
我国传统的兽类剥制与收藏是在欧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具有自己风格的两大派系，即南唐北刘。在南方以唐家为代表，1896年始于福建，第一代创业者为唐旺旺先生和唐起秀先生；北方以刘家为代表，1908年始于北京，第一代创业者为刘树芳先生。源于中国北方的“标本刘家”，与源于中国南方的标本唐氏被称为中国标本制作传统技艺领域的两大世家，素有“南唐北刘”之誉。
唐家创业于我国福建省的福州港湾，他们是渔民出生，1896年受雇于英国传教士La
Touche，为他采集、制作鸟类标本，并以此为生。在采集、制作和收藏鸟类标本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新种。La
Touche根据唐家为他采集、收藏的鸟类标本，在1931年和1935年分别出版了《中国东部的鸟类》的第一册和第二册。解放后，唐家的标本收藏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唐家20多人从事动物标本的采集、制作和收藏科研工作，为我国动物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现由福建师范大学申报的“唐氏动物标本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标本刘家的技艺是将保护、饲养、繁殖野生动物和标本制作融为一体，擅长制作中国及一些世界范围的哺乳动物标本。在制作手法上习惯采用“假体法”，在标本结构的准确性、坚固性以及在造型上和对环境的适应性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在鸟类标本制作上，“北派”以写实为基，注重鸟类的常态，鸟类标本胸部比较饱满，往往姿态雅俗各异，富有灵气，多在博物馆和展览馆出现。“北派”标本制作技术创始人——刘树芳先生（号稚泉），是中国最早一批受过专门培训的标本制作技师。农事试验场所饲养的动物一旦死亡大多交由刘树芳剥制标本，给他充分的施展空间，演练学习到的标本制作技术。此外，1945年～1952年间，他在长白师范学院生物系和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担任讲师，讲授生物技术课，他为动物剥制技术的传播和专门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为恢复动物标本制作和收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2年6月，刘树芳先生在北京动物园办公室中编写授课讲义时突发脑溢血倒在了书桌上，逝世时享年60岁。
我国动物标本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和保护状况
“即将消失前再看它一眼。”2006年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濒危珍稀动物标本展被如此形容。这句话又何尝不能用在标本制作者——沪上“标本唐家”技艺上。“标本唐家”第五代传人唐仕敏表示，自他之后，唐家再无嫡系学这门技术了，标本制作面临绝后困境。近年来标本制作技艺面临绝后困境，因其费事费工加之没有好的市场效益这门技艺逐步变为后续乏人，以我国著名鸟类研究专家，原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王子玉教授为例，其子女们都不愿学习该门技艺。我国传统的动物标本制作技艺面临着后续乏人的客观现状愈加凸显了标本传统制作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的严峻性、紧迫性、重要性。2011年1月19日，山东省日照市涛雒海滩搁浅了一只长14米的鲸鱼，在寻求标本制作单位的过程中，先后有多家机构和单位莅临现场考察后都未能制作，致使该鲸搁置整整20多天后才由连云港海洋博物馆承担起保护制作任务，当时时值冬春季节，如果是在夏季该鲸鱼皮张就要腐烂报废。2011年厦门鼓浪屿海底世界于十年前制作的长18米的抹香鲸标本，皮张和骨骼都出现脱脂不彻底带来的问题，需要标本制作修复，也是多方寻找制作工艺而未得。这些都说明了标本制作技艺的濒危程度，也是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标本制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
我国传统的兽类标本剥制与收藏是在欧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具有自己风格的两大派系，即南唐北刘。
现在都得到国家和当地政府重视，如南方流派的“唐氏动物标本制作技艺”已被评为福建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现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方流派的“北刘标本制作技艺”已被评为北京市朝阳区第二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正在申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传承于我国沿海城市江苏省连云港市的“郑作新谱系动物标本制作技艺”的保护，目前已被评为市级非物质遗产项目，正在申报省级非遗项目。从以上非遗项目的分布区域看，从南部到中部到北部都有着动物标本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对于我国开展该项非遗项目的保护和区域性分布传承都有着积极意义。
郑作新谱系动物标本制作技艺非遗项目在连云港的传承发展
