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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四库全书提要·侯鲭录》虽肯定《侯鲭录》“颇为精赡”，但对《辨传奇莺莺事》仍然持批评的态度，文云：
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虽也赞同“自寓”之说，但他在评论王性之其人时则云“斯人在宋未尝以博洽知名，且徒得赝书之诋”，“徒能空言，未竟行事”，其著“大都小说家流”，所以只能“漫录其说，以验后之君子”。而刘克庄《后村集》、陶宗仪《辍耕录》、瞿佑《归田诗话》、近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等均赞同“张生即元稹自寓”之说，但都是赞同前人结论的简单表态，没有举出他们的新证据。
《微之年谱》所言是否确凿是否可信，我们应作一番认真的考证。据《莺莺传》故事情节，蒲军因浑瑊病卒而大掠，张生救护崔氏全家，《莺莺传》文云：
而《旧唐书·德宗纪》贞元十五年文云：
据此可知《莺莺传》故事发生在贞元十五年（799）十二月，而张生年龄为二十三岁。张生救护崔莺莺一家之后，郑氏为答谢张生的救命之恩宴请张生，崔莺莺奉母命出拜张生，张生问崔莺莺年纪，郑氏代为回答，《莺莺传》文云：
贞元庚辰是贞元十六年（800），日历已从己卯贞元十五年翻到庚辰贞元十六年了，这时张生的年龄也应从“二十三岁”长成二十四岁了。故事开始张生的年龄为二十三岁，《太平广记》开头即有“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云云；《辨<传奇>莺莺事》、《微之年谱》为证实“张生即元稹自寓”的假设，不得不削足适履，强行改“二十三”岁作“二十二”岁，但不见他们列举版本根据。据上引《旧唐书·德宗纪》，浑瑊死去和杜确平定蒲州之乱的事情都发生在贞元十五年十二月。而据上引《莺莺传》，崔母郑氏感张生救护之恩设宴招待张生，时当已从贞元己卯十五年十二月延至贞元庚辰十六年初春，故传文中崔母有“终于贞元庚辰”的话。其时张生已二十四岁，即使按王性之赵令畤的说法，亦应二十三岁，但王与赵两位竟然有本事让张生过年不增岁，把贞元庚辰十六年（800）时的张生仍算作二十二岁，故意与生于大历十四年（779）的元稹同岁，为“张生即元稹自寓”活生生制造了第二条根据。《侯鲭录》卷五又云：
我们不得不说《侯鲭录》所云似乎他根本没有好好看过元稹的《莺莺传》（亦名《传奇》），或者说他为了求证自己的论点得以成立，故意混淆是非有意误导读者。上引《莺莺传》已明确张生在蒲州兵乱之时，亦即己卯贞元十五年“年二十三”，“至贞元庚辰”应是二十四岁，怎么张生会与“《传奇》言生年二十二”的说法相符合呢？而且即使按照己卯贞元十五年张生“年二十二”的王性之版本，“至贞元庚辰”张生也应是二十三岁了，怎么还是“生年二十二”呢？
关于元稹结婚时间，元稹《同州刺史谢上表》、白居易《元稹墓志》、两《唐书·元稹传》均云：元稹年二十四，吏部乙科登第，授校书郎；韩愈《元君妻韦氏墓志》云：“夫人于仆射为季女，爱之，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秘书省中。”“自寓说”者根据以上资料并不确切的说法，错误地认为元稹结婚当在他任职校书郎之后，亦即二十四岁时——即贞元十八年。其实白居易《养竹记》、徐松《登科纪考》之《凡例》有说明，文云：
而《登科纪考》“贞元十九年”“拔萃科”登第名单为：
如果再加上在“博学宏词科”登第的吕炅、王起，正好是八人，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诗云：
据此可知，元稹和白居易吏部乙科考试“考核资叙”在贞元十八年冬天，考试登第已至十九年春天，接着授职校书郎，是后才与韦氏成婚；元稹与韦丛结婚的时间肯定在贞元十九年春天以后，而不是贞元十八年。
