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通讯欣赏
2008-06-04 18:37阅读：
萧乾通讯两篇
《血红的九月》与《银风筝下的伦敦》赏析
所谓读史使人明智，读史上大家同样也能使人明智，以至于明道。对于名记者研究这门课，我一向认为，我们不应当以研究为目的，一是毕竟现在我们同学还没有到达一个可以蘧然遑论研究的地步，二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我们同学现在不成材的研究工作，实在是不好拿出手，而对前辈们思想路径、写作缘由之类的研究对我们也没有多么大的指导意义。这当然不是说可以不用研究历史，也不是说对于昔日大师我们不必再拜访，相反的，正如古人所说，“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前师之事，后事之师”，昔日前辈作品，我们长读常新，深值得细细品读，以学习并求超越。
所以我写的这些文字，并不为能够为萧乾先生研究做多少贡献，只是为理清楚我们在做新闻，写报道时，能够从前辈那里汲取多少营养而已。如此，则不用战战兢兢恐怕误读了先生的大作。
言归正传，说说《血红的九月》与《银风筝下的伦敦》这两篇写二战中伦敦遭受轰炸的文章。
《血红的九月》写于1940年9月，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已经全面展开，德国开始了对英国的连番空袭，而本篇报道就是描述的空袭中英国伦敦的人事场景。
作者身在伦敦，经历了大轰炸的前前后后，本文属于战地记者对前线的特写式记录，又或者可以称为纪实性报告文学。文章的整体特点是，条理清晰，事情的轻重缓急处理的有条不紊，感染力强而又不落入大声疾呼式的宣传，真实可信地还原了现场，详略得当地叙述了当时的伦敦整体风貌。
《银风筝下的伦敦》写于1940年11月，当时徳机对伦敦的轰炸正处于白热化的时期，全文从一个提问（为什么随着徳机轰炸的加剧，伦敦的人员伤亡反而减少了）入手，向方方面面展开，描绘了伦敦的各个阶层的人们在大轰炸中的言行，构成了一幅坚强不屈抵抗侵略的壮丽画面。
一、两文中对整体与细节的处理都堪称典范。
据《萧乾回忆录》里萧乾自述：“然而我看到的是800万伦敦人在死亡面前的镇定，守秩序，而且依然保持着幽默感。这种民族素质值得报告给也在挨太阳牌敌机狂轰滥炸的重庆同胞。在《伦敦一周间》、《血红的九月》、《矛盾交响曲》以及《银风筝下的伦敦》中，我就用日记、通讯以及散文特写的形式，向国内读者着重报道了一个民族大难面前的精神面貌。”从整体上说，这两篇都是描绘了整个伦敦在徳机轰炸中的表现，从细节来说，就是在轰炸中市民、政府、商家等诸色人等的表现，轰炸的具体描写。整篇文章信息丰富，但又不落于枯燥和单纯铺陈条列。
当前的汶川大地震虽是天灾，但也与人祸有相似之处，同样的不知厄运何时到来，同样的震恸人心，同样的流离失所，政府也是同样的积极救助。但是鲜见目前媒体上有那篇特写像《血红的九月》这样的有条不紊而又内容丰富深刻。
《血红的九月》首先写人类的破坏与建设两种本能在伦敦的展现，然后运用了倒叙、顺叙、插叙等各种叙述手法不拘一格地展开了文章的描写。在文中，作者围绕着大轰炸选取了次晨、轰炸前夕、轰炸当夜等时间点，选取了牛津街、中古僧院等地点，选取了时间弹这一特殊事物分别进行叙述，每段叙述都必有故事，因而并不枯燥，而且在对事件的叙述中，松紧有度，让读者在悲伤中有种超脱的乐观感受。
说是通讯倒不如说是写生更为精确。其实在萧乾的特写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文字写生，而且他的这种写生是不遵循什么章法的，完全是对画面的再现，美的更加美的脱俗，丑的更加丑的邪恶，读文字时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幅的活动着的图画，身临其境，非得这四个字不能表达读者的感受。
譬如“看完戏，在地下车站内候车时，人丛中，一个老太婆正在夸说她飞将军女婿的战迹；扯住她手指的孙少爷不住地用尖声摹仿警报声，尤其那煞尾的悠长叹息，颇得神韵”，简单几笔，候车站的一位普通的旅人的形貌动作马上呈现在了你的眼前。
