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麟
在变法问题上,每当有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王就愤愤不平:“你们就是因为没有读书的缘故啊!”参知政事赵抃笑道:“这话不对,上古皋陶、夔、后稷和契的时代,有什么书可以读呢?”王安石沉默不语,懒得和这帮书呆子理论。但他认识到,要力排众议推行变法,必须统一思想——不换脑子就换人。
统一思想,先从“洗脑”入手。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改革科举,免去科举考试中诗赋与明经等科,专以经义、策论选拔进士。诗赋与明经是唐代以来的考试科目,但在王看来,诗赋不过是文学的雕虫小技,明经更是死记硬背,都不如讲求天下正理的经义、策论来得实在。
熙宁八年,王安石颁布新版教科书“三经新义”。这是他主导重新训释的《诗经》、《尚书》、《周礼》三部经典,其中《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托古改制的变法理论根据。从此,读书人只求背熟“三经新义”,不再诵读原典,也不独立思考。虽然王安石晚年也认识到教育改革的弊端,叹息道:“本来想将学究变为秀才,哪知将秀才变成了学究”,但这种钳制思想的科举制,却影响至今。
“换脑子”功效毕竟来得慢,“换人”的功效却立竿见影。
王安石首先相中的变法先锋是吕惠卿。吕是福建人,其思想与王安石惊人一致。王安石向神宗推荐:“能够将先王之道活学活用的,只有他了”。吕惠卿于是被安排到负责变法的条例司委以重任,王安石事无大小,都要与吕惠卿商量,重要的变法文件都由他草拟。时人以王安石为孔子,以吕惠卿为颜回,恰比师徒情深。不久,王安石又推荐吕惠卿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将其安插入御前讲席队伍,防止有人在神宗面前对变法说三道四。
吕惠卿之外,王安石提拔的新干部还有章惇、曾布、韩绛和邓绾等人。有大批“自己人”帮衬,推行新法如鱼得水。每当王安石奏事,韩绛就说:“臣见王安石所说特别恰当可用,陛下应该省察”。如果有人非议新法,曾布就站出来力挺王安石,坚定神宗的意志。二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时人说韩绛是“传法沙门”,吕惠卿是“护法善神”。
朝野上下的投机者看准变法派得势,纷纷上书支持变法,很快得到提拔,以至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选拔不限资格履历,朝堂上挤满了黝黑的新面孔。有伶人做戏嘲之,故意骑毛驴要登上朝堂台阶,遇卫士阻拦,伶人
在变法问题上,每当有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王就愤愤不平:“你们就是因为没有读书的缘故啊!”参知政事赵抃笑道:“这话不对,上古皋陶、夔、后稷和契的时代,有什么书可以读呢?”王安石沉默不语,懒得和这帮书呆子理论。但他认识到,要力排众议推行变法,必须统一思想——不换脑子就换人。
统一思想,先从“洗脑”入手。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改革科举,免去科举考试中诗赋与明经等科,专以经义、策论选拔进士。诗赋与明经是唐代以来的考试科目,但在王看来,诗赋不过是文学的雕虫小技,明经更是死记硬背,都不如讲求天下正理的经义、策论来得实在。
熙宁八年,王安石颁布新版教科书“三经新义”。这是他主导重新训释的《诗经》、《尚书》、《周礼》三部经典,其中《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托古改制的变法理论根据。从此,读书人只求背熟“三经新义”,不再诵读原典,也不独立思考。虽然王安石晚年也认识到教育改革的弊端,叹息道:“本来想将学究变为秀才,哪知将秀才变成了学究”,但这种钳制思想的科举制,却影响至今。
“换脑子”功效毕竟来得慢,“换人”的功效却立竿见影。
王安石首先相中的变法先锋是吕惠卿。吕是福建人,其思想与王安石惊人一致。王安石向神宗推荐:“能够将先王之道活学活用的,只有他了”。吕惠卿于是被安排到负责变法的条例司委以重任,王安石事无大小,都要与吕惠卿商量,重要的变法文件都由他草拟。时人以王安石为孔子,以吕惠卿为颜回,恰比师徒情深。不久,王安石又推荐吕惠卿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将其安插入御前讲席队伍,防止有人在神宗面前对变法说三道四。
吕惠卿之外,王安石提拔的新干部还有章惇、曾布、韩绛和邓绾等人。有大批“自己人”帮衬,推行新法如鱼得水。每当王安石奏事,韩绛就说:“臣见王安石所说特别恰当可用,陛下应该省察”。如果有人非议新法,曾布就站出来力挺王安石,坚定神宗的意志。二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时人说韩绛是“传法沙门”,吕惠卿是“护法善神”。
朝野上下的投机者看准变法派得势,纷纷上书支持变法,很快得到提拔,以至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选拔不限资格履历,朝堂上挤满了黝黑的新面孔。有伶人做戏嘲之,故意骑毛驴要登上朝堂台阶,遇卫士阻拦,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