2011年6月，经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公布、连云港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颁发，连云港海洋博物馆“动物标本制作工艺”被录入连云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6月该项目被授予“连云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动物标本制作技艺传承基地”，该非遗项目第二代代表性传承人王子玉教授被授予“连云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动物标本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连云港海洋博物馆动物标本制作技艺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丰富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项目内容、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近年来，该标本制作技艺应邀先后对湖南省、山东省进行过大型标本制作项目工程和技术输出，它同时代表了连云港市非遗项目动物标本制作技艺处于江苏省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行业领先地位。2011年3、4月份，应邀为山东省日照市水产研究所完成14米长布氏鲸剥制标本和骨骼标本制作，同年6月，中央电视台十套《讲述》栏目专题制作播出“探秘巨鲸”节目。
连云港海洋博物馆是经主管单位连云港市文化局批准，于2004年5月18日第28届世界博物馆日经连云港市民政局登记成立的法人单位。近十年来为国内30多家自然博物馆、博物馆、大专院校、生命科学院、海洋馆和文教单位提供了大量的自然生物标本和技术合作。现有馆员以上职称标本师5人，具有雄厚的自然生物标本制作队伍和技术。连云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动物标本制作技艺传承于我国著名鸟类学家、中国鸟类科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郑作新院士。“郑作新谱系动物标本制作技艺”在连云港市的传承和发展历经了三代人不懈的努力，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其典型特点是注重标本制作技艺与理论研究有效结合，在实践中开展生物形态学和结构学研究，有着较多的论文学术研究成果支撑，形成科研和标本传统技艺相结合的传承发展状况，丰富了我国动物标本制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
该动物标本制作技艺传承谱系中，第一代导师是我国著名鸟类学家、中国鸟类科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郑作新院士（1906～1998）。1950年至1952年间任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主任。期间在他的极力关心下将南派“唐氏标本制作”技艺和唐氏家人引荐到北京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参与标本制作工作，对于我国南北两派标本制作技艺的传承发展做出了保护性的贡献，为中国标本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门生众多，其中继承标本制作技艺并在业界有广泛影响的第二代代表性人物有王子玉研究员和江智华研究员。江智华研究员由于传承关系的重叠性一直被归于“南唐”世家的一条支脉“福建江家”谱系是准确的，其实他与恩师郑作新院士也有深刻的渊源。
郑作新院士在从事鸟类学研究的60多年间，撰写专业书籍30多部，研究论文140多篇。研究成果曾先后7次获得国家和科学院的重大科技成果奖，1987年代表作《中国鸟类区系纲要》(英文版)一书，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外，又获美国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授予“国际特殊科学成就奖”。其主编的《中国动物志——鸟纲》已出版10卷，亲自主持撰写了其中的6卷，是1996年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颁发的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的得奖人之一。对我国鸟类分类、动物地理学、自然保护、鸟类标本制作和技艺传播等方面都做出卓越贡献，1993年获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终身荣誉奖。
长期的野外鸟类考察中，他痛心地看到，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环境逐渐被污染了，有些人不懂保护鸟类的重要性，滥捕乱猎各种动物，包括鸟类。保护生物，保护人类的家园显得尤为重要。在他和各界人士的倡导下，群众性的爱鸟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起来。在长期的野外科考研究中，郑作新和他的学生王子玉、江智华等助手经常将采集的鸟类动物制作成标本留作科学供研究用途。在他卓多理论成果光环的照耀下，他的标本制作和传播技艺被其卓著的鸟类理论研究成就所掩映。
第二代导师为连云港市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进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著名鸟类研究专家王子玉教授（1932年2月生）。1956年至1980年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工作，师从郑作新院士，1981年连云港市作为高级专家人才引进，先后工作于连云港市城建局和环保局。王子玉教授在我国鸟类学分类研究上和标本技艺传承上卓有贡献。在鸟类学研究上多有重大发现，先后在《化石》、《动物学研究》、《动物学杂志》等核心刊物上发表《震旦鸦雀人工饲养驯化初试》、《孟家泉旧石器遗址侧记》、《广东汕头几种经济鸟类的利用》、《连云港震旦鸦雀的习性和繁殖》、《棕扇尾莺大连云港地区繁殖》、《连云港市发现震旦鸦雀》、《云台山区鸟类考察初报》、《
棕扇尾莺在连云港地区繁殖》等论文60多篇，他在我国鸟类学研究上也是卓有贡献。
