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大有贾占新，川大有周鼎！
2014-12-26 21:57阅读：
贾占新，河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教授《中国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自1991年至今从教23年，依然是受学生们尊敬和欢迎的讲师，2010年网络投选最受欢迎的“教授”（学问胜过博士后）！
穿西装的贾老师
他穿一身整洁的西装，他写一笔隽秀的板书，这位目光常常流向窗外，笑容可掬的老师正站在三尺讲台上，和台下几十名学生，正确的说是和几十个生命个体进行着思想的交流。在这个四四方方的空间里，仿佛没有呆滞的肉体，只有无数碰撞在一起的鲜活思想。教室，不再狭小，却是一个没有边际的宇宙。这位身材并不高大却广博、却洞悉万物的老师就是政法学院的贾占新老师。
教哲学的贾老师
贾老师目前在我校政法学院教授中国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两门课程。每每他的课堂都座无虚席，不少外专业学生都慕名前去蹭课，就算是本班的学生去的晚了也可能会遭遇没有位置的尴尬境遇。对于许多同学来说，逃一次贾老师的课，就是白白丢掉了一次与老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错过了一次洗礼精神的机会。曾有学生如此描述，“贾老师用他的一切，震撼了我的一生”，如此高的评价对于任何一位教师，都是难得的殊荣。
贾老师在做一件传授智慧的事情。他从不批评学生，当谈到大学时，贾老师说：“大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培养智慧。智慧是对人本身的认识，是一个人最大的修养。”老师通过研读经典，形成自己的见识，通过讲解经典培养学生的智慧，对学生们进行真正思想的传授，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哲学本身是一种生存的智慧，知识与智慧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分。知识可以靠自学，“知识与体验生命相比微不足道”。贾老师会把自己的哲学理论融进授课内容里，“生命形而上学理论”、“三重结构论”、“致虚论”等，他独创的哲学“法门”，被同学们视为课堂上的精华。他从不小看每一位学生，和学生进行平等的交流。也许正是这样一位广博、慈爱的老师才能触碰年轻学子们的心。于是，他征服了课堂上的每一个人。
贾
老师在做一件把哲学生活化的事情。贾老师在而立之年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哲学。“作为一名老师，首先要对自己教授的课程有深入的研究，要在自己的领域有一定的造诣；其次，要用一定的技巧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哲学上有许多抽象的理论，如果单单讲理论就会把学生讲得云里雾里。把抽象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把高深的东西变成我们身边的东西。贾老师讲课几乎不看教案，却在言谈举止中透露着自信。他所做的就是通过言语让普普通通的45分钟变得厚重，但仅是这样已是不易之举。在一位河大校友的博客上，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贾老师给他们上课时，突然说，这学期的课结束了，学生们一下子就愣住了，愣了挺长的时间，有一位学生还哭了”。
有人说贾老师是一位谦恭儒雅的哲学家，有人说贾老师是一位偶像级的大学教师，有人说贾老师的一位很有风范的知识分子。而贾老师自己却说“我只是个教书人”。从1991年来到河北大学任教至今，他已经在讲台上站了22年。二十多年的光景，数不清他教过的学生有多少，更数不清有多少学生因为受到了贾老师的启蒙而对生命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说，“教师，是一份非常严肃的事业。”因为站在那三尺讲台上，他才熠熠生辉。
在贾老师眼中教师是非常严肃的，他对待自己的工作极为认真。贾老师上课时总身穿西装，衣领和袖口处都看得见妥帖的熨脚；他遇到问题时会一丝不苟地钻研，能好几个月每天都想同一个问题，直到想通；他会认真地阅读学生们的读书笔记，写的批注有时比学生的笔记还要多；他家里收藏了十四五架的书，约有两万册，二三十年积累的知识、见闻成就了贾老师的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问功底。他也鼓励同学读一流的书籍，说：“要读一流的书，大量读书。读不懂不重要，重要的是去读。”
这样一位严谨又负责的老师，其实也不乏可爱之处。
贾老师唯一带过的班级是96级哲学系。他曾经在班级里普及西装，鼓励所有的男同学穿西装，“20来岁的年轻人穿着西装显得精神、漂亮。”他也会带领全班同学在90年代那个古朴的河大校园里跳舞，当年的地下舞池里常常会有一个瘦小的年轻教师带头，带领一群英姿焕发、朝气蓬勃的学生们欢乐起舞。他还发动过“换桌运动”，让班级里的每一位男生和每一位女生都有成为同桌的机会，这一创举让原本羞羞答答、稚气未退的班集体变得开朗活泼起来。
