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居高的关键是成本的累高，而形成房价的初始成本是土地成本，所以，在土地公开招牌挂制度下完成土地摘牌，按既定的以容积率为最主要指标的规划设计条件而获得的开发用地，最直接的成本关联因素就是容积率，即所谓的摊楼面地价。
且不说土地招牌挂制度的设计是否完善，但从招牌挂的执行程序层面上看，应该说是公开、公正、公平的，维系在《中标通知书》和《履约保证书》之间的合同主体，一端是代表政府公权的土地管理部门，一端是追逐商业利益的摘牌开发商，一经摘牌，将意味着双方约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关系成立，神圣且不容动摇。
至于竞价过程中出手阔绰的开发商摘得土地后如何运作，完全是房企内部预先测算和自主经营的事，赔赚人家自己消化，与他人无关，就像夜市里倒卖服装的商贩，如果因自己看走眼抓错了货而造成积压和亏本，你不能找批发商退钱一样，这是大商之道也是小贩的街巷规则。
可眼下在个别城市有一种情况时有发生，即楼市出现危机，地方政府却免征地价地为开发商调高容积率，变相地降低楼面地价，擅自篡改了在土地摘牌过程中业已达成的合约关系。不妨，我们拉宽视角，从六个角度审视这种做法的行政依据和法律界限。
一、从国有资产角度看，土地交易是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而土地出让金的收益无疑是国有资产，如果说擅自调高容积率而不补缴地价款，不但是对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关系的蔑视，甚至是权力人无视法律大笔一挥使国有资产流失，不但越界而且涉嫌违法。
二、从公共利益角度看，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益的一部分，属于地方财政收入，而这笔收入属于全社会或整个城市的公共财富，擅自免征，不但戕害了大多数社会公众的感情，也损失了民众的公共利益，不但越界而且涉嫌违法。
三、从审批执行环节看，地方政府能否对各家房企，在调高容积率的幅度、数额和涉及面等方面做到一碗水端平，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如果说在曾经土地摘牌时形成的成交价格是公平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