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而说：“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什么苦乐的分别：……眼前所遇到的都是苦；过去、未来的回想和希望却都是快乐。”总之，她的人生哲学就是“要把眼前的事情看开”。许地山在这里有意无意地把宗教的某些思想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和人生态度。宗教信仰使得惜官能够承受苦难，甚至进而消解苦难。
1922发表的《缀网劳蛛》描写的是马来半岛的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尚洁的故事。尚洁是一个慈爱的、逆来顺受的、一切顺从上天安排的虔诚的基督徒。她有着一颗仁义博爱的心，救治了一个受伤的盗贼，却遭到丈夫的误会和虐待，被撵到土华岛。她并不辨明，也不怨恨，只求自己的为人处事“对得住天上的星辰和地上的蝼蚁”在岛上，她毫无怨言，孤单单一个人过着清苦的日子。她并不消沉，相反她安闲宁静，泰然处之。她的处世哲学是，人就如缀网的劳蛛一样：'我像蜘蛛，命运就像我的网'，'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终于，她的丈夫终被感化，把尚洁接回了家中。尚洁具有佛陀般的慈悲、基督式的博爱、道家样的泰坦，她以善行搭救受伤的盗贼，以苦刑对待丈夫的妒嫉、从而最终成为男性“凶”、“鄙”、“妒”的恶世界的道德的救赎者。这里有所谓的“女性道德拯救”的含义
[3]。
尚洁的形象有点冷酷和理想化，但从她的命来看，她就像一只蜘蛛，在大自然中结下自己的网，这张网却就主宰了她的一切。“网”总会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弄破，但她并不因为而终止劳作的步伐，她无言无怨地承受网破的痛苦，不停地补缀，甚至重结……
《缀网劳蛛》借尚洁之口，也说出了许地山的人生哲学：
“就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风，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它第一次纺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到多远，可是等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它的网便成了。”
“他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一旦破了，它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
许地山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圣女”的味道。像惜官和尚洁这洋，她们具有慈爱清明的胸襟和品质，更具有超越男性的对自然与人生意义的领悟力。实际上，许地山也探讨了'五四'以后的数年间的小说中经常遇见的的一些社会人生问题。他以消极的玄虚的宗教思想来辅助这种社会人生的探讨，但在探讨的过程中又曲折地表达了对社会的批判、对被损害者的同情和对人生的执着。
许地山借《商人妇》、《缀网劳蛛》来表达妇女的苦难遭遇，同时宣扬了另一种对待苦难的方式，一种只管织网而不论网破的宗教人生观和伦理观。惜官和尚洁地位卑微、心境平和，她们在对社会消极退让了以后，却仍执著对待人生，保持着一种带有苦涩味道的韧力。
许氏的这两篇小说应了佛教的“众生皆苦”、基督教的苦难意识和道教的顺应命运的自然发展。别林斯基说过，不幸和苦难是人生最好的一所大学。苦难可以净化人生。文学展现人生苦难及其人对于苦难的态度，主要有宗教和哲学的两种态度
[4]。宗教对人生苦难的态度是“回避”，及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对人生苦难的超脱。
佛典《广弘明集.道安二教论》云：“经曰，也有三报，一者现报，二者生报，三者来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苦勒即此身受。生报者，次身便受。后报者，或二或三生，百千万生，然后仍受。”佛教的“苦谛”之说，伊将人生的苦难描绘得维妙维肖，并道出人生的本质在于苦多乐少，要超脱人生苦难，就只能心归佛祖。基督教的“原罪”说，更强化了人间的苦难性。在这种与生俱来的人生苦难面前，认识无法抗拒的，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把灵魂交给上帝，信奉上帝：
Now the message that we have heart from his Son and announce is
this: God is light, and there is no darkness at all in him. If then
,we say that we have fellowship with him, yet at the same time live
in the darkness, we are lying both in our words and in our actions.
But if we live in the light __just as he is in the light__ then we
have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blood of Jesus his Son
,purifies us from every sin.