在《银风筝下的伦敦》一文中这种文字的写生就更为普遍而传神了。譬如这一段对轰炸后伦敦景象的描写：“当伦敦上空在交手时，伦敦地面上，千万机匠把身子半插在地下，耐烦地修整着那些肠肺。兵士们把枪搭起架来，跳进被炸的房舍帮忙拆卸清除——一个需要胆智的活儿。三个月来，伦敦不知扫出几千吨碎玻璃。有巨厦的贵重厚玻璃，有教堂的古老彩色玻璃，也有平民住屋的廉价普通玻璃，真是个大汇合。这些据说如清理重炼，人工需耗甚巨，所以大部分命运是抛弃了。而且眼前玻璃的需求并不太大。许多不需窗展的店铺（如银行）多用木板搪起。牛津街的大百货店，浅黄木板中嵌以一方小小玻璃，像煞我们的宫灯。破房拆下的钢骨是有用的——铸成炸弹还敬柏林。也制成防空壕里用的双层床。”
这种对场景的素描像极了摄影中的特写，而且是诸多的景象堆积在一处，像是用蒙太奇的手法，闪回在一个一个的有代表性的画面之间，又像是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的意象的集合，诸多意象叠锦似的铺陈在一处，有序而耀眼，现场的气氛已不用再形容，早已跃然纸上。
二、对弱者毫不吝啬的同情
常听教导，说是做记者要做社会的良心，虽然只是记录者，但是不能只做毫无思想的传声筒，更不能做趋炎附势，媚俗钻营的御用文人。记者的工作当然要努力地做到公正客观，但是这不妨碍记者同情心的表达，不妨碍记者扶弱的行为。他可以通过他的选点，他的视角，他的分析在文中展现自己的思想。我私下里认为当代社会是很缺少传统中国的扶弱济世的精神的，均产的思想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除旧，市场经济的改革，早已被人摒弃，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也在自由平等独立的口号中消失在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记忆中，于是整个社会在浮躁中前进，但是很少人关心，这种前进是带毒的。
而手中有笔的人，要担当起为社会掌舵的责任。
在萧乾的通讯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如果说《鲁西流民图》中的悲惨基调还是出于对本国同胞的同情，那么《血红的九月》与《银风筝下的伦敦》则完全是对整个人类的怜悯。所以有人说，萧乾的通讯中有宗教情绪在内。
在《银风筝下的伦敦》一文中，有如此描述：“穷人是战争的祭羊，因为他们的住处不近铁道，便靠码头货栈，要不就是工厂。”“炸死还不太惨，惨的是那些遗孤。一个妇人由倒屋下拖出，等知道了她四岁婴孩健在时才咽的气，把悲哀托给了由军队赶到的丈夫。在同时期，他丢了妻子，也丢了爹娘同兄弟，怀抱着那咧嘴哭的孩子。一个刚结婚三周的新娘，一手抓了只老鼠，直直在她被炸的家宅旁站了一天一夜。半疯癫地对那老鼠说：“你一定是他派来的。他埋在哪儿？呵，你会说话有多好！”她的新郎刨出时，样子已吓人了。她也还是埋了四十八小时才被刨出的。但她丈夫刨出时，已无气儿了”。
在通讯中记者可以写出自己的感情，特别是在现场报道中，我特别不能理解有人严格主张的新闻客观，诚然，新闻消息和一般通讯中是要讲究客观的，否则就没有了新闻信息的可信性，但是在涉及每一个人的情感的现场报道中，我觉得不能够严格要求记者像录音机或者摄像机那样工作，毕竟，这种毫无疑义的情感抒发只要是一正常的人就不会错的，而记者也是现场的感受者。
在灾难报道中我们应该学习萧乾先生的做法，毫不掩饰自己悲惜的感情。当然，记者的任务是报道现状，所以也不能像作家那样大段地抒发感情，而是应该用事实表达情感。
三、通讯中的文学因素和美学因素
特写又被称为纪实性报告文学，这就决定了它的文学性，而对人事的特写有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作者的审美情趣。在萧乾的特写中，随处可见文学性的描述，作者在朴实的叙述中展现给读者一个有一个富有美感的场景。大概是萧乾本身的思想性吧，他的特写中总是透露着一种对生命对家国人生的深刻思考，文章中不时地表现出浓郁的哲思来。