《年谱》的用意十分清楚，即元稹的生平与传文中张生的行踪完全一致，因此《莺莺传》中的张生就是其作者元稹自寓。我们应该指出：“青山”，当为“青衫”较为合适。而据冀勤先生点校的《元稹集》④，各本《赠别杨员外巨源》诗均作“西河县”。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西河县在汾州。《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元和八年，在元稹初仕西河县后不久，可以信从。河中府有河西县而无西河县，西河县并不在传文中张生冶游的蒲州。还应指出，断言“小年”即是“二十一二岁”时亦显属武断。杜甫《醉歌行（别从侄勤落第归）》云：“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小年能缀文……只今年才十六七，射策君门期第一。”可见杜甫诗中的“小年”是“十六七”岁时。元稹有诗《酬郑从事四年九月望海亭见寄》，云：“忆年十五学构厦，有意盖覆天下穷。”联系上述资料，所述应是元稹初仕汾州之情景，与传文中张生冶游蒲州的地点年岁并不相同，说详拙稿《再论元稹非张生自寓》，拜请参阅。我们以为，“自寓说”者的第四个根据也是站不住脚的。
《年谱》除列举这一条《莺莺传》中张生的行踪外，并没有列举其他根据。而《莺莺传》中张生是虚构的艺术形象还是历史人物元稹的自寓尚待证明，《年谱》在无其他历史资料主证的情况下，举尚待证明之张生行踪作为描写作家元稹生平的证据，显然是欠妥的。而我们以为，杨巨源的《崔娘诗》与张生是否就是元稹自寓的论点没有任何关联。
此话并不尽然，文学作品中“委屈详尽”的虚构故事比比皆是，自述时寥寥数语者更不少见。如以“委屈详尽”作为标准即是作者自寓的理由来推理，那末是否可以说“为人叙事”同为“委屈详尽”之《枕中记》、《李娃传》，它们的主人公卢生与荥阳生即是其作者沈既济和白行简之自寓呢？这样的推理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也是让读者无法接受的。
首先应指出上面引自《侯鲭录》的诗篇即元稹江陵时诗《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的诗句以及注文，不过引诗中误“街”为“阶”，注文中衍一“事”字，其他悉同。而元稹《莺莺传》作于贞元十八年九月⑤，而元稹与白居易“始相识”于两人同登吏部乙科第后，即贞元十九年春。传文中的崔张故事起贞元十五年十二月，止十八年夏秋，亦即元稹白居易相识之前，白居易又怎么会知道呢？且杨巨源李绅于崔张故事均有诗歌涉及，又怎么能说只有白居易一个人，亦即“时惟乐天知此”呢？显然元稹在诗中说的是发生在元稹白居易相识之后、当时只有白居易一人知道、杨巨源李绅并不知情、与崔张故事并不相干的诗人自己的艳遇。既然如此，又怎么能举此佐证张生即元稹自寓呢？
又如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文云：
由此可见“自寓说”者所引《春词》等诗其真伪莫辨所属未定，它们本来也许可以作为“自寓说”的旁证。在“自寓说”者所列主要根据一一被推翻之后，它们也就失去了旁证和参考的作用。
有人据此而抨击元稹为张生——亦即为自己始乱终弃的不道德行为辩护。根据元稹在《莺莺传》中对崔氏的同情以及其记述友人李绅“卓然称异”和杨巨源对莺莺深表同情的《崔娘诗》来看，我们以为元稹的原意是针对“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而来，呼吁知道此事悲剧结局的人就不要再去做非礼私通遗患他人的不道德之事；既已做了，就不应迷惑于或者说是借口于尤物妖人女祸亡国的谬论，善始善终白头到老。作为此说的一个旁证是：在元稹的其他作品中，这种同情妇女的态度也屡有所见：年轻的织女在沉重赋税的逼迫下终身不敢婚嫁，造成了“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⑦的惨疼结局。统治者为满足自己的私欲，抢夺上万民女入宫，葬送她们一生的幸福：“良人顾妾心死别，小女呼爷血垂泪。”⑧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⑨从这一幅幅凄惨的图画里，可见元稹为织女、民妇、宫女呼喊不平的感情。在诗人的个人生活中，他为元配韦丛的病故、小妾安氏的早逝留下了流传古今的《遣悲怀三首》、《六年春遣怀八首》、《葬安氏志》等尽人皆知的悼念诗文。对继配裴淑也有《听妻弹别鹤操》、《瘴塞》《黄草峡听柔之琴二首》等诗抒发夫妻间的挚爱之情。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妇女的不幸，感叹她们的薄命，这是元稹前后如一的态度，指责元稹为张生遗弃莺莺辩护是没有道理的。从他生平思想看，元稹并不赞同张生“尤物妖人”、“忍情”之类的陈腐观念，更谈不上以张生自寓了。