（现在我们要把从上帝的儿子所听到的信息传给你们：上帝是光，他完全没有黑暗。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跟他有团契，却仍然生活在黑暗中，我们就是撒谎，行为不合真理。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在光明中，正如上帝生活在光明中，我们彼此有团契，而他的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5]）
宗教的这种“回避”更多的是妥协退让，并未解决人生的苦难，最后达到的只是“超脱”境界。在这个现实世界是不太可能的，这也是许氏两个人物形象塑造的不足之处。
哲学将人生置于“死亡”的链条上进行思考，真正目的是要探讨“生”的价值和意义。人生就永远只能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是人的两种最后成分“死、欲望，既给予了人对生命、人生的冥想。
[6]”
许氏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做了哲学探索。
二、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
（1）反抗婚姻的女性
在旧社会婚姻就是妇女的全部命运。许地山通过命命鸟》、《换巢鸾凤》和《枯杨生花》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妇女的不同命运。
这三位女性反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命命鸟》中的敏明是以死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现世的不满。《换巢鸾凤》中的和鸾的反抗方式又有别于敏明，因为死亡也不能解决她的爱情问题。她直接听从情人祖凤的话私奔！《枯杨生花》中的云姑，又有别于敏明、和鸾。她显得主动且有勇气！她的丈夫死时，她不过二十岁；虽有了孩子，也难以守住。日日和所恋的人相见……
在《命命鸟》中,许地山并没有详细地写敏明的心理活动。作者受佛教经义的影响，他让敏明“第二天早晨，她到镜台梳洗，从镜里瞧见她满面都是鲜红色，不觉得笑起来。……”在梦境中看破尘世儿女之情的虚伪和易变，想到人生的彼岸寻觅一方净土。她和加陵为了摆脱这一切尘世间的纷扰。最终选择的归宿是从容携手共涉湖水，“走进水里，好像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无一点畏缩”。死亡和殉情，在这对恋人看来，有一种超尘脱俗的魅力。这既是揭露了封建家庭扼杀青年爱情的罪恶，也写出了青年女性的叛逆反抗及他们的人生态度。
应该说他们的爱的形式是世俗的，但也同样有苦闷、愁绪，或是难以解脱的烦恼；面对家庭和爱情，面对生与死，他们也犹豫、彷徨过。
用许地山的话来说，这就是命，人生在世，痛苦和灾难总是徘徊在人左右，伴随着人的一生。那么，如何才能超越这种苦难，达到快乐的彼岸呢？最终敏明说明了一切，她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死亡表示了他们对这个苦难世界的超越和反抗！
“死”这种形式当然是极端的，但也不失为一种人生的选择。在苦难面前，这一对年轻人选择了毁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毁灭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反抗，尽管这种毁灭充满了对彼岸世界的玄想，但这种无言的抗争在当时对于封建的教义却不失为一种反驳。
《换巢鸾凤》中的女主人公和鸾毕竟是贵家闺秀,劝说祖凤投军,参加革命党的义举,以某正途荣显.参加辛亥革命以后,民军解放,祖凤只好重新上山，开始了他绑架官员,劫掠富商的生涯。前来围剿他们的却依然是那位追求过和鸾的贵介子弟所率的军队。在这种传奇和曲折的爱情故事之间，我们依然可以或隐约地窥见辛亥革命以后贵者自贵，囚徒依然为寇的换汤不换药的社会实质。
而和鸾这个小女子的反抗方式又有别于敏明。她不选择死亡，因为死亡也不能解决她的爱情问题。当父母要撮合她和启祯成亲，她一百个不愿意。她很纯洁地爱上一个社会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当祖凤用自杀来威胁和鸾和他一起逃跑。她心软，没再多考虑就马上回家换鞋换衣服……
出了城门，要上山坡，她止住祖凤说:“我错了。我不应当跟你出来。我须得回去。”