看这段对银风筝的描写：“我管叫银风筝，因为它们不但有风筝的庄严，飘逸，而且在秋风中也一样弹出铮铮响声。逢运气，黄昏时也许在什么空场上，看到一个徐徐下降。这些巨象偶尔也会如星球般逾出轨迹”，美感如此强烈以至于让人不敢相信这是新闻稿件。再看这段对照明弹和高射炮的描写：“地上一把粉红的光亮，到黑空就是朵橘黄的花。照明弹这时愈降愈低，也愈暗了，终缩成如刚熄的烛捻；随后又一阵光亮，这回花是开在地上了，而且带着巨猛的爆炸。再一刻，地平上烘起微紫的光来，一撮红的火焰随之由地上腾起，火越腾越高，而左近新的火苗又冒了出来。”简直就是文学的构思！
文学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美学性则增添了文章的深刻性。文章中，作者不止一次地对社会人生进行思考，基于生命的美学韵味弥漫在文本之中。譬如作者不时地发出如“这个世界，东保西保，可是谁也保不了自己的险！”的感叹，又如作者在《血红的九月》中描述的看话剧《雷岩》的场景，透露着对现实的强烈愤慨，在人性与暴行之间，人性的美彰显着炫目的光辉，这种光辉在对整个英格兰民族的描述中，一直贯穿着始终。
报道的文学性不仅表现在对景物描写上，更多地还表现在叙事的方式，场景的安排上。场景的转换，故事的叙事方式的转变，常常是出人意料而又十分自然的。譬如《血红的九月》中从中古僧院转到轰炸当夜，再转到牛津街，《银风筝下的伦敦》中各类人物的轮番上阵，都是如此地衔接得当。
在读萧乾先生的作品时，你不会因为是写的灾难而有不忍卒读的感觉，因为在他的文章中，纵然是千钧一发的灾难里，也会有对人性的崇高的赞美，也会让读者看到希望，也会给读者一条明路。在《血红的九月》中，如此紧迫的灾难中也会有对人性的美的方面的描写，比如在躲弹时也会有“有一晚我们就真把它当成除夕，我们大开起音乐会。“我们”是指一个学法律的印度青年，一个皇家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意思是女生，）一个匈牙利女孩，三个中国人。死亡在窗外咆哮时，印度女孩正唱着弄蛇曲，继以之匈女的饮酒歌。另一位中国朋友蜷在楼角，膝盖上一具打字机，在打遗嘱。”的场景描写。在《银风筝下的伦敦》中，写人们用德军的宣传单募捐，写废墟中挖出的女孩的礼貌，写酒徒模拟警报声等等故事，很好地表现了英格兰民族在大难袭来时的精神面貌。
四、忙里偷闲，善用对比，对背景介绍的详略得当
萧乾先生的特写，首先让我感触很深的是文中那种不紧不慢，有序有力的叙述方式。仿佛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给人慌乱不堪的感觉，除非真的需要。在叙述一些重大事件时又能在叙述中仿佛不经意间带出事件的背景来，而这背景又绝对和现实的情况形成对比，文章充满了张力。
比如《血红的九月》中，在屠杀前夜那样极具戏剧性的时候，作者却不紧不慢地叙述话剧《雷岩》的故事情节，而这故事情节又和现实切切实实地产生强烈的对比，而且看话剧也是屠杀发生的背景中不可或缺的情节。
在写牛津街的厄运时，作者先是花了大量的笔墨写了牛津街昔日的繁华，而且还不厌其详地描绘牛津街的变化，然后才是寥寥几笔对牛津街遭轰炸的惨状的描写。在这种布局下，我们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了侵略者的可耻，战争的残酷。仿佛忙里偷闲般地，作者还提到了自己和牛津街有关的趣事，而这种安排不但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也更加让人为牛津街的被破坏而惋惜。
《银风筝下的伦敦》中，在写灾难的同时也写出了伦敦的种种趣事来，写出了伦敦的“笑”，这些都构成了与轰炸的强烈对比。
鉴于此，也许我们在报道地震灾害时，可以不仅写灾民的艰难痛苦，我们还可以写多个方面的对比，可以写希望的所在。
大师文章，虽一篇新闻稿，都可以成传世之作，甚至成为信史被后世采用，我们在做新闻时，也应当把它当作对历史的书写，保持一份敬畏心，一份责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