【注释】
《四库全书提要·侯鲭录》虽肯定《侯鲭录》“颇为精赡”，但对《辨传奇莺莺事》仍然持批评的态度，文云：
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虽也赞同“自寓”之说，但他在评论王性之其人时则云“斯人在宋未尝以博洽知名，且徒得赝书之诋”，“徒能空言，未竟行事”，其著“大都小说家流”，所以只能“漫录其说，以验后之君子”。而刘克庄《后村集》、陶宗仪《辍耕录》、瞿佑《归田诗话》、近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等均赞同“张生即元稹自寓”之说，但都是赞同前人结论的简单表态，没有举出他们的新证据。
《微之年谱》所言是否确凿是否可信，我们应作一番认真的考证。据《莺莺传》故事情节，蒲军因浑瑊病卒而大掠，张生救护崔氏全家，《莺莺传》文云：
而《旧唐书·德宗纪》贞元十五年文云：
据此可知《莺莺传》故事发生在贞元十五年（799）十二月，而张生年龄为二十三岁。张生救护崔莺莺一家之后，郑氏为答谢张生的救命之恩宴请张生，崔莺莺奉母命出拜张生，张生问崔莺莺年纪，郑氏代为回答，《莺莺传》文云：
贞元庚辰是贞元十六年（800），日历已从己卯贞元十五年翻到庚辰贞元十六年了，这时张生的年龄也应从“二十三岁”长成二十四岁了。故事开始张生的年龄为二十三岁，《太平广记》开头即有“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云云；《辨<传奇>莺莺事》、《微之年谱》为证实“张生即元稹自寓”的假设，不得不削足适履，强行改“二十三”岁作“二十二”岁，但不见他们列举版本根据。据上引《旧唐书·德宗纪》，浑瑊死去和杜确平定蒲州之乱的事情都发生在贞元十五年十二月。而据上引《莺莺传》，崔母郑氏感张生救护之恩设宴招待张生，时当已从贞元己卯十五年十二月延至贞元庚辰十六年初春，故传文中崔母有“终于贞元庚辰”的话。其时张生已二十四岁，即使按王性之赵令畤的说法，亦应二十三岁，但王与赵两位竟然有本事让张生过年不增岁，把贞元庚辰十六年（800）时的张生仍算作二十二岁，故意与生于大历十四年（779）的元稹同岁，为“张生即元稹自寓”活生生制造了第二条根据。《侯鲭录》卷五又云：
我们不得不说《侯鲭录》所云似乎他根本没有好好看过元稹的《莺莺传》（亦名《传奇》），或者说他为了求证自己的论点得以成立，故意混淆是非有意误导读者。上引《莺莺传》已明确张生在蒲州兵乱之时，亦即己卯贞元十五年“年二十三”，“至贞元庚辰”应是二十四岁，怎么张生会与“《传奇》言生年二十二”的说法相符合呢？而且即使按照己卯贞元十五年张生“年二十二”的王性之版本，“至贞元庚辰”张生也应是二十三岁了，怎么还是“生年二十二”呢？
关于元稹结婚时间，元稹《同州刺史谢上表》、白居易《元稹墓志》、两《唐书·元稹传》均云：元稹年二十四，吏部乙科登第，授校书郎；韩愈《元君妻韦氏墓志》云：“夫人于仆射为季女，爱之，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秘书省中。”“自寓说”者根据以上资料并不确切的说法，错误地认为元稹结婚当在他任职校书郎之后，亦即二十四岁时——即贞元十八年。其实白居易《养竹记》、徐松《登科纪考》之《凡例》有说明，文云：
而《登科纪考》“贞元十九年”“拔萃科”登第名单为：
如果再加上在“博学宏词科”登第的吕炅、王起，正好是八人，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诗云：
据此可知，元稹和白居易吏部乙科考试“考核资叙”在贞元十八年冬天，考试登第已至十九年春天，接着授职校书郎，是后才与韦氏成婚；元稹与韦丛结婚的时间肯定在贞元十九年春天以后，而不是贞元十八年。