王子玉教授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调来连云港市工作后，在1982年江苏省《云台山自然保护区全面考察》科研课题研究中任课题组负责人，历时两年多重点对云台山区的鸟类资源、植物资源、经济动物和文物古迹进行了系统的实地考察。考察范围主要集中在云台山区及其周围的滩涂、河库地带，对海州湾的车牛山、平山、达念山即前山岛的鸟类也进行了重点调查。先后编写了《云台山鸟类考察初报》、《云台山区鸟类资源》、《云台山植物资源报告》等相关调查报告，对江苏省云台山自然资源状况的考察积累和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对云台山鸟类资源较为系统地进行考察研究和标本制作，先后制作了200多种2000多件鸟类标本，在其退休前的工作中，开展广泛长期科学普及教育活动，并将标本制作技艺多为传授给后学，其门生主要有刘军、姚炎、徐栋生、胡松茂、阎明洁等。
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为刘军（1965年生）、姚炎等人。刘军先后工作于部队、新浦区政府市东街道办事处。2004年按区委组织部的相关工作安排，创立连云港海洋博物馆，开始了业余自然科学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师承王子玉恩师学习标本制作技艺。连云港海洋博物馆先后与安徽省博物馆、商丘博物馆、张家港博物馆、吴江博物馆、徐州动物园、太仓青少年活动中心、武汉科技馆、安徽彭园、淮南市工人文化宫、九江图书馆等20多个单位开展“大型海洋生物科普展览”、“大型鸟类科普展览”活动30多场次；刘军主持和指导参与2011年日照搁浅鲸鱼标本的制作，同年为中央电视台十套《讲述》栏目邀请制作“探秘巨鲸”专题节目。
刘军还先后制作各类水生、陆生、鸟类等动植物标本3000多件，连云港海洋博物馆在开展科技助教中无私捐赠给各中小学校各类珍稀标本1000多件，提供藏品积极支持文博单位社会公益事业，为繁荣文化和教育事业做出无私奉献。在理论研究方面，先后在《中国海洋报》、《中国渔业报》、《水产科学》、《大自然》、《海洋世界》、《生命世界》、《淮海工学院学报》、《苍梧晚报》等报刊上发表“破译古鲸化石生命密码”、“探秘抹香鲸”、“我国大陆海域首次发现的柯氏喙鲸”、“奇异鲨鱼”、“浅议建设江苏省海洋博物馆的现实意义”、“江苏吕泗发现的柯氏喙鲸”、“论连云港地域性重要地质遗产的保护与抢救——以古鲸鱼骨骼化石的发现为视角”、“建设国家鲸鱼博物馆的构想”等学术论文二十多篇。近年来，相关海洋鲸类搁浅事件发生后，作为研究学者常为国内新闻媒体采访和报道。加强与著名科研院所的合作中，2009年连云港海洋博物馆首次发现和馆藏我国海域发现的最大的雄体柯氏喙鲸，得到我国著名鲸豚研究权威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时年82岁高龄王丕烈教授的关心和重视，亲自带领4名研究人员专家团队来连开展为期一周的科学研究；2011年连云港海洋博物馆帮助日照制作布氏鲸标本期间，王教授一行3人专程来日照鉴定该须鲸物种，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严谨治学的高贵作风。连云港海洋博物馆2010年被国家文物总局录入《全国博物馆名录》，连云港海洋博物馆广泛开展标本制作技艺面向社会和学校的无偿教学和传授，为促进动物标本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保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连云港海洋博物馆在开展动物标本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上，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建立档案：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为该动物标本制作技艺非遗项目建立完整的档案，丰富了连云港市非遗项目资料库；
第二、保存资料：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汇编手段，对该动物标本制作技艺项目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撰写《我国野生动物标本制作方法与传承》一书；第三、开展传承：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领域，尤其是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第四、扩大传播：利用节庆活动、展览、观摩、培训、专业性研讨等形式，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宣传，加深公众对该项目的了解和认识，促进社会共识与共享；第五、加强保护：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确保该动物标本制作技艺项目及其智力成果得到保存、传承和发展，保护该项目的传承人和保护单位连云港海洋博物馆对其世代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所享有的权益。第六、结合连云港海洋博物馆的建设，利用技术和资源优势，制作一批极具价值、珍贵的海洋生物标本储备，为服务连云港市文化建设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着眼长远建设江苏省有影响的动物标本制作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逐步建成辐射周边省区的青少年素质教育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
“郑作新谱系动物标本制作技艺”经历三代人的传承和发展，在连云港市逐步发展为应用以剥制技能为基础与现代模型技术及现代鞣制方法交织在一起的、由多学科、多项技术手段组成的综合性的科学技能，改变了传统的剥制标本的概念，赋予其全新的内容。如今，来自于云台山山海资源中的每一件动物标本都是一个生动的载体，承载着该区域丰富的动物个体、群体及其系统发生、发展的信息，这些信息为连云港区域动物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最为直接的实物依据。它们作为自然历史的见证载体，记录着连云港市自然发展史的进步脉络。可以期待，在连云港市生根、开花、结果的“郑作新谱系动物标本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连云港灵山秀水的哺育下，在富于责任的连云港人的继承和开拓中，定将绽放出更加鲜艳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