“我宁愿回去受死，不愿往前走了。我实在害怕得很，你快送我回去罢。”显然，她只是为了爱情逃离老家庭。在她的脑门里再也没有其它的想法了。她后来听说要改朝换代，便哭起来，担心见不着父母。祖凤哄她捧她，她又不想家了。其实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小女子很柔弱！但是她实际上做出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反抗封建家庭！这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敏明相比，和鸾显得温和理性一些。弯而不折，其实也是人生选择的上策。每个人只活一次，死亡意味着断绝与世界交流。自杀就是自己剥夺自己的生存权。
相比之下《枯杨生花》中的云姑就显得主动有勇气。她儿时的恋人日辉，上学必经村尾。云姑家在村尾，晚上她坐在家门口流泪，一见到日辉，心里顿然安慰。女人的眼泪是最有杀伤力的。很多男人一看到女人流泪，心就啪嗒地软下来……
云姑的大胆主动，恐怕是敏明、和鸾所不能比的。当然作者也设计了一个情节来增强云姑的机灵和大胆……
当村里的坏子弟臭狗想占她便宜，抱住她时,她说：“臭狗，为什么把人抱住？”
“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已经留了他，何妨再留我？”
云姑急起来，要嚷。臭狗说：“你一嚷，我就去把日辉就出来对质……”
云姑很聪明，用极甜的话向着他：“你要，总得人家愿意；人家若不愿意，就许你抱到明天，那有什么用处？你放我下来，等我进去把孩子挪过一边……”云姑一进门，就把门掩起来，骂臭狗：“不要脸！你这个臭狗，真臭得比死狗还臭。”
面对无赖，云姑大胆聪明。丈夫死后，她孤独寂寞，又倍受凌辱，但她并没有选择死亡。她喜欢日辉，很直接地就对日辉提出要求。她很坦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欲望。云谷这个女性更能代表很多女性的内心世界。
综上所述，敏明（1912年）、和鸾（1921）、云姑（1924年），这三位女性的精神面貌是完全不同的。1923年至1926年许地山留学美国和英国，继续钻研宗教学，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许地山笔下的女性形象由以死抗争现实，转到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与社会现实抗争，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2）争取独立生存权的女性
《女儿心》创作于1933年，《春桃》创作于1934年。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是“不闹兵，便闹贼；不闹贼，便闹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政治上实施封建法西斯主义的高压政策，经济上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四大家族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与此同时，日寇的铁蹄已从东北渐渐踏入华北，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女儿心》女主人公麟趾由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沦落为家破人亡的孤女。靠着自己的机灵和勇敢，她逃了出来，带着父亲的两支断指，四处逃亡。她相信母亲的话，找个有神仙的地方，他们一家人就可以团圆了。尽管她在后来历经磨难，被强盗掠走，被卖艺人卖掉，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生活目标，也正是这个目标支撑着她闯过了种种磨难，顽强地活了下来。
麟趾形象对敏明、惜官、尚洁的超越在于她并不是顺其自然地活着，不是让命运拖着走，而在于她始终有一个生活的目标，并为了这个目标不断地进行抗争。而《春桃》中的女主人公春桃比麟趾更有生活的坚定信念！
《春桃》中的女主人公春桃由一个风衣足食、养尊处优的财主小姐沦落成一个难民，在孤苦无助的逃难和处处碰壁的求生经历中，深深体味到生存的艰辛和苦涩，但她并没有屈服，而是演绎了一曲不屈的人生之歌！
《春桃》是作者的后期作品，它以很强的现实性改变了作者早期作品充满异国情调、宗教色彩的倾向。
小说写了主人公春桃在一次战乱后的遭遇。在新婚之日，春桃遭遇了兵匪之劫，与丈夫失散，流落到了北平。她不愿给满身骚味的洋人当佣妇，以捡纸为业，并与萍水相逢的难友刘向高建立起了真正的感情，两人同居，过着朴陋却又平等相待的生活。但就在这时她的前夫李茂出现了，两条腿残废，而且已沦为乞丐……