《年谱》的用意十分清楚，即元稹的生平与传文中张生的行踪完全一致，因此《莺莺传》中的张生就是其作者元稹自寓。我们应该指出：“青山”，当为“青衫”较为合适。而据冀勤先生点校的《元稹集》④，各本《赠别杨员外巨源》诗均作“西河县”。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西河县在汾州。《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元和八年，在元稹初仕西河县后不久，可以信从。河中府有河西县而无西河县，西河县并不在传文中张生冶游的蒲州。还应指出，断言“小年”即是“二十一二岁”时亦显属武断。杜甫《醉歌行（别从侄勤落第归）》云：“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小年能缀文……只今年才十六七，射策君门期第一。”可见杜甫诗中的“小年”是“十六七”岁时。元稹有诗《酬郑从事四年九月望海亭见寄》，云：“忆年十五学构厦，有意盖覆天下穷。”联系上述资料，所述应是元稹初仕汾州之情景，与传文中张生冶游蒲州的地点年岁并不相同，说详拙稿《再论元稹非张生自寓》，拜请参阅。我们以为，“自寓说”者的第四个根据也是站不住脚的。
《年谱》除列举这一条《莺莺传》中张生的行踪外，并没有列举其他根据。而《莺莺传》中张生是虚构的艺术形象还是历史人物元稹的自寓尚待证明，《年谱》在无其他历史资料主证的情况下，举尚待证明之张生行踪作为描写作家元稹生平的证据，显然是欠妥的。而我们以为，杨巨源的《崔娘诗》与张生是否就是元稹自寓的论点没有任何关联。
此话并不尽然，文学作品中“委屈详尽”的虚构故事比比皆是，自述时寥寥数语者更不少见。如以“委屈详尽”作为标准即是作者自寓的理由来推理，那末是否可以说“为人叙事”同为“委屈详尽”之《枕中记》、《李娃传》，它们的主人公卢生与荥阳生即是其作者沈既济和白行简之自寓呢？这样的推理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也是让读者无法接受的。
首先应指出上面引自《侯鲭录》的诗篇即元稹江陵时诗《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的诗句以及注文，不过引诗中误“街”为“阶”，注文中衍一“事”字，其他悉同。而元稹《莺莺传》作于贞元十八年九月⑤，而元稹与白居易“始相识”于两人同登吏部乙科第后，即贞元十九年春。传文中的崔张故事起贞元十五年十二月，止十八年夏秋，亦即元稹白居易相识之前，白居易又怎么会知道呢？且杨巨源李绅于崔张故事均有诗歌涉及，又怎么能说只有白居易一个人，亦即“时惟乐天知此”呢？显然元稹在诗中说的是发生在元稹白居易相识之后、当时只有白居易一人知道、杨巨源李绅并不知情、与崔张故事并不相干的诗人自己的艳遇。既然如此，又怎么能举此佐证张生即元稹自寓呢？
又如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文云：
由此可见“自寓说”者所引《春词》等诗其真伪莫辨所属未定，它们本来也许可以作为“自寓说”的旁证。在“自寓说”者所列主要根据一一被推翻之后，它们也就失去了旁证和参考的作用。
有人据此而抨击元稹为张生——亦即为自己始乱终弃的不道德行为辩护。根据元稹在《莺莺传》中对崔氏的同情以及其记述友人李绅“卓然称异”和杨巨源对莺莺深表同情的《崔娘诗》来看，我们以为元稹的原意是针对“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而来，呼吁知道此事悲剧结局的人就不要再去做非礼私通遗患他人的不道德之事；既已做了，就不应迷惑于或者说是借口于尤物妖人女祸亡国的谬论，善始善终白头到老。作为此说的一个旁证是：在元稹的其他作品中，这种同情妇女的态度也屡有所见：年轻的织女在沉重赋税的逼迫下终身不敢婚嫁，造成了“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⑦的惨疼结局。统治者为满足自己的私欲，抢夺上万民女入宫，葬送她们一生的幸福：“良人顾妾心死别，小女呼爷血垂泪。”⑧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⑨从这一幅幅凄惨的图画里，可见元稹为织女、民妇、宫女呼喊不平的感情。在诗人的个人生活中，他为元配韦丛的病故、小妾安氏的早逝留下了流传古今的《遣悲怀三首》、《六年春遣怀八首》、《葬安氏志》等尽人皆知的悼念诗文。对继配裴淑也有《听妻弹别鹤操》、《瘴塞》《黄草峡听柔之琴二首》等诗抒发夫妻间的挚爱之情。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妇女的不幸，感叹她们的薄命，这是元稹前后如一的态度，指责元稹为张生遗弃莺莺辩护是没有道理的。从他生平思想看，元稹并不赞同张生“尤物妖人”、“忍情”之类的陈腐观念，更谈不上以张生自寓了。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