同学们眼中这位平易近人、谦谦君子的师者却说自己有点内向。贾老师坦言，到现在他还叫不上一些同院老师的名字。教好课，读好书，过自己理想的生活，贾老师已经是自由的。他说如果非要换一个职业的话，他愿意当一名出租车司机，不受人限制。追求自由的性格，不看重闲名的品质成就了贾老师的豁达潇洒。然而，在这样一位师者的背后，他的爱人为家庭默默付出了很多。贾老师没有鼓励学生效仿他的生活，但他的一言一行却给了河大学子们太多的启迪。
周鼎，周鼎，男，1975年生，四川崇州人，博士（导师陈廷湘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四川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四川大学首届“我最喜爱的十大老师”之一。
“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四川大学教师周鼎的“自白书”在网上火了。周鼎表示他将退出公选课教学，“不再自取其辱”。
周鼎是一个好老师，2014年，他曾获川大第六届本科教学优秀奖“二等奖”。他深受全校学生欢迎，选课人数差不多能把系统给搞崩溃掉。他还荣获“四川大学2014年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该奖旨在“鼓励长期承担本科教学工作、学生评价优秀的教师”。可是，就是这样一名优秀的教师，在晋升职称时却落败，原因在于没有达到科研、论文的硬指标——迄今只写了一本半书、发表了四五篇论文。其获得的教学荣誉反而有一种羞辱的意味——你看，上课上得好怎么样？
这样的故事在高校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教学再好，在大学里都是“虚的”，学校可以给你各种教学荣誉“虚名”，但在职称评审、考核中，科研、论文才是硬的，教学只是“工作量”要求，你花三周准备3学时的课，和走上讲坛给学生照本宣科，以及他人请人替自己给学生上3学时课，在学校的评价体系中，都只是3学时的课。而职称才决定你在大学里的生存和发展。
我不想再谈如此考核、评价教师，会对高校的发展带来多么严重的负面影响，或者呼吁高校应该调整评价体系，对教师实行分类评价等，而是想分析，为何这一问题早在10多年前，就已引起社会舆论关注，要求高校重视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可至今却没有看到高校有调整的迹象。
根本原因在于，今天的高校完全实行计划办学，而非开放办学，社会公众的质疑，甚至受教育者的抱怨，都无法影响高校的办学战略——高校办学只对行政计划的主导者负责，而不是对教育和受教育者负责。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提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可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却是在行政主导和计划体制框架之下进行。显著的特点是，学校如何进行办学，由行政部门(教育部门和学校行政)决策，进而对教师如何进行考核、评价，也是由行政部门制定指标。而且，行政部门设置了制度，限制受教育者对学校选择的权利，在报考大学时，无法充分选择大学，进入大学之后，如果对大学办学不满意，也不能选择放弃申请转学，除非退学再去参加高考。
这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行政部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老师有意见，不是问题，只要上级主管部门认为学校办学政绩显著即可——而今天在所有行政领导眼里，学校最重要的政绩就是论文、成果；学生有意见，更没有问题，学生再怎么不满，也得承受，否则怎么拿到学位？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放弃教育和学术追求，就按行政下达的指标，去搞课题、经费，而学生也只有忍受越来越低的大学教育质量——清华还有少数学生站出来为老师请命，大多数高校的学生，只是发出一声叹息。
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开放办学制度。首先，学校的重大办学战略，不能仅由政府部门和学校行政决策，而应该广泛听取与学校办学相关的群体的意见，公办大学尤其如此，其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纳税人的钱，以及受教育者的学费。发达国家的现代大学，首先实行理事会治理，学校应该办成怎样的学校，是把经费投向科研，还是重点投向教学，都由大学理事会决策，这样的办学战略决策，就让大学的办学，符合社会对大学的期待，而不是随意由行政领导决定把大学办成怎样。我国没有这样的决策机制，纵使舆论有再多质疑，但却反馈不到办学中。另外，由于缺乏合理的办学决策机制，大学的自主权和舆论的监督，也时常混淆。
其次，学校和受教育者，应该双向选择，不能对受教育者的入学、培养、学位授予，实行计划管理，以此限制受教育者对学校的选择。我国大学之所以可以不重视人才培养，是因为，不管教学搞得如何，学生为获得一张国家文凭，也得忍受，既然教学维持较低水平也相安无事，那么何苦花精力搞教学，还不如搞科研既有名又有利？可以说，如果不给受教育者选择权，我国大学就不可能真正重视受教育者的权利，进而也就不会真花精力投入搞好教学。给公众学校办学战略决策的参与权，给受教育者选择权，我国的大学，才能从计划办学走向开放办学，从重视行政政绩、围绕行政指标而办学转为真正重视教育而办学。