生活的风雨已把春桃锻炼成一个颇有见地的女强人，她再也不是四五年前任由父亲包办婚姻的娇弱女子了。面对两条腿残废了的李茂，她毫不犹豫地把他带回家。当李茂问她是否一人居住时，她“毫不迟疑”地答：“还有一个伙计”。这足以说明春桃的抗争意识。生活教会了春桃，只有靠自己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不是父母，不是丈夫，更不是什么婚姻爱情。她不依赖任何人任何事，什么“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如果没有生存的可能，一切都是扯谈。
面对刘向高的感情，春桃也是毫不避讳，坦言相告，让李茂明白，自己对他有义而无情，心里真正爱的是向高：“我们两人，可以说不分彼此，勉强能度过日子。”“是，我们同住在这炕上睡。”“我们同住了这些年，要说恩爱，自然是对你薄很多。”“这几年我和他就同两口子一样活着，样样顺心，事事如意；要他走，也怪舍不得。”这些反映出春桃已在人生的苦难中觉醒，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这一点是多么可贵！
当李茂和刘向高都在心里打着鼓，无法排解“二男一女同睡一铺炕”的尴尬时，春桃心里已另有了主意，她决定“咱们三人开公司。”在她看来，身处乱世，生存是第一位，什么爱情、婚姻、名分要从属于生活，“生活的发展是她所注意的，爱情的发展只能在盲闷的心境中沸腾而已。只有独立的生活，才有独立的人。从春桃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依自己的能力而生活的”劳动妇女最宝贵的性格。
应该说，春桃是一个在命运恶浪的播弄面前稳健地驾驶着人生之舟的强者，她朴实、宽厚，具有东方女性沉着厚重、坚韧务实的美德，在生活的磨难面前，'她不是个弱者，不打骂人，也不受人打骂'；她勤劳、顽强、富有义气、敢作敢当，无论对以前的丈夫还是后来的爱人，她的出发点都不是封建的婚姻观念，也不是怜悯，而是出自内心的正直、善良和对同一命运的人相濡以沫的关怀，她乐观地对待人生的难题：'苦也得想法生活，在阎罗殿前，难道就瞧不见笑脸？'她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命运，'我是我自己的'、'咱们的事，谁也管不了'，体现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春桃形象的塑造，又使许地山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反抗意识达到最强烈的程度。她是许地山小说中第一个真正把自己当作人的劳动妇女形象。她的遭遇并不比敏明等人好多少，但显著不同的是，这个捡垃圾的女人在努力积极地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她凭着自己坚定的生存意志，向生活挑战，一本正经地补缀生活这张破网。
（3）反抗社会意识的知识女性
应该说许地山有反抗社会的思想意识，但由于他个人生活的局限性，他只能通过人物的语言说教式地表达思想认识。人物形象不饱满，他的这类小说比较单一，影响力也不大。
《无忧花》的女主人公叫黄家兰，但她偏要译成英国的音译，叫加多怜伊罗。为了恢复她的都市生活，她毅然离开她的丈夫。这显示出她的西方个人主义色彩。她把她父亲留下的旧房子修改成中西混合的形式。
当李妈（是她父亲用过的人）问她要把神主搬到哪儿时，她说爱搬到哪儿就搬到哪儿，现在不兴拜祖先了，那是迷信。你拿到厨房当劈柴烧了罢。应该说黄家兰彻头彻尾地反中国迷信了！从她房间的布置看，她像一个饥饿的孩子一样极力地吸收西方的文化。代表当时很多进步积极分子的精神面貌。
黄家兰涂脂抹粉时，功夫之长令人咂舌。对于女人的打扮她又有她的独到之见。她对李妈说：“你们看得不顺眼吗?这也不稀奇。你们晓得现在娘们都可以跟爷们一样，在外头做买卖，做官和做事；如果打扮不好，人家一看就讨嫌，什么事都做不成。”很显然，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了黄家兰的心。
对于婚姻，黄家兰也有自己的见解，
“至于社会有什么可怕的？社会很有力量，像一个勇士一样。可是这勇士是瞎的，只要你不走到他跟前，使他摸着你，他看不见你，也不会伤害你。我们离开中国就是了。”
她欺骗丈夫，很果敢地和情人出国度假，特税局出现侵吞案……
人物思想意识基本上是通过语言说出来，显得很“教化”。人物形象有肉无血。
《东野先生》中志能的形象又比上文提到的黄家兰要丰满一些，她有心理矛盾的剧烈冲突，能够吸引读者的眼光，但是因为许地山个人的宗教因素。只能后来四去，丈夫原谅了她的不忠。
从另一个方面讲，志能的家庭观是中国当时很多小资产阶级妇女的观念。她认为“一个家庭若没有了女主人，还配称为家庭么？”家庭是一个女人生命的重心。志能始终有一种道德在约束她。她在拒绝卓先生时说：“你的生活理想是为了享乐，我的是为了做人。做人便是牺牲自己的一切去为别人；若是自己的能力薄弱，就用全力去帮助那能力坚强的人们。我觉得我应当帮助梦鹿，所以宁把你的情牺牲了。我现在才理会在世上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事，便是同情。我现在若是离开梦鹿，他的生活一定要毁了，延禧也不能好好地受教育了。从前我所看的人是自己；现在我已开了眼，见到别人了。”
志能的变化和《缀网劳蛛》的丈夫的变化很相似，她的丈夫东野梦鹿是她的道德拯救者。小说的基督教色彩在此是显而易见的。
三、总结
许地山受到佛教“人生本苦”、“苦乐随缘”思想的影响，又从基督教中吸取了“宽恕”、“博爱”的精神。他笔下的女性没有一个不是在坎坷中承担着人生的苦难，再从佛家的内省达到心灵的澄澈，最后以基督的博爱宽恕了那些曾给自己带来不幸的人们。惜官和尚洁受尽的丈夫的虐待，但她们忍受着，一个“顺”字，从头到尾。最后并没有怨恨自己的丈夫，而是容忍了他们曾经的罪恶。另一方面许地山又扬弃了佛教的“色空”观念，大胆地赞颂世俗真诚执着的情爱，他甚至宣称：“我相信我是有情人，虽不能知道爱情底神秘，却愿多多地描写爱情生活。我立愿尽此生，能写一篇，便写百、千、亿、万篇。
[7]”《命命鸟》中的加林与敏明为了抗拒世俗的阻挠双双殉情。《换巢鸾凤》中的和鸾放弃知事千金的尊贵，与刑满释放的衙役祖凤相恋。《枯杨生花》中的云姑与昔日的恋人日晖邂逅后重温旧情。《春桃》、李茂和刘向高超越了世俗观念，构筑起“一女二夫”的情感世界。
许地山笔下的主人公或为情死，或为情生，或为情苦，世俗的爱情早已超越了神圣的佛家教义。
黄家兰、志能等女性形象有别于前面提到的与苦难反抗的女性。她们过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脑子里装的西洋的“文明”，感情与婚姻产生矛盾。黄家兰与情人逃走，志能拒绝与情人交往，改做贤妻良母。女性的这种生活态度，在现代社会很普遍。
许地山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并未考虑到女性的独立社会话语问题。他可能就是无意识的地写出来，通过观察他的写作背景及时间顺序，结果发现许氏能够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解救方案。可能许地山也发现了当时的女性问题，他也是接受了西方民主的人，他的自由观念渗透了他的很多作品。尤其值得提的是春桃形象的塑造，应该说是当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例。
参考书目
[1] 张从容：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一九九四年第六期 第四十六页
[2] 黄刚：《清华讲堂》清华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版 第一百二十六页
[3] 葛红兵：《吴中学刊》（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五年 第二期 第三十九页
[4] 黄健、王东莉：《文学与人生》浙江大学出版社二零零四年 第一版第一百六十三页
[5] NEW TESTAMENT，Hong Kong : Hong Kong Bible
Society,1986 ,
p614
[6] 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
一九八二年第一版，第四百五十二页
参考文献
1．许地山《缀网劳蛛》《无法投递之邮件》商务印书馆 一九二五年 第一版
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第一版
3．邹平《阅读女人》 学林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 第一版
4．俞汝捷《小说24美》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第一版
5．林绿《地山选集》 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一九八零年 第一版
6.罗风亭《许地山选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 第一版
7．[瑞士]H.奥特《不可言说的言说》 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二零零